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芳几十年如一日地画紫禁城，将自己的热情和才情全盘付诸这个意蕴无穷的艺术母题，着实令人敬佩。作为故交，我见识过他最早的故宫题材创作，但不承想他就此一意孤行地坚持到今天，以至成就了一道独步艺坛、独领风骚的历史画创作景观。

　　在他看来，历史笼统地构成于诸多人物、故事、精神或象征，人们总是希望还原历史的真相，但无论百姓流传的“野史”还是宫廷大学士记志的“正史”或者史学家们考辨、论证的“历史”，都不是历史本身。面对故宫这座壮丽辉煌的宫殿，画家认为自己所能做的，就是凭借其不断透露的信息和为之激发的联想，“画出自己对历史的看法和记忆”。这种历史观似乎暗合了20世纪中叶以来全球范围的历史学文化转向。国芳把“紫禁城”视为文化概念，就像在历史线索和框架下展开文化研究的新文化史学一般，他笔下的历史画卷并未涉及真正意义上的重大历史事件以及关乎政治、经济、军事的宏大叙事。他以艺术家的唯美眼光审视历史，以现代情怀体贴故人在特定历史情境中的行为情态，藉想象力恢复历史学宏大叙事“裁烦剔秽，力任笔削”所遮蔽的生命个体及其历史位置。这些生命个体包括身份卑微的无名者，也包括常人状态中的声名显赫的权贵。国芳描绘历史，着意不在于还原历史真相，而在于通过“紫禁城”这个且历史且现实的文化空间，来展现中华文化的精粹和中国人精致优美的生活面相，并由此校正充满曲解贬毁的西方审美认知。这里透着文化自尊的底色。

　　国芳的新古典主义追求，直取神圣、庄严、唯美和愉悦。这些美学特质在紫禁城系列作品上得到了充分的印证。画家不仅娴熟地运用构图、光影、色调、笔触等古典写实语汇，而且强有力地赋予语言形式以切合其审美取向的理想化格韵。在布局精当绵密、造型端庄典雅的基础上，画家用光之妙每如神来之笔，恰如其分又恰到好处。若束若洒的烛照之光，循画家神思意志调摄画面，以或彰显或隐匿的节度结构理形，予视觉形象以雍容雅逸的韵致和情态；同时，配合明丽和谐的色彩处理以及考究的服饰器物刻画，将世间精致优良至极的物料质地发显为沁人心脾的审美质感。由此显示了艺术表现力的强悍。

​2019年7月29日 吕品田 作者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