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文化是长江三角洲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支考古学文化，它因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遗址的发现而命名。良渚文化经由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逐渐达到长江三角洲地区乃至中国史前文明的顶峰。良渚文化与同期其他区域考古学文化相比，在社会结构、礼仪制度、手工技艺等方面都显示出强大的文化实力。

　　考古研究显示，良渚社会已经形成了金字塔型的社会分层结构。良渚文化先民拥有高超的手工艺技术水平，规整的陶器和精美的玉器是其主要代表。其中，雕琢精巧的玉器，反映了史前文化手工艺技术的巅峰。良渚文化的玉器种类繁多，有象征身份、财富或作为仪仗的琮、璧、钺等，也有作为装饰品的手镯和各种佩饰等;玉器的表面往往雕刻有精细的纹饰。这些玉器的神秘纹饰组合，反映了良渚社会中弥漫着宗教神权的气氛。数量众多的玉器集中于少数墓葬，以及大型建筑群的发现，反映了社会财富和权力集中的事实。特别是2007年良渚遗址群确认发现了面积达290万平方米的良渚古城，它为重新认识良渚文化的社会发展进程以及良渚文化在中华文明起源中的地位和意义，提供了全新的资料。

　　然而，良渚文化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发达的良渚文明未能继续发展、延续，而是与世界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许多古代文明一样，衰落并消失了。良渚文化之后的广富林文化、马桥文化与前者相比，明显处于文化发展的低潮。良渚文明的兴衰说明文化发展的进程并不是单线条直线进化的模式。消失的良渚文明，以自身的消亡警醒着后人：文明是脆弱的，并非永恒的。

　　如何理解良渚文明的兴衰过程，一直是中国考古学研究中的主要内容之一。以往已有很多学着从良渚社会组织形式、宗教神权的发展、对外关系等多种角度，对良渚文明进行了深入探讨。随着环境考古学在中国的迅速开展，越来越多的学者从环境的角度探讨良渚文明兴衰过程的重要意义，一些地理学者从过去全球变化的角度也参与到讨论中，从而开拓了良渚文化的研究视野。

　　借用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对于环境考古学的阐述，可以帮助我们深入理解从环境视角研究良渚文化的必要性。他曾说：“一部史前史，既是人类社会发展史、文化史，又是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历史，这种性质决定它必须是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成果，不仅需要吸收人类学、民族学的研究成果，还要借助地质学、古生物学以及许多自然科学或新技术手段。环境考古学是一门新产生的交叉学科，它的任务不是单纯研究自然界的进化，而是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改造自然的同时也在破坏自然。从刀耕火种起就在破坏生态平衡，随着征服自然能力的增强，对自然的破坏也越加剧，同时，自然给予人类的报复也越加沉重。直到20世纪末人们才认识到生态危机已威胁到人类的生存，需要重建人同自然界的协调关系。环境考古的目的就在于从历史角度阐述人类依附于自然、利用自然、保护自然、最终回归自然的辩证关系。”

　　(据陈杰《良渚文化的古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