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兰、竹、菊，号称“四君子”，是中国人感物喻志的象征，也是历代咏物诗和文人画中最常见的题材，文人墨客无不醉心于此。为什么“梅兰竹菊”能成为中国文人最爱画的题材?为何“四君子”能成为中国所独有的绘画题材?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郎绍君在《中国历代梅兰竹菊精品集》的序言中给予了解答。

　　在诗史上，给自然花草以寓意(比兴)至少成熟于《诗经》，稍晚的《楚辞》就已有了以香草比喻美人(和高尚人格)的名句。

　　在画史上，以自然图像作类似的托寓约成熟于宋代。而将梅、兰、竹、菊比作“四君子”，则已是明代的事了。万历年间，黄凤池辑《梅竹兰菊四谱》，陈继儒称为“四君”，后又称之为“四君子”。“君子”乃儒家经典中具有理想人格的人，把梅兰竹菊尊为“君子”，在画家是“君子依仁游艺”，在作品是善、美结合，远绍古代“比德”的艺术传统。

　　士大夫喜画四君子，首先是因为它们与“文”(文化、文学及其历史传统)的关系密切。在古代文献、诗、词和士人生活中出现梅兰竹菊，可谓久矣。《易·系辞上》：“同心之言，其奥如兰”;《诗经·卫风·淇奥》：“瞻彼淇奥，绿竹猗猗”;《离骚》：“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陶潜《归去来辞》：“三径就荒，松菊犹存”;颜延之《阳给事诔》：“如彼竹柏，负雪怀霜”;以及“竹林七贤”、“梅妻鹤子”等等的人物故事，“梅兄”、“菊友”之类的雅称，“梅风”(早春的风)、“兰日”(春日)、“菊花节”(重阳节)等等的节令别称……真是不胜枚举。

　　士夫文人有自觉的文化观念和历史意识，喜欢给自己的生活和语言披上“文”的色彩，图画不能尽意，就题诗作跋，加盖印章。欣赏熔诗书画印为一炉的四君子画，也需要综合性的观照。

　　流传至今的古代四君子画，大都是明清人作品。明清文人艺术家多，花鸟写意盛行，画梅兰竹菊不仅普及到一般文人士夫，甚至渗入到民间艺术中。四君子画更加讲究笔墨、画法、意境和风格，出现许多杰出画家和杰出作品。

　　四君子画历千年而不衰，是世界艺术史上不多见的现象。之所以如此，我想有如下原因：一是中国文明尤其是中国绘画艺术，不仅历史久远，而且具有极强的继承性、稳定性和同化力——它能够吸收与同化外来艺术而不会被外来艺术所同化和泯灭。

　　二是四君子画作为艺术美的形态，总是和中国人的善的观念、对善的向往联系着，表现着中国哲学对真善的人性——人格尊严、气节、刚正不阿、忠诚于一种信仰和信念、洁身幽独、不畏强暴、虚心不傲等等的基本态度;人类社会不论怎么变化，都是要坚守这些基本人性和伦理价值的。

　　三是四君子画作为自然美的再现与表现，反映着人对自然世界的依恋和审美态度，人类征服自然但不能须臾脱离自然，无论作为物质生活来源还是精神托寓对象，人只有与自然保持某种和谐关系才会有生存的可能与生存的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