中国画的诗性精神

文/庄毓聪

　　“诗画同源”乃中国画理论中重要美学概念。诗画结合久为历代文人所论证推崇。

　　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言:“书画异名而同体”；北宋孔武仲《东坡居土画怪石赋》：“文者无形之画，画者有形之文，二者异迹而同趣”；清冯应榴《苏文忠公诗合注》：“少陵翰墨无形画，韩干丹青不语诗”。“书为骨、墨为韵、诗为魂”于当今中国画理论与创作中渐得之共识，诗之于画乃至画中诗境，唯内溯二者之渊源，方可证本相，窥端倪，探骊珠。

　　王国维所言：“夫境界之呈于吾心，而见于外物者”。有境界便成高格。外界境物有会于心者,或画或诗，皆丰富想象与情志之寄托矣。

　　画者笔墨，诗以言辞。节奏韵律，乃追灵韵空间，风神秘妙，体式虽别，道心惟一。

　　南宗画创始人王维乃唐代神韵派大诗人，有诗佛之称。东坡曰：“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

　　中国画之美学风范与中国诗一脉相通。画之风神、气脉气韵、品类格调若：雄浑、高古、劲健、豪放、典雅、超逸等等，《二十四诗品》皆笼之而无遗一。

　　分解中国诗之创作体式，亦可一一印照中国画之元素。中国诗“格律声韵”之于中国画“笔法墨法”、中国画“笔墨功力”之于中国诗“炼字造语”；中国诗“起承转合”之于中国画“阴阳取势”，乃至禁忌避讳，二者皆有融通。

　　诗境、画境融通、渗透之妙趣，可相互转换再创造，非艺术造诣精深者不可为之。如顾恺之作《洛神赋图》、陆俨少作《李白诗意图》、关山月作**词意《沁园春·雪》。再者，白石老人90高龄时，据老舍要求作《蛙声十里出山泉》诗意图。画面一泓溪水从山涧乱石中奔泻而出，水里几只蝌蚪游动，高处耸立远山数笔，意境深远。以“远山”写“十里”，以“蝌蚪”写“蛙声”，以“视觉”写“听觉”，以“画境”写“诗意”，大而化之，诚不缪也。

　　中国画重意境，意到笔不到，画有尽意无穷。题诗加跋，含意丰赡，独具形式美意趣感。又谓画面之补充阐发，衬诗情，增厚度，深意境、拔格调，拓精神，导观者入胜。

　　以画写诗，诗文能补中国画之未言，故文人画家多有诗名，画者能诗，诗者亦能画。古代无需赘语，近现代如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潘天寿等，皆有诗才。

　　中国诗济助于中国画创作颇具现实意义。李苦禅曾道：“要以诗词歌赋的胸襟去作画。”、“文人画高就高在以诗作画，以文采领画。”题画诗固然乃画境意蕴之暗示挖掘与延展，诗境之艺术体验更具深层价值。

　　较之中国画笔墨表现，中国诗以语言为载体，更具活性，易脱离时间、打破空间、直至本心艺术感悟与体验。中国诗之传世佳作琳琅满目，心性美学容量极大，借鉴推及，可为中国画创作之灵感与精神源泉。

　　中国画、中国诗之源，乃传统文脉之审美内核，乃国学美学之境界，贵以心悟，不可力得。二者珠联玉映，相得益彰，以“载道”、以“言志”。是谓画者可无诗技，不可无诗心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