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说中国》是首部以古诗及注论形式总结和致敬中华民族众多圣贤豪杰的著作，是为了能够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用古诗概括、歌咏中华民族历代圣贤的生平事迹及其精神风貌，融文史哲于一体，显精气神于一言，唯愿广大青少年通过诵读后烙印于心，得圣贤精神滋养、贯通中华文脉、鼓舞华夏儿女大步前行，慎终追远以继往开来，与古今贤哲一道，为推动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力量。此诗由国画家孙持雄绘制《浩气长存于少保》诗意图，本文选自廖彬宇先生《诗说中国——中国精神之礼义三百图》，全书384篇内容将陆续发布，每幅图之命名均为相关成语。

​庚寅岁过西湖怀于谦（一）

文章气节绝非轻，宇宙谁能立大名？

代代相传垂道统，生生不息致承平。

诗人心意通天意，仁者深情感世情。

遥忆岳于双少保，西湖道上泪如倾。

庚寅岁过西湖怀于谦（二）

儒者精神赖继承，义言一出即金声。

满腔热血报家国，两袖清风显至诚。

倾尽毕生之性命，成全万世以光明。

丈夫虽死犹荣耀，四海流传千古情。

黄德劲先生诗评：

彬宇先生怀于谦七律，以忠肃公于少保为核心意象，通过四组严密对仗（文章与宇宙、代代与生生、诗人与仁者、岳于与西湖），构建起历史评判的坐标系。用典上融合显性（岳于并称）与隐性（“道统”暗含韩愈《原道》），以虚写实，音韵悠长，若西湖烟波袅袅，忠魂万古不朽。此种“以一人观照文明”的书写范式，让整首诗既是个体悼亡的讴歌，更是民族精神的史诗性呈现。

于谦（1398年5月13日——1457年2月16日），字廷益，号节庵，浙江杭州府钱塘县（今杭州市上城区）人。明朝政治家、军事家、民族英雄。聪颖好学，胸怀大志，正直洁净，一尘不染，《明史》言“忠心义烈，与日月争光”，终含冤遇害。后追谥“肃愍”，改谥“忠肃”。与岳飞、张煌言并称“西湖三杰”。“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一语，代代传颂。清代著名诗人袁枚在拜谒岳飞和于谦之墓后，留下了“赖有岳于双少保，人间始觉重西湖”的赞叹。

谨依彬宇先生诗意，以“文章气节”“西湖泪倾”简析之。

文章气节

“文章气节绝非轻，宇宙谁能立大名。”首联气势非凡，“文章”与“气节”的并置打破传统文武分立的思维定式，“绝”字强化判断力度，“非轻”则运用否定句式逆向加强肯定，奠定了全诗的庄重基调。后一句以宇宙为时空坐标，以反问句式强化唯一性，一语将个人功业提升至文明存续的高度。

时空张力

于谦生即不凡，多有传说。《明史》：于谦，字廷益，钱塘人。生七岁，有僧奇之曰：“他日救时宰相也。”举永乐十九年进士。

于谦少年时期即刻苦读书，志向高远。七岁时，有个和尚惊奇于他的相貌，说：“这是将来拯救时局的宰相。”八岁时，他穿着红衣服骑马玩耍，邻家老者觉得有趣，出联戏言：“红孩儿，骑黑马游街。”于谦应声而答：“赤帝子，斩白蛇当道。”对仗工整，气象非凡。

于谦一生都在家里恭恭敬敬地供奉文天祥的遗像和牌位，如同供奉自祖先。据传于谦出生前的晚上，父亲于仁做了一个梦，梦见有绯袍金幞的神仙对他说：我感动于你们于家对我的供奉，也感动于你们于家一门忠义，所以我文天祥打算转世投胎，来做你们于家的子嗣。于仁醒来不久，于谦就出生了。于仁因此给孩子起名 “谦”，“以志梦中逊谢之意”。 意即对于文丞相的盛意，一直心怀感恩，受之不安。

于谦少年聪明颖悟，勤奋好学，胸怀大志。永乐十九年中进士。其文才堪称明代士大夫典范，尤其文学创作与政治实践形成独特的互文关系，相得益彰，比翼双飞， 展现出了“铁血丹心化锦绣”的艺术境界。如广为人知的两首诗：

石灰吟

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

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咏煤炭

凿开混沌得乌金， 藏蓄阳和意最深。

爝火燃回春浩浩， 洪炉照破夜沉沉。

鼎彝元赖生成力， 铁石犹存死后心。

但愿苍生俱饱暖， 不辞辛苦出山林。

此两首诗，皆是以物咏志的巅峰之作，是于谦毕生的追求和写照。那就是忠诚清白，不避千难万险，勇于自我牺牲，为民族、为人民利益，甘愿赴汤蹈火，付出热血。

谦性故刚，遇事有不如意，辄拊膺叹曰：“此一腔热血，意洒何地！”（《明史》）

性格刚直的他，必然常有碰壁。每当此时，他便会抚胸而叹：这一腔热血，真不知道要洒在哪里！他还有一首《北风吹》：

北风吹，吹我庭前柏树枝。

树坚不怕风吹动，节操棱棱还自持。

冰霜历尽心不移，况复阳和景渐宜。

闲花野草尚葳蕤，风吹柏枝将何为？

北风吹，能几时？

“树坚不怕风吹动，节操棱棱还自持。冰霜历尽心不移……”岂非于谦一生之自况也？这种以生命铸就的文学，其实早已超越技巧层面，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图谱。

宣德元年（1426），汉王朱高煦在乐安州起兵谋叛，于谦随明宣宗朱瞻基亲征。于谦被任命为御史，待朱高煦出降，宣宗让于谦数落他的罪行。

扈跸乐安，高煦出降，帝命谦口数其罪。谦正词崭崭，声色震厉。高煦伏地战栗，称万死。帝大悦。（《明史》）

朱高煦被义正辞严的于谦骂得抬不起头来，趴在地上瑟瑟发抖，自称罪该万死。宣宗大悦。随后派于谦巡按江西，平反数百起冤狱。 于谦上书奏报陕西各处官校骚扰百姓，诏令派御史逮捕他们。宣宗知道于谦可以承担重任，亲手写了于谦的名字交给吏部，越级提升为兵部右侍郎，巡抚河南、山西。于谦恩威并施，德泽远布，太行山的盗贼因此不敢露面。

正统年初，杨士奇、杨荣、杨溥主持内阁朝政，都很重视于谦。但“三杨”去世之后，便完全变天了。因为大太监王振开始掌权，作威作福，肆无忌惮。百官大臣争相献金求媚，能献白银千两，始得款待酒食，醉饱而归。于谦坚决不干，每次进京奏事，从不带任何礼品。有人劝他，他不以为然，甩甩袖子说：“只有清风。”因写《入京》以明志：

绢帕蘑菇及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

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

于谦因此被陷害，将他投到司法部门判处死刑，关在狱中三个月。百姓听说之后，人神共愤，联名上书。王振被迫把于谦放出来，降职为大理寺少卿，随后又将他囚禁在山西。“山西、河南吏民伏阙上书，请留谦者以千数，周、晋诸王亦言之，乃复命谦巡抚。”山西、河南的官吏和百姓包括周王晋王等藩王上书，于谦才又被任命为巡抚。正统十三年（1448），于谦被召回京，任兵部左侍郎。

第二年七月，蒙古瓦剌部首领也先大举进犯中原。王振怂恿明英宗亲征，于谦和兵部尚书邝埜极力劝谏，可惜明英宗不听。终于酿成“土木堡之变”，英宗被俘。

此时郕王监国，令群臣讨论作战和防守方略。侍讲徐珵（即徐有贞）说星象有变化，应当迁都南京。于谦厉声说：

“言南迁者，可斩也。京师天下根本，一动则大事去矣，独不见宋南渡事乎！”

于谦力主抗战而非南迁。吏部尚书王直、内阁学士陈循等爱国官员也支持他。郕王肯定了他的说法，定下了防守的决策。敌寇将至，太子年幼，忠臣请皇太后立郕王为皇帝，郕王再三推辞。于谦大声说：“臣等诚忧国家，非为私计。”郕王于是受命。九月，郕王即帝位为代宗，于谦对慨然泣奏:“防御之事，臣以身家性命来抵挡，不行则请治臣罪!”

于谦深知瓦剌早晚会进攻北京，提高北京的应战能力，加强北部的全线防御力度，迫在眉睫，因此调兵遣将，不遗余力地建立起了北京防御圈。他夜宿“直庐”(相当于今值班室)，绝少回家，累得旧疾复发，咳痰不止。代宗闻知，亲自到万岁山伐竹沥水给他治病。有人因此妒嫉，觉得皇帝过分宠爱于谦，太监兴安为之辩白道:“为国分忧，像于公这样的还有第二个吗？”

于谦带领士卒，多次击败了也先的进攻和阴谋。有一次，也先挟持英宗朱祁镇至德胜门外土城，要求朝廷派大臣出迎。代宗朱祁钰怀疑其中有诈，遂临时升通政司左参议王复为右通政使、中书舍人赵荣为太常寺少卿，派他们出城朝见朱祁镇，并送去羊酒等物。也先认为王复、赵荣官小，将其遣回，要求兵部尚书、统领全军人马的于谦，右都督、节制九门防卫的石亨，吏部尚书王直，礼部尚书胡淡亲自出城迎接，并索求金帛数以万万计。这显然是诱骗和敲诈。朝廷议论纷纷，景帝朱祁钰一时难以决断是战是和。礼部派人问于谦，于谦回答:“今日只知有军旅，他非敢所闻。”从而彻底粉碎了也先的诱骗阴谋，上下决心抵御。

北京保卫战最终以也先败退，脱脱不花来朝和肃清残敌而宣告结束。在于谦的坚守下，大明王朝得以延续。

也先在进军过程中，“纵兵四出杀掠”，致使广大生灵涂炭，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激起了内地人民对瓦刺的愤恨。同时，瓦剌内部也出现分歧。可汗脱脱不花和阿刺知院对这场战争带来的后果及也先长期拘留英宗表示异议，以致各自撤兵，并主动遣使与明和好，使也先处于孤军作战的境地。也先另一重臣伯颜帖木儿特知院更是强烈主张送回英宗，“复寻旧好”。

也先几经与明廷较量，深感从总体上讲，其军事及经济力量尚远不及明廷，面对众志成城的中原军民，逐渐地坚定了送回英宗、重修旧好的决心，并欲以其妹嫁英宗，结为姻亲。化干戈为玉帛，恢复“自祖宗以来，和好往来”的传统关系，成为瓦剌上下的强烈愿望。在这种情况下，也先不得不同意遣使商议送回英宗之事。明廷大多官员也主张遣使议和迎驾。吏部尚书王直等把议和看作“使华夷之众免于杀戮”“转祸为福之机”。明“六军万姓”听说议和将成，“无不喜悦”。

但这时明景帝却贪恋帝位，唯恐其兄返京会失去自己的金銮宝座，并不希望英亲遣回。经过于谦等人的劝说，并得到“天位已定，宁复有他”的保证后，才勉强同意。

在这一场直接影响了大明王朝命运走向的巨变（土木堡之变）中，于谦以非凡的政治智慧与军事才能，扶大厦于将倾，救国家于危难，砥柱中流，居功至伟。

在明英宗被俘次日，郕王朱祁钰监国朝会，百官殴毙王振党羽马顺时，于谦“袍袖尽裂”护住了被吓坏的朱祁钰，确立了新权力的核心。而且打破了“天子被俘即亡国”的旧制，提出“社稷为重，君为轻”（《明史纪事本末》），为政权延续提供了足够的理论支撑。面对也先挟英宗索要赎金，严令边将“敢言和者斩”，破除敌方政治讹诈。重铸“永乐大钟”为报警钟，将皇权象征转化为全民御敌信号；在德胜门外土城设“于公旗”，将个人威望转化为军队士气。可以说，于谦将儒家“经权之道”发挥到了极致：

既恪守臣节（不废英宗），又突破祖制（另立新君）；既维护纲常（拒绝和谈），又革新战法（火器集群）。这种在传统框架内实现超常规突破的能力，使其成为中国古代救危官员的典范。北京保卫战不仅是军事胜利，更是政治文明在绝境中的制度性突围。正如《明史》所言：

“当军马倥偬，变在俄顷，谦目视指屈，口具章奏，悉合机宜。僚吏受成，相顾骇服。号令明审，虽勋臣宿将小不中律，即请旨切责。片纸行万里外，靡不惕息。其才略开敏，精神周至，一时无与比。至性过人，忧国忘身。”

于谦之文章气节，之垂道统致承平，真可与日月同辉矣！

西湖泪倾

“诗人心意通天意，仁者深情感世情。” 颈联“通天意”三字构建天人感应体系，将个体意志升华为天命意志。“深情”与“世情”主客交融，“仁者”定位精准，正是儒家君子之“仁政”理想。于谦在北京保卫战中“悉闭诸城门，身自督战”，以一身系天下之安危，正是心意天意，深情世情，情深义重，血脉相通。

“遥忆岳于双少保，西湖道上泪如倾。”尾联一语，让人心痛！ “遥忆”拉开时空距离，岳武穆如在眼前！“泪如倾”以通感手法将无形哀思具象化，与首联“绝非轻”形成完美的情感闭环。弘治年间即有人作“岳少保同于少保，千年恒对浙江潮”；张岱《西湖梦寻》有“于坟胜岳坟，香火直至今”；清人袁枚则写下“赖有岳于双少保，人间始觉重西湖”，多少哀思在西湖！

于谦的刚直，得罪了一批人。《明史》专门有一段陈述：（于谦）视诸选软大臣、勋旧贵戚意颇轻之，愤者益众。又始终不主和议，虽上皇实以是得还，不快也。徐珵以议南迁，为谦所斥。至是改名有贞，稍稍进用，尝切齿谦。石亨本以失律削职，谦请宥而用之，总兵十营，畏谦不得逞，亦不乐谦。德胜之捷，亨功不加谦而得世侯，内愧，乃疏荐谦子冕。诏赴京师，辞，不允。谦言：“国家多事，臣子义不得顾私恩。且亨位大将，不闻举一幽隐，拔一行伍微贱，以裨军国，而独荐臣子，于公议得乎？臣于军功，力杜侥幸，决不敢以子滥功。”亨复大恚。都督张軏以征苗失律，为谦所劾，与内侍曹吉祥等皆素憾谦。

武清侯石亨因为统军失律而被削职，于谦为他请求皇帝宽宥。后来石亨得到了重用。石亨功不如于谦，而得以封侯，于心不安，就到皇帝面前为于谦的儿子于冕要官。于谦知道后，说:“臣于军功，力杜侥幸，绝不敢以子滥功。”石亨为此大为羞愧愤恨。于谦因为清正，得到皇帝的重用，却树了一些敌人。

最关键的，是于谦不主和，得罪了明英宗。简直和当年的岳飞太像了！历史总是在反复重演。

景泰八年（1457），明代宗朱祁钰病重。正月壬午，石亨和曹吉祥、徐有贞迎接太上皇恢复了帝位，宣谕朝臣以后，立即把于谦和大学士王文逮捕入狱。

徐有贞给于谦和内阁首辅王文定的罪名是“谋立外藩”。就是说代宗重病，因为代宗自己的儿子已经死了，这时候应该恢复英宗的儿子朱见深的太子位。事实上于谦多次上表，也是要求代宗应重立朱见深为太子的，但代宗不同意。徐有贞这时候给于谦安的罪名就是，既然景帝快死了，他又没儿子，于谦却不想立英宗的儿子朱见深为太子，而是和王文等人密谋想迎立外藩，也就是被封到外地的藩王为皇位继承人，这就叫“谋立外藩”。

在明代，大臣“谋立外藩”就等于是谋反，是死罪。可问题是这事儿一点儿影子也没有，纯粹“莫须有”。内阁首辅王文跟着一起倒霉，但他对这个罪名死活不服气，据理死辩。这时候于谦在狱里很平静地劝王文说:“亨等意耳，辩何益？”石亨他们存心要栽赃，你辩来辩去，又有什么用呢？

果不其然。虽然没有证据，但徐有贞歪脑筋一动，告诉审案的人只要以“意欲谋立外藩”定罪就行，就是说虽然没有实际行动，但“意欲”了，就够了，以此定罪，判死刑。

英宗此时还有点良知，一看这个判法，尤其一看到徐有贞非要杀了于谦，也不由得有点犹豫了。他虽然恨于谦，但也知道于谦领导了北京保卫战，在百姓和军民中还是有着巨大的威望的，“于谦实有功，不宜处极刑。”但徐有贞这时候已经是箭在弦上，所以对英宗说:“不杀于谦，今日之事无名。”(《明史纪事本末·南宫复辟》)

这一句话就戳中了英宗的软肋。也就是说，你要不杀于谦，你这个南宫复辟就变成真的谋反了，你的合法性通不过，你这个皇帝当得也就不合理。

对漠北之苦，皇位丢失有着切肤之痛的英宗，一听这话，立马下定了决心。他在登位十几天之后，就让弟弟朱祁钰“病死”了。连亲弟弟都下得了狠手，更何况于谦？于是，定刑问斩！

天顺元年（1457）正月二十二日，一个极令人追忆和回味的日子，兵部尚书于谦、大学士王文被枭首示众，家属戍边。临刑之时，于谦恨望长天，涕泪满面，京城百姓无不失声痛哭，切齿大骂奸佞小人。史称于谦被害时，“行路嗟叹，天下冤之”。当如狼似虎的锦衣卫奉命查抄于谦家产时，人们都以为他身居高位多年，家资不菲，即使不富比王侯，也应以万计。可是让人感到意外的是，翻遍他所有的大小房间，箱箱柜柜，发现于谦的家产仅供一家维持正常生活，没有多余的钱。最多的是书，到处是书，家里唯有书。后来终于发现有一间正房门很坚固，还加了一把大锁。这一下以为总算发现了于家存放金银细软的库房了。可是当把锁砸开时，才发现里面只有一些加封的包裹，而里面不过是代宗多年来赏赐的蟒衣、战袍、铠甲、刀剑和玺书之类，何年何月因何而赐，都有记录。看到这个场面，连抄查的官员和锦衣军校都禁不住黯然落泪。家无余资，四壁萧然，看着一摞一摞的兵书，一向铁石心肠的锦衣卫官员，也禁不住潸然泪下，呜咽失声。

于谦含恨归西后，其尸体一直裸露街头，无人敢于收尸。于谦左右朝中事务七年多，他举荐的人与直接得到他支持、帮助的人不计其数。可是当于谦暴尸街头时，竟没有一个人敢到跟前为之祭奠与哀悼，原因就是人们都知道皇上和当权者都恨于谦，怕被说成是于谦分子，或者划不清界限，受到株连。当此之时，倒是一些平时默默无闻的人显示出舍得一身剐的仗义。

最先大哭着扑上去的是于兴，但还没到于谦的遗体前，早被官军打得头破血流，昏倒在地上，还是老家人于信雇个车把他拉回来的。醒来后，他不吃不喝，一句话也不说，就是坐在台阶上发愣。还是于夫人含着泪来劝他，说你这些年对老爷也尽心了，如今老爷没了，事情肯定会株连家属。你不是于家人，不必跟我们一起遭罪，回河南去吧。又给他打了个包裹，装些银钱衣物，让他养家糊口，侍奉老爹。

曹吉祥的手下有一名指挥，名叫朵耳，平素跟于谦没有任何交注，完全出于对于谦的敬仰与于谦冤案的愤懑，亲自带上酒和祭品到于谦被杀的地方哭祭。曹吉祥知道了，气得用朴刀背打他。可第二天他照去不误，一边酹酒于地，一边放声大哭。

于谦遇害后，他的妻子儿女，包括一直不在身边的儿子于冕都被押送到边远地方戍边去了，全部家产被抄没人官。

后来还是都督同知陈逵为于谦忠义所感召，冒险收拾了于谦的遗骸，暂厝于西山。次年，于谦的女婿从南方千里迢迢赶来，将其灵柩运回故乡杭州，安葬于西湖边的青山之上，与岳飞的墓地相距不远。

于谦死后不久，所谓的“阴有异图，迎立外藩”终于真相大白，英宗心生悔意。然而木已成舟，无可挽回，只能留给后世子孙为于谦翻案了。

于谦在兵部任职时，北有瓦剌也先，福建有邓茂七，浙江有叶宗留，广东有黄萧养，湖广贵州、广西瑶、壮、苗、僚等各地的叛乱也接连不断。为平定这些叛乱，各种指挥征调，都靠于谦大力运作于谦智虑明敏，遇事剖断如流，当日的公务绝不留到第二天。同僚部下只是接受指令而已，大家无不骇服。于谦统军，号令严明，即使是勋臣宿将，有一点点不合纪律，于谦也要向皇帝请求下旨予以严厉批评。他的一纸命令下达，万里之外立刻执行，没有不严肃对待的。于谦才略开敏，精神周至，一时无人可比。土木之变后，于谦担任兵部尚书，毅然以社稷安危为己任，戡平祸乱，部署有方，因而被称为“救时宰相”。

于谦至性过人，一心投入公务，忧国忘身。英宗回归后，于谦从来不提自己的功劳。代宗也深知于谦，对于于谦提出的奏请没有不听从的。代宗曾派人到真定、河间采野菜，到直沽造干鱼，这虽然算不了什么大事，但于谦认为这会扰民，进言停止，代宗立刻改正。代宗要启用一人，一定私下征求于谦的意见。而于谦也必定会不避嫌怨，照实回答，毫无保留。于谦轻视那些无用的勋贵，因此一些不称职的官员都怨恨于谦，不被重用的官员也嫉妒于谦。

于谦对自己很节俭，他的住所毫无修饰，仅蔽风雨而已。景帝曾赐给于谦一座大住宅。于谦叩首辞谢，说:“去病竖子，尚知此意。臣独何人，而敢饕此？”他说霍去病不过是一介武夫，尚且知道不居功。我于谦是什么人，敢随便贪图奖赏吗？景帝不同意。但于谦在新宅，始终不居住正堂，而是把代宗所赐的玺书、袍铠、弓箭、冠带等安放在正堂，加上封条，每到年节打开看一看。

于谦有大功于国家，却被无辜处死，天下无不为他称冤。皇太后起初不知于谦被杀死，知道消息后，嗟叹哀悼了多日。于谦死后，石亨的亲信陈汝言代为兵部尚书，不到一年，贪赃上万，英宗召大臣们来看，说:“于谦在代宗一朝得到信赖，但是死无余资。陈汝言的资财为什么这样多？”石亨俯首不能回答。遇到边境有事，大家更是怀念于谦。当时有人写诗“鹭鸶冰上走，何处寻于谦”，表达了人们的痛惜之情。

于谦的这种纯洁与纯粹，既让人感动，也让人感慨。他曾有诗咏韩信，说“将军不解避锋芒”，他自己不也是一个“不解避锋芒”的人吗？

要不然，他会因为一句“两袖清风”，就得罪了大太监王振，从而逼得自己身陷绝境吗？

要不然，他会因为一句“言南迁者，当斩也”，就得罪了处心积虑的徐有贞，以至于最终惹来了杀身之祸吗？

要不然，他会因为石亨拍自己的马屁而去呵斥他，让石亨恨上自己，以至于石亨与徐有贞勾结到一起来陷害自己吗？

道德完美的致命弱点。岳飞之“直”：绍兴七年（1137）面斥高宗“陛下终不得雪耻”，绍兴十一年（1141）拒绝张浚瓜分韩世忠军的提议，其刚直性格成为秦桧构陷的突破口。

“遥忆岳于双少保，西湖道上泪如倾。”于谦与岳飞的人生悲剧堪称中国历史上最令人扼腕的“忠臣双璧”，二者虽相隔三百年，却在政治生态、性格命运、文化象征等方面形成惊人共振，构成极具东方政治哲学意味的悲剧范式：

功高震主的政治悖论。岳飞困境：绍兴十年（1140）朱仙镇大捷后，“直捣黄龙”的军事态势与宋高宗“划淮而治”的偏安政策产生根本冲突。其“迎还二圣”的政治口号（《乞出师札子》），触及高宗皇权合法性的致命痛点。

于谦困局：北京保卫战（1449）后身兼兵部尚书与太子少保，实际掌控军政大权。代宗病危时，面对徐有贞“不杀于谦，此举为无名”的政治胁迫，成为英宗复辟必须清除的障碍。

道德完美的致命弱点。岳飞之“直”：绍兴七年（1137）面斥高宗“陛下终不得雪耻”，绍兴十一年（1141）拒绝张浚瓜分韩世忠军的提议，其刚直性格成为秦桧构陷的突破口。

于谦之“清”：巡抚地方时“不携江南一物”，掌兵部时拒收诸将馈赠。英宗复辟前夕，石亨提议“公当为首功”遭严词拒绝，反遭忌恨。

还有司法程序的黑色幽默，“莫须有”与“意欲之”；死亡仪式的象征意义，风波亭与西市刑场等等。两位少保的血，染红了中国政治文化的底色，也让西湖的水，永远荡漾着关于忠诚与背叛的千古之问。

明宪宗即位之初，于谦的儿子于冕被赦免还乡。他向朝廷上书讼冤，于谦因而得以恢复官职、赐予祭祀。皇帝的诰敕说：

“卿以俊伟之器，经济之才，历事先朝，茂著劳绩。当国家之多难，保社稷以无虞。惟公道之独持，为权奸所并嫉。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实怜其忠”。

明宪宗还特派礼臣前往西湖祭祀于谦亡灵。明孝宗弘治二年（1489）下诏，追授于谦为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太傅，谥肃愍，在墓旁赐建旌功祠，年节进行祭祀。万历年间，皇帝下诏，改谥为“忠肃”。

于谦墓在浙江杭州西湖畔的三台山麓。杭州和他曾任过职的河南、山西，都对于谦奉祀不绝。

于谦注定要用一腔热血来书写春秋。对于这个结局，他早有准备，所以虽然最终要被押赴菜市口受刑，于谦却凛然不惧。

据明代多种史料记载，于谦被害那天，北京城是“阴霾翳天，行路嗟叹”，而于谦被行刑之后，全天下则是“阴霾四合，天下冤之”(《明史·于谦传》)。

连老天爷也在祭奠英灵！

据说在于谦遇难之前，于谦浙江老家著名的杭州西湖，在数日之内突然渐渐干涸。当时的浙江巡抚是孙原贞，他就是于谦在晋豫巡抚任上曾经保荐过的清官河南参政孙原贞。孙原贞当时并不知道于谦已被下狱问斩，因为消息还没有传到江南。他看到渐渐干涸的西湖，浓眉紧缩，不无忧虑地说：

“贤才之生，实钟山川之秀。今日之兆，哲人其萎乎？吾甚虞于公！”(王世贞《弇州山人续稿·于太傅公传》)

一代英才，往往是汇聚了山川灵秀之气才出现的，所以各个地方都有属于一方水土的英雄与豪杰。现在西湖突然干涸，那就说明我们杭州的英才可能有难啊，所以这方天地才会为之动容。我担心遇难的就是于公于少保啊！

天地为之动容，百姓为之哭号。因为缺乏于谦这样的忠臣与能臣，明朝西北与瓦刺、鞑靼等部落的冲突又激烈起来。《明史》记载，天顺二年（1458），鞑靼南侵，西北边报频传，朱祁镇满面愁容，站在边上的恭顺侯吴瑾这时候伤感地对英宗说:“使于谦在，当不令寇至此！”(《明史》)英宗听了这话,“默然良久”，除了叹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后来，深知有愧的明朝廷，在明宪宗时期，亲自下旨为于谦平反。为了表彰于谦在北京保卫战中的功绩，把他在北京的那所“仅蔽风雨”的故宅改为了“忠节祠”，又命浙江巡抚在杭州比照岳飞墓为于谦建立祠堂。这样，岳飞、于谦还有明末清初的抗清英雄张苍水，就被当地的人们称为“西湖三杰”。

在整个明朝，于谦都是明人保家卫国精神的象征，所以在明朝，不论是北京、还是杭州的于谦祠都一直被保护得不错。但到了晚清，杭州的于谦祠已经破败不堪了。据说，还是到了鸦片战争之前，在风雨欲来的民族悲情下，时任浙江盐运使的林则徐捐献了自己的官俸，才又重修了于谦祠。

林则徐亲自题写了一副有名的楹联：

公论久而后定，

何处更得此人！

此联语至今镌刻在于谦祠中。一个伟大的英雄用这种方式来纪念另一个伟大的英雄，何其悲壮也！

每一个民族都有传承不息的精神，这种精神并非只在书本上，只在口号里，它是通过一些闪耀的人生轨迹融入到我们的历史中去的。不论是于谦一生景仰的文天祥，还是于谦本人，还是后来景仰于谦的林则徐，他们辉煌的人生都是这种民族精神的延续与闪现。

当年明月评论说：他的伟大不需要任何人去肯定，也不需要任何证明，因为他的一生就如同他的那首诗一样，坦坦荡荡，堪与日月同辉……而于谦不但才能过人，品德上也几乎无可挑剔，所谓德才兼备者，千古又有几人？

倾尽西湖水，难以慰忠魂。历史所不幸者，在总是让正直无私的人，遭遇难以承受的磨难与委屈，而让悲剧不断上演；民族所幸运者，在总有不屈不朽的灵魂，让天地正气，流传千古，沛然不能御，启迪无数后来人！

（本文多参考《一身正气于谦》·姜正成；《郦波评说于谦》）

张红星教授注解（一）：

文章：指于谦诗文成就，其《石灰吟》《咏煤炭》等作以物喻志，开明代理学诗风先河。《明史》赞其“诗文磊落有奇气”。

气节：特指“土木之变”后力主抗敌、拒绝南迁的忠贞气概。《明史纪事本末》载其“社稷为重，君为轻”之论，突破传统君臣伦理。

绝非轻：化用《周易·系辞下》“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谋大，力小而任重，鲜不及矣”之反义，强调气节之重。

宇宙：喻历史时空维度。王夫之《读通鉴论》言“宇宙有大义，非一时一地可拘”，此句暗合于谦超越时代的文化定位。

大名：指“西湖三杰”（岳飞、于谦、张煌言）之历史殊荣。《明史》称其“忠烈与日月争光”，与岳飞并峙为精神符号。

道统：儒家文化之传承。 《宋史‧道学传三‧朱熹》：“尝谓圣贤道统之传散在方册，圣经之旨不明，而道统之传始晦。”元·谢端 《加封孔子父母制》：“原道统则尧授舜，传之周文王 。”于谦创设团营制、改革盐法，将《周礼》“养民安邦”理念转化为制度实践，实现“道统”动态延续。

垂：取《诗经·大雅·文王有声》“诒厥孙谋，以燕翼子”之义，喻文明基因的垂直传递。

生生：源自《周易·系辞上》“生生之谓易”， 孳生不绝， 繁衍不已。孔颖达疏：“生生，不绝之辞。阴阳变转，后生次于前生，是万物恒生谓之易也。”于谦治黄泛区复垦良田二十万顷，以民生工程践行“天地之大德曰生”。

承平：治平相承；太平。 《汉书‧食货志上》：“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訾数巨万，而贫弱俞困。”暗引其《入京》诗“清风两袖朝天去”的政治理想，构建“不扰民而治”的治理范式。

心意通天意：指其所思所想皆合于天意。如《石灰吟》“粉骨碎身浑不怕”诗句指向与历史现实的天人感应观。其诗以矿物喻人格，将儒家“杀身成仁”升华为宇宙生命意识。

诗人：双关于谦文士与政治家双重身份，呼应《文心雕龙》“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的文艺观。

仁者：化用《孟子·离娄下》“仁者爱人”，特指其蒙冤时“都人巷哭，烟焰蔽天”的民间共情，打破“刑不上大夫”的礼法隔阂。

世情：世态人情。清·李玉 《人兽关‧窘谒》：“岳丈，岳丈，就是世情冷煖，也不该这样待我。”此处暗合《礼记·大学》“民之所好好之”，其《镇河铁犀铭》以器物铭文传递治水智慧，实现精英文化与民间记忆的融合。

岳于：岳飞、于谦并称的文化符号。袁枚《谒岳王墓》诗“赖有岳于双少保，人间始觉重西湖”，构建忠烈地理叙事。

双少保：官职象征（岳飞追封少保，于谦官至少保），喻示“文死谏，武死战”的价值互补。

泪如倾：反用苏轼《饮湖上初晴后雨》“欲把西湖比西子”，将自然景观转化为历史悲情载体。三台山于谦祠与栖霞岭岳庙的空间呼应，形成“忠义轴线”。

倾：暗喻民众情感宣泄如钱塘潮涌。

庚寅岁过西湖怀于少保其二

儒者精神赖继承，义言一出即金声。

满腔热血报家国，两袖清风显至诚。

倾尽毕生之性命，成全万世以光明。

丈夫虽死犹荣耀，四海流传千古情。

张红星教授注解（二）：

首联：儒者精神赖继承，义言一出即金声

儒者精神：于谦少年作《石灰吟》"要留清白在人间"，承袭文天祥"丹心照汗青"的儒家气节。其父于仁曾梦文天祥转世而为其命名"谦"，暗合儒家"慎独"传统。

义言金声：土木堡之变后，于谦力排南迁之议，提出"社稷为重，君为轻"，此言如黄钟大吕，奠定北京保卫战的思想根基。其决断气魄可比《尚书》"王曰：格汝众"的威仪。

颔联：满腔热血报家国，两袖清风显至诚

热血家国：1449年率22万军民守北京，创"坚壁清野"战术，调度之精密堪比《孙子兵法》"先为不可胜"。他将私情升华为"一寸丹心图报国"（《立春日感怀》）。

两袖清风：巡抚晋豫十九年，"所居仅蔽风雨"，抄家时"家无余资"，践行《礼记》"儒有不宝金玉"的训诫。其《入京》诗云："绢帕麻菇与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于忠肃公集》）。

颈联：倾尽毕生之性命，成全万世以光明

毕生性命：任兵部尚书十年（1448-1457），改革军制创"团营"，影响明代军事建制200余年。其生命轨迹暗合《周易》"君子终日乾乾"的奋斗哲学。

万世光明：冤死后百姓"争持酒帛哭祭"，成化年间平反谥"肃愍"，万历改谥"忠肃"。杭州于谦祠与岳飞庙并立，构成西湖畔的忠烈文化坐标。

尾联：丈夫虽死犹荣耀，四海流传千古情

虽死犹荣：以"意欲"罪名被斩，刑场悲壮堪比伍子胥"悬目东门"。其冤案与岳飞风波亭之狱形成历史镜像，彰显儒家"杀身成仁"的悲剧美学。

千古流传：清乾隆题联"丹心托月，赤手擎天"，其《咏煤炭》"但愿苍生俱饱暖"的家国情怀，与《示冕》"莫负青春取自惭"的教子风范，共同构建中华廉政文化的精神丰碑。

诗学技法与精神意蕴

时空张力

"毕生"与"万世"的对仗，将个体生命纳入历史长河，呼应司马迁"究天人之际"的史观。如《春日客怀》"年年马上见春风"的奔波，与《惜春》"明年花更好"的期许，构成时间维度的哲学张力。

2. 色彩象征

"热血"之赤与"两袖"之白，形成视觉冲击，喻示忠贞与清廉的统一。其《咏煤炭》以"乌金"喻己，《石灰吟》以"清白"明志，构建物象与人格的互文。

3. 悲剧审美

夺门之变中"谋国不谋身"的选择，契合亚里士多德悲剧理论的"突转"与"发现"。其死亡不仅是个人悲剧，更是儒家士大夫"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升华。

于谦精神的三重维度

儒家实践者

以"格物致知"精神改革军制，践行《大学》"修齐治平"理想。巡抚地方时"轻骑遍历所部，延访父老"，二十年如一日清丈田亩、赈济灾民。

2. 民族记忆符号

与文天祥、岳飞构成"三忠"文化意象。其《示冕》诗"勤向庭闱奉旨甘"的孝道，与"独留长剑倚晴空"的壮志，成为儒家"忠孝两全"的典范。

3. 清廉精神原型

抄家仅得"正屋锁闭，萧然仅书籍耳"（《明史》），其"两袖清风"被提炼为廉政文化基因，至今杭州于谦祠仍陈列"丹心托月"的乾隆御笔。

结语

此诗以金石之笔镌刻于谦精神：从"义言金声"的儒者风骨，到"长剑倚空"的壮士肝胆；从"丹心托月"的清廉本色，到"四海传情"的文化基因。其形象在诗中完成从历史人物到精神符号的升华，恰如《周易》所言："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于谦之魂，已熔铸为华夏文明的精神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