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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理解的四川美术学院的传统》系列连载二:令我印象深刻的老师

2020-04-02 15:37:51 来源: 雅昌艺术网专稿 作者:廖上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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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专业基础课是最难教的。尤其是理论专业的基础课。因为,在中国,不管是学校的领导,还是学生,普遍轻视基础课。但基础课是最重要的。这就好比一栋建筑的地基和基本结构,如果建不扎实,高楼难以拔地。人的水平上升到一定阶段,就需要不停地回到“常识”。川美美术学系的专业基础课包括艺术概论、素描技法、色彩技法、中外美…

  专业基础课是最难教的。尤其是理论专业的基础课。因为,在中国,不管是学校的领导,还是学生,普遍轻视基础课。但基础课是最重要的。这就好比一栋建筑的地基和基本结构,如果建不扎实,高楼难以拔地。人的水平上升到一定阶段,就需要不停地回到“常识”。川美美术学系的专业基础课包括艺术概论、素描技法、色彩技法、中外美术史、中外文学史、古代汉语、美学概论、摄影基础、影像概论、专业写作基础、中外美学史(西方美学史和中国画论史)、美术考古学概论、博物馆学概论、中国书法史、中外文化史、西方现当代艺术史、中国现当代美术史、美术史方法论等。这里先谈谈教过我专业基础课的几位青年教师。我不谈这些老师讲课讲得有多好,我只谈他们对我的积极影响。查红梅先生教我们《艺术概论》。那门课当时具体讲了些什么,我现在几乎都已忘记。但有一件事我终生难忘。《艺术概论》课程结束后查红梅先生要求学生写一篇论文交给她,我交的论文被要求修改了两次(其实是写了三篇论文),査先生最终接受了修改两次过后的论文,但我感觉得出来,那篇论文并没有让她满意。查红梅先生第一次给我的修改意见是:“你的论文感觉有很多深刻的思想,但读来不清晰,很多地方我不太明白。你改改,看能不能表述清楚一些。”其实,现在想来,刚进大学校门的我根本不知道如何写专业论文。受尼采的影响,我写的文字非常“意识流”,想到哪写到哪,东一句西一句,自以为深刻。或许那些“文字”很好地表达了我的零星思考和某一时刻的精神状态,但别人难以理解。查红梅先生当面指出我论文的问题并逐字逐句修改我的“语句”,她对我讲:“你看你的句子主语在哪里?谓语在哪里?宾语在哪里?”记得我还当面反驳她:“也并不是每句话都非得同时出现主谓宾不可。”但争辩归争辩,查红梅先生让我明白了一个让我终生受用的道理,无论你的思想多么深刻,你都要尽可能地将其表达清楚,因为“写文章是为了表达,而表达应该指向交流”。想想,她帮我解决了一个致命的技术性问题。查红梅先生是作为医生的教师。查红梅先生经常夹着白色的细长的女式烟吸,很有个性,很受学生欢迎,我们私下里亲切地称她“查查”。第二位令我印象深刻的青年教师是郝文杰先生,他教我们《美学概论》。他是博士,(当时)听说他是研究海德格尔的专家。他讲课不是照着PPT或讲稿念,而有另外一套,很多不明白的同学讨厌他,说他没讲什么,在偷懒,但我不那样认为。我觉得他做得有道理。他怎么讲呢?他将很多有名的专家写的研究中外画论的论文集中的部分文章用展板投影仪投到屏幕上面,让学生读(读一段或几段),读完后谈自己的理解。也就是让学生讨论。在他看来,同样的文本(文献),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和看法。很多同学连读都读不下去。我当时认为,读的过程和状态显现的是一个人的理解过程和理解的深刻程度,比如读一些哲理性很强的文论,如果你不能很流畅的读,那说明你不能很好地理解它。当时讨论的具体内容,我早已忘光,但他的教学方式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关于郝文杰先生,还有一件事让我终生难忘。中央美术学院副教授邹跃进先生编写了一本题为《毛**时代的美术(1942-1976)》的著作,川美美术学系针对那本书组织了一次讨论会。参加讨论会的有系里面的教授、博士、研究生和各个年级不同专业的学生代表,我是作为2004级美术史论班的代表出席的。年轻气盛的我第一次和系里的资深教授对话,我的观点很明确——我不赞同“毛**时代的美术”这样的提法,这样的提法具有很强的误导性,不如“中国美术1942-1976”。但很可惜,那时的我尚没有足够渊博的知识,不能对着几位顽固的教授证明我的观点。在场的几位教授和研究生向我讲了一大堆道理,试图纠正我的看法,他们大致的意思是:“艺术史上也有过‘拿破仑时代的美术’等的提法,邹先生的提法是成立的。”但直到今天,我也不会改变我的看法。我认为我强调的是“史观”,那些试图说服我的人强调的只是“事实”。我认为人们考察一位历史学家所撰写的“历史”时,不仅要审视他对相关历史事实的描述,还要着重审视其“历史观”。当时郝文杰先生支持了我。他在上《美学概论》课的课间休息时间对我讲:“你应该坚持你的观点和看法,凭什么一定要赞同他们的观点和看法。”他看我的课桌上放着海德格尔的《尼采》一书,便对我讲:“在你们这个阶段,就是要读一些这样的深刻的书。”后来他借给我海德格尔的《林中路》。受那本书中的文章《艺术作品的本源》的启发,我写成了生平第一篇像模像样的专业论文——《对物之物性地揭示——释乔治·莫兰迪的静物绘画》。有一次,他还私底下对我说:“你将来读研要考好的大学。”我明白他的话的意思,在他看来,四川美术学院也不怎么样。大学一年级(第一学年,2004-2005),这两位先生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

  中外美术史是美术学系学生必修的最为重要的两门专业基础课,我们学了两年,由不同的老师分段教授。我对大学二年级(第二学年,2005-2006)教我们《中国美术史》的吕琦先生印象深刻。她教我们宋、元、明、清段。吕美女讲课战战兢兢的,打扮古典含蓄,一看就是教中国美术史的。上她的课我记了很多笔记,但对具体内容如今已没多少印象,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她对待学生的态度。她的课程结束后同样需要提交一篇研究中国美术史相关问题的论文,我倾那段时间在图书馆的所学,写成了一篇长文——《试论文人画的“飞跃性”》。课程结束,她请我和我们班的另一位同学晚上喝茶。有此殊荣当然是因为论文写得好。喝茶的地点就是重庆黄桷坪的“老巢”(黄桷坪最有特色也是最古老的书吧),和她一起的还有教我们《影像概论》课的美女老师彭晓。当时的“老巢”里面有很多书,可以办借书卡,现在的老巢只能吃喝,没有书了,空间也压缩了很多,不能看书了,让人甚是惋惜。在那篇论文中,我对文人画的评价极高。后来(读研究生期间)读到陈师曾先生论述“文人画”的文字,我发现我和陈先生的观点颇为一致。美女老师屈尊约请学生喝茶,这对于刚刚接触专业的学生无疑是一种激励。

  大学二年级(第二学年,2005-2006),才开始有教授给我们上课。第一位给我们上课的教授是王小箭先生,他教我们《专业写作基础》。其实听说王小箭先生比较早,在参加“美术学系新生家长座谈会”时,我便听“书记”说王小箭先生懂几门外语,在国外待过很多年。后来接着听说“他是川美唯一一位能跟路边的小商贩、棒棒、学生坐下谈天说地的教授”。我也清晰记得在讨论邹跃进先生的著作的讨论会上他对我说的话:“你还可以,至少能打断我一下。”那种傲慢让人对他记忆尤深。百闻不如一见,一见不如听他的课,王小箭先生果然与众不同。“与众不同”不仅指他所讲的东西如天方夜谭(在学生觉来太过高深),还包括另类的讲课方法。记得王小箭先生身着浅蓝色的体恤(他的装扮在我看来数年没有多大变化),胸前挂着一个U盘,上课时眯缝着眼睛,上眼皮略微逼着下眼皮,呈俯瞰状。很多人觉得他很傲慢,根本把学生放不在眼里。但我认为那是教授应该有的基本的“霸气”。大部分学生在上他的课时“自尊心”很受伤。比如他会教训你:“记笔记,记笔记,记笔记考试,考试,考好成绩干什么,拿奖学金,拿奖学金干什么,奖学金能帮你找工作?”他的意思是作为学生不能天天为成绩、奖学金拼命,而应该学一些实用的、将来能立足于社会的东西。什么实用的东西?那就是跟着他搞网站。记得他拿着系里面的略显寒酸的“设备”(相机)带领学生翻拍大师画集,上传到他着手建的网站上面。可以这样说,“艺术数据网”就是王小箭先生的“儿子”。关于艺术数据网,2004级及后面几届美术学系的学生可谓人人有贡献。想想,王小箭先生可真是前卫啊,他算是中国最早一批着手创建“艺术数据库”的人了,不过他建的“艺术数据网”由于营销工作做得不太好,知道的人不是太多,但是国内最专业的艺术数据库,人们从那个网站上面所下载的图片直接可以用于教学和科研,图片上面没有插入网站的LOGO,网站的资料是完全公开的,网站“坐标”的设计也非常合理,比起很多所谓的“门户网站”专业、实用数倍。“艺术数据网”是典型的教学与科研结合的实实在在的“学术成果”。有些人指责王小箭先生没有学术成果,难道只有那些单纯为了评职称而粗制滥造的空洞的“论文”和“著作”才算学术成果?回到他的课堂,女学生尤其受不了他大谈“性”。因为他是研究符号学的专家,最擅长用符号学的方法分析、解读艺术作品,比如他说“棍棒状是男性生殖器的隐喻,椭圆形是女性生殖器的隐喻”,“城市中的纪念碑、高楼大多是男性的阴茎形状,证明现在的社会是男权社会”。在上他的课的时候,我在图书馆花时间读了《男根文化》、《乳房的历史》、《女性,艺术与权利》等一系列颇富“女权主义思想”的书籍。他指着文艺复兴时期大师画的裸体作品问我们:“你们看到的是肉体还是精神(灵魂)?”问一遍,学生回答是精神(灵魂)。问第二遍,学生回答还是精神(灵魂)。于是他指着一位女同学,你摸一摸自己,看摸到的是肉体还是精神(灵魂)。他的这种做法的确让女学生难以接受,被指到的女同学的确受不了,都有些接近性骚扰了,但问题也没那么严重,倒是让人觉得他很幽默风趣。其实他说得没错,文艺复兴就是用“人性”对抗“神性”。说通俗些,就是用“肉体”对抗“精神(灵魂)”。比如薄伽丘的《十日谈》其实“很色情”。我看过电影《十日谈》(在国内至今仍为禁片),里面讲的是寂寞的“修女”跟同一个男人偷偷摸摸做爱的故事,里面还有一句“台词”我至今记得:“一只公鸡能让十只母鸡满足吗?”据说因为谈“性”,前几届有“土包子学生”告他为“流氓教授”,于是他便成了四川美术学院唯一的一位“流氓教授”了。记得有一天上课,他问我们:“你们班有没有未满18岁的?”学生回答说:“有”。那时我们班有1989年出生的,未满18岁。“那先请那位同学出去!下面涉及的话题未成年人不方便听。”那位未满18岁的同学出去了,讲完与性相关的问题,才让那位同学进来。当时觉得,王小箭先生简直太幽默了。其实他说的是有道理的:“成年人之间什么都可以讨论,大学的课堂什么都可以讨论,符号学是科学!”的确,道德在科学面前往往是失效的。“你们见过生物学家崇拜昆虫吗?艺术家之于艺术评论家就好比昆虫之于生物学家!我们就是要用手术刀解剖他们。”他教我们如何做“编辑”,如何写“评论”。记得他在讲专业写作的时候,给我们放的“范本”(范文)是候翰如的文章,他以候翰如的一篇文章为例告诉我们如何描述艺术作品和艺术现象,甚至如何“造词”(创造、发明学术名词)。有一次他讲他在国外留学时的经历,“一位教授问了我一个问题,让我回答。我站起来就一句‘黑格尔说……’,我那老师接着重复同样的问题……”他说他当时不明白,后来才明白,其实黑格尔说并不等于你自己说。他用这个经历告诉我们如何引用别人的观点。其实想想也是,中国的学生多多少少都有这种毛病,喜欢旁征博引以证明自己的学识,但其实引用别人的观点是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你引用的他人的观点只能作为材料,而不能作为你的观点。在我看来,王小箭先生身上有很多“闪光点”。当然也有许多让学生难以接受的地方。这里略谈几则。他的有些想法、做法的确让部分学生很反感,尤其是女学生。比如他教女同学找工作(参加面试)时化浓妆、穿丝袜、递名片、请人吃饭、混关系……有时候,我甚至觉得,王小箭先生很多时候就是教人“腐败”。有一件事特别有意思。这里讲出来。虽然上王小箭先生的课,但我和他并不熟,那时没有学生是他看得上的。我也不善于和老师拉关系,是那种埋头啃哲学书的人。但我有一位同学很善于和老师拉关系,与许多老师很熟。有一次晚上喝酒,他喊我一块去。当时有几位老师在场,王小箭先生和王南溟先生在场,还有其它系的老师和美女同学在场。王小箭先生的一个举动让我甚是纳闷,他让美术学系的几位帅哥去泡(追)那位美女,看我们都无动于衷,他直接骂我们“没出息”,其实那时候我都没耍女朋友,何况是在老师面前“撒野”。但他鼓动我们“泡妞”。后来,看我们确实无动于衷,他自己坐过去“搭讪”。我心里不禁嘀咕——“真是老流氓!”2004级的很多同学跟着王小箭先生“混”,搞网站、策展、混关系,但我似乎对那些事兴趣不大,因为那时我便立志将来要研究高深的学问。《专业写作基础》课程结束,我交给他和交给吕琦先生一样的论文《试论文人画的“飞跃性”》,他在上课时冷不丁的一句:“你论文写得不错。”我心里美滋滋的,那可是教授在夸你。王小箭先生虽然是副教授,却是我在四川美术学院见识的第一位“真教授”。大学二年级(第二学年,2005-2006)给我们上课的第二位教授是王南溟先生。王南溟先生是外聘教授,当时他有众多头衔——“上海独立批评家”、“中国最具批判力的当代艺术批评家”、“独立策展人”、“前卫艺术家”。他给我们讲一门专题课——《从中国画至现代水墨》。王南溟先生给许多学生的第一印象是一位青年艺术家。有同学对我讲:“王南溟老师从教室门口走进来,我还以为他是一位青年艺术家,让人误以为是同学。”王南溟先生演讲时激情澎湃,说话毫不留情面。他那时穿梭于各大高校演讲,每到一个学校演讲,演讲中批评的艺术家就是那个学校的艺术家(老师)。他上课也很有一套,有时候带学生到茶馆、书吧上课,颇有模仿“柏拉图学园”的意思,学生和老师都坐在凉亭中或草坪上,讲课就是聊天。每每上课完毕,都有一大堆学生跟着他。有很多学生是他的“超级粉丝”,粉丝以女学生居多。记得有一晚他演讲完毕,在与学生互动环节,有学生写给他的提问的纸条是“I love you.”那哪是“提问”啊!那简直是求爱告白。他给学生打的成绩最低分是90分,最高分是满分100分。他对我们讲:“我是将幼儿园的‘鼓励式教学’引入到大学。你们丝毫不用担心成绩,只需安心看书、思考、写文章。”他的课结束后,我交的作业是评论文章《走红,抑或是在西方》(是为张晓刚辩护的一篇文章)。在写那篇评论之前,我的主要兴趣在哲学和美学。从那篇文章开始,我的兴趣很快转向当代艺术批评。可以说,是王南溟先生的课让我对当代艺术批评产生了浓厚兴趣。在我的印象中,王南溟先生是好斗的,他在上课时就喜欢那种好斗的学生。他甚至公开支持学生去同别人辩论。现在想来,辩论对于学生其实是一种很好的自我提高的方法,因为只有你同别人辩论时,你才能发现自己的不足。我那时候很不理解王南溟先生,甚至有些讨厌他,觉得“你怎么能老是批这个批那个,难道只有你说的是对的?”但是,慢慢地,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发现自己能理解王南溟先生了。看看王南溟先生,便可知道做真正的批评家多么难。王林先生2007年写过一篇题为《其乐融融的媒体与独孤求败的批评》的文章,文中写道:“当你看见王南溟一边发表得罪人又不挣钱的文章,一边在各个美院穿梭讲课以维持生计时,真正的批评正‘惶惶若丧家之犬’,不仅离‘其乐融融’的状况很远,而且‘独孤求败’也不太容易找得到可以让你失败的场地。”

  大学三年级(第三学年,2006-2007),给我们上课的教授变多。有王林、牟群、王瑞芸、王南溟等先生。王林先生教我们《艺术批评学》。讲课的内容现在可以查阅,就是他出的《美术批评方法论》那本书,不过在给我们讲课时,他那本书还没出版,他是“现写现讲”。《美术批评方法论》是2006年出版的。王林先生说话抑扬顿挫,很有磁性和张力,当时的我觉得他的嗓子很是神奇,如颤动的弹簧,不知是不是抽烟抽多了造成的。记得上课时他谈到黄桷坪校区综合楼前面的一棵刚移进来的“古树”,说:“我觉得四川美术学院的这种行为很不环保,那棵树在原来的地方估计是一个村子的象征,学校花钱买下来并运到这里,成为一种人造的景观,太不环保了。”他有一句口头禅:“嗨!开什么玩笑啊!”我觉得艺术评论家就是比一般人敏感,有预判能力。果然如王林先生所料,那棵“古树”现已是川美老校区最丑陋的景观。王林先生教我们写评论文章和策展。他对我们讲:“我写评论文章往往是从几个词开始的。”他是在谈他的写作经验。他以他亲自策划的很多展览为例讲展览策划,比如《中国当代艺术文献研究展》(1991年)、《中国经验画展》(1993年)、《从西南出发——西南当代艺术展》(2007年)等。他耐心解答学生提出的每一个问题,深受学生好评。他认为写评论有多种方式。他的课结束后我交了一篇评论文章——《看<欧米哀尔>》,我用的是散文的方式。客观讲,王林先生是名副其实的“一代宗师”,美术学系的青年教师绝大部分是他的学生。在多数人的印象中,他是一位知名批评家,实际上他还是一位美术教育家,他写的《美术形态学》、《美术批评方法论》对于美术学学科建设非常重要。王林先生毕业于重庆师范学院中文系,是学文出身,是一位诗人,诗人看世界的方式往往是独特的。2012年在“差异的维度———四川美术学院油画系第19届学生作品年展暨八大美院油画系系主任论坛”上,他做了很长的发言,他当时说的一句让我记忆尤深:“川美新校区很不错,但就像‘盆景’,始终让人觉得不够过瘾。”他呼吁川美将研究生教学移回黄桷坪,因为他认为“研究生阶段”对于学生是出成果的时期。我当时在场,我和我的好朋友张桂森顿时惊叹:“诗人就是诗人!多恰当的比喻!”川美新校区难道不像“盆景”吗?似乎我们早已*惯于用最没有文化的方式营造最有文化的虚幻感觉了。王林先生很犀利。他至始至终在强调“人文”,人们将他所从事的艺术批评工作称作“人文批评”。牟群先生教我们《艺术心理学》。他在第一节课这样讲:“马克思说社会实践决定社会意识,如果按照他的观点,那艺术心理学就是典型的唯心主义,但在上我的课之前,先请大家抛开‘唯心’和‘唯物’,大家要明白一点,‘你所想决定所做’,要倒过来……”我的转述不一定十分准确,但大概意思肯定是没问题的。他用的是典型的禅宗“当头棒喝”的教育方法,促学生“顿悟”。他还说:“你们的王林老师主要策划艺术展览,而我主要策划社会活动,因为我认为艺术不应该局限于小圈子,而应该置身广阔的社会生活。”他课讲得很好,有深度,我认真做了笔记,笔记至今保存着。牟群先生也是很有性格的人,听说如果他不喜欢哪个人或哪个人做的某件事,他会指着鼻子骂那人的。我甚至敢从他的言行推断出“他很刚愎”。记得他有一次拍着桌子对我们讲:“我就是精英。”言下之意是,你们底下坐的都是蠢蛋。很多人受不了,但我认为那同样是“牛逼教授”的“应有气质”,无可非议。王瑞芸先生是系里请来的老师,她教我们《美国美术史》、《杜尚》两门课。王瑞芸先生著有《美国美术史话》等著作,国内广为流传的《杜尚访谈录》就是她翻译的。她和王南溟一个是“婉约派”,一个是“豪放派”。记得那时候(2007年上半年)的美术学系,王南溟先生在给我们讲《艺术史方法论:观念之后的艺术与批评》(那时他刚刚出版《观念之后:艺术与批评》一书——《观念之后:艺术与批评》是2006年7月出版的),王瑞芸先生在给我们讲《美国美术史》,我们可谓“两级震荡”。王瑞芸先生长居美国,对美国美术史非常熟悉,很迷恋杜尚,当然也很了解杜尚,她还写小说,是典型的“知识女性”。她性情温和,教给我们很多做人处事的道理,受到许多同学的爱戴。经他的介绍,我迷恋上了杜尚。我在做考生时迷恋塞尚,大学期间迷恋上了杜尚。我觉得,王瑞芸先生对杜尚的迷恋已经超出了一个正常女人对一位男艺术家的迷恋,你感觉杜尚有点像王瑞芸先生的“梦中情人”。他把杜尚同博伊斯和波洛克作比,认为杜尚比博伊斯和波洛克有智慧。王瑞芸先生信佛,她是从禅宗的角度解读杜尚。虽然很尊敬她,但我并不赞同他从禅宗角度阐释杜尚。我认为杜尚延续的传统还是叔本华、尼采等思想家开启的西方非理性主义传统——也就是说,杜尚骨子里还是“达达主义”(反理性主义)。我认为中国的禅宗和西方达达主义是两码事。就因为和王瑞芸先生的有分歧,不太赞同她关于杜尚的观点,我写成了本科毕业论文——《作为哲学家的杜尚——杜尚与尼采》。后来在读研期间又一次见到她时,我把我本科毕业论文的打印稿送了她一份,希望得到更进一步的交流。老师更多时候是学生的参照,是等待着学生挑战的对象。正所谓“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荀子)。

  (待续)

  注:很抱歉提到各位先生的名讳。

(责任编辑:张桂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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