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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号·专栏】刘骁纯:书写•书法•书象(中)

2019-08-19 09:53:25 来源: 雅昌艺术网专稿 作者:刘骁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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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艺术号·专栏】刘骁纯:书写•书法•书象(上)【艺术号·专栏】刘骁纯:书写•书法•书象(下)二、古典规范的解体隶——楷——行——草,这是文字的功能性和通用律不断取得胜利的历史,同时它自身又构成了反功能性和通用律的历史。这是个悖论。其中作祟者便是草书。草书有一种极方便又极不方便的两极同体性:简草之字越…

【艺术号·专栏】刘骁纯:书写•书法•书象(上)

【艺术号·专栏】刘骁纯:书写•书法•书象(下)

二、古典规范的解体

隶——楷——行——草,这是文字的功能性和通用律不断取得胜利的历史,同时它自身又构成了反功能性和通用律的历史。这是个悖论。其中作祟者便是草书。草书有一种极方便又极不方便的两极同体性:简草之字越是便于写便越不便于读。于是,在读写两便的最佳结合部位,出现了楷、草之间的行书。行书大功告成,草书便放荡无羁地向着反功能性和通用律的方向奔去。篆籀不便于通用是以繁难为特征的,这一回刚好相反,草书恰因简率而与通用律发生了偏离。这是文字的通用规则按自我肯定的方向运动而产生的自我否定。

草书一如绘画中的“写意”,由于它的规则无定,骗子、歹徒最易混于超人逸士“逸笔草草”的屋檐之下。于是草书永远需要楷、行为其后盾。以致历史没有按照楷、行、草一个高峰取代一个高峰的静态逻辑发展,而是三体共同发展,形成了晋、唐、清三座书法高峰的动态逻辑。这个历史,是楷、行、草三体确认自身、完善自身、形成正统规范,直至解体正统规范的历史。汉末的书法自觉,三体完成了自我确认;3至4世纪的魏晋高峰是三体的成熟和正统规范的形成;7至8世纪的唐代高峰是三体的鼎盛和非正统因素的萌动。其后,找不到书法出路的文人们逐渐将创造热情向绘画偏移,造就了举世无双的元、明、清三代文人画和联体艺术“文人书画”。17至19世纪的清代高峰,上可追至明末,下可延至20世纪,史称“书道中兴”,其实质为正统规范的解体和现代变革的前期躁动,它的重要特征有五:

(一)、自创精神。艺术即创造,但创造意识高度自觉却是近、现代的事。中国明末清初,随着个性和人本主义思潮的萌发,“天下之士,厌常喜新”[i],求新求变的自创精神越来越广泛地反映到了书法的领域之中,其中在理论上最气魄、最不妥协的,当首推石涛。他深恨泥古不化的时风:“画有南北宗,书有二王法。张融有言:‘不恨臣无二王法,恨二王无臣法。’今问南北宗,我宗耶?宗我耶?一时捧腹曰:‘我自用我法’。”“余尝见诸名家,动辄仿某家、法某派。书与画天生自有一人执掌一人之事,从何说起?”“古人未立法之先,不知古人法何法?古人既立法之后,便不容今人出古法,千百年来,遂使今人不能出一头地也。……冤哉?”“我之为我,自有我在。古之须眉不能生在我之面目,古之肺腑不能安入我之腹肠,我自发我之肺腑,揭我之须眉”[ii]。中国书法在唐以后数百年间,一直笼罩在晋唐高峰特别是“二王”典范的阴影之下,而明末清初崛起的自创精神,则极大地改变了书坛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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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沈度 《谦益斋铭》

(二)、复古崇碑。任何艺术系统,在越过了生命周期的高峰以后都将走向式微。而式微往往有两种指向:要么重复高峰期的规范而日渐僵化,“台阁体”、“馆阁体”即是;要么对远古时代的“童年魅力”或边缘区域的遗忘因素进行再发现,在大幅度地交叉和综合中寻找新的出路,高峰期留下的神圣规范由此而摇撼、松动,艺术家的创造火焰再度燃起,从而导致后期再兴或曰衰期辉变。这种在解体中的再兴,往往打出复古的旗号,以复古为革新。清代书法上追汉魏古碑便是这种情况。推动这一变革的外在条件有二:一是两周金文、秦汉刻石、六朝墓志、唐人碑版等古代文物在明清之际大量地被发现,斑驳古拙的古刻文书使书法家们大为震惊;二是18世纪对知识分子严酷的思想统治,致使文人们无法议论大事,随着古物的发现,文人智慧大量向金石考据之学转移。这两点,使碑学在19世纪入继大统,从而成为书道中兴的一大转捩。加上包世臣、康有为等书论家,发尊碑抑帖、崇魏卑唐之论[iii],以偏激而又深刻的热情推动了书法变革。古意、碑趣、金石味,使清代书法出现了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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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 张旭 《古诗四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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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 怀素 《论书帖》

(三)、自我表现。这点在西方艺术中是很晚近的现象,而在中国文人书画中却十分古老。中国书法历来以“宣道义”“养身性”的儒学精神为正宗,但于艺术关系更大的则是另外两大精神指向:泛神精神和自我表现,用中国传统语汇表述则是:道与骚,或曰庄禅精神和抒发胸臆。两大精神常互渗互补、相克相依,但相对而言,前者更强调对形而上的自然本质的皈依,主静,性淡泊,重顺应、出世、和谐、无为而为;后者更强调对个体当下心态的直接抒发,主动,性狂放,重抗争、入世、不和谐的和谐、有为而为。前者可与塞尚(Pall Cezame)的艺术精神比较,后者可与梵高(Vincent Van Gogh)的艺术精神比较。魏书重儒、重道[iv],唐书开始重“我”。一方面,张怀瓘强调:“书之为征,期合乎道”[v];另一方面,号称“颠张醉素”的张旭和怀素则将狂草推向了一个新的极端,“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vi] 开书法中自我表现之先河。其后,自我表现因素日渐强化,明末清初随着个性解放思潮而成为主流,出现了一批个性、表现性极强的书法家。

(四)、奇崛狂肆。中国传统美学的最高规范是“中和”,书法历来又强调正宗、正统。以致颜真卿、柳公权那么规矩的书法,也受到“后世丑怪恶札之祖”[vii] 的非议。明清之际,奇崛狂肆却成为时代性的书风,对此,力主“规矩从心,中和为的”的项穆,以卫道者的态度提出了他的五等分级准则,第一等是“不激不厉,规矩谙练”的“正宗”,而把“纵放悍怒”、“恣来肆往”者列为第五等“傍流”[viii]。傅山相反,明确主张“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直率毋安排。”[ix] 王铎正面为“怪”、“力”辩护:“怪则幽险狰狞,面如贝皮,眉如紫棱”,“力如金刚,声如彪虎,长刀大剑,劈山超海”。在正统派巨大压力下,王铎并不自信:“予书独宗羲、献”,“不知者则谓为高闲、张旭、怀素野道,吾不服!不服!不服!”[x]而被称为“八怪”之一的郑板桥却极为自信:“掀天揭地之文,震电惊雷之字,呵神骂鬼之谈,无古无今之画。原不在寻常眼孔中也。”[xi] 当时,在激烈的争论中出现了一批书风奇崛狂肆的书家。

(五)、群星散现。古典书法遵循着大体相同的规范,这种规范至鼎盛期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共识,因此成千上万的书法家大体可以按金字塔结构排坐次,每个时代有当时的“国朝第一”或几大家,整个古典书法又以“二王”为宗并以王羲之为首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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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克《急就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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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其昌书法·岳阳楼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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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耷《兰亭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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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农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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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白石书法

明清之际随着古典规范的动摇,金字塔结构便彻底破碎了,从而出现了多元竞争、众峰并峙、群星散现的局面。有循正统规范而求集其大成的董其昌,合章、今、狂三草而创格的宋克,奔放恣肆的“字林侠客”徐渭,露锋折笔、独标气骨的张瑞图,行楷参隶而独成格体的石涛,善用秃笔、正极怪极的朱耷,创“六分半书”、布字如“乱玉铺阶”的郑板桥,笔若斧刻、“漆书”稚拙、“有意骇俗”的金农,开碑学之宗的邓石如,从两汉碑额取意而成篆隶一家的伊秉绶,“把隶体割裂改装”的怪手陈鸿寿,偏行回腕之法、以篆分入行楷的何绍基,写北碑而以刚健胜的张裕钊,写北碑而以婀娜胜的赵之谦,学颜而采北碑之笔、行楷率意的翁同龢,“专用方笔,翻覆盘旋”的沈曾植,金石笔意、貌拙气酣、老辣生韧的吴昌硕和齐白石,侧笔行楷的张廷济,合碑帖一炉的于右任……这是绅士、狂人、怪杰、侠客并出的时代,因此已无法以用同一尺度去衡量取向各异的书法家。[xii]

以上五点,构成了五百年间书坛剧烈的现代躁动,而且愈演愈烈,它直接引发了20世纪80、90年代书坛的巨大震荡。

[i] 顾炎武(1613--1682)《日知录. 心学》。

[ii] 石涛(1630-?)《苦爪和尚画语录》、《大涤子题画诗跋》。引自《中国画论类编》,中国古典艺术出版社,1956。

[iii] 包世臣、阮元、康有为等人认为唐人楷书过于整饧,容易束缚手脚,而且依据辗转翻摹刻拓的阁帖,已难得原笔意精髓,而北朝碑版则奇纵多姿,堪以为法,倡言“江南足拓,不及华北断碑”。康在《广艺舟双楫》中更列有《尊碑》、《卑唐》二目。

[iv] 汉魏六朝的书论中 贯穿着儒道合一思想,主张书法“弘道兴世”,“信道抱真,知命乐天”,“兴至德”,“宏大伦”,“尊主致平”(赵壹)。而王羲之借天台真隐子之口说“书之气,必达乎道,同混元之理。”并说“敬兹法也,书妙尽矣。”则反映了魏晋玄学对书法的深刻影响。引自《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83。

[v] 张怀瓘《书断·书断序》。引自《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83。

[vi] 韩愈(768--824)《送高闲上人序》中称赞张旭草书之语。

[vii] 米芾(1051--1107)《书史》。

[viii] 项穆,明代万历时(1573--1620)大书论家。语出《书法雅言·品格》。引自《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83。

[ix] 傅山(1607--1684或1605--1690或1609--1690)《霜红龛集》。

[x] 王铎(1592--1652)《文丹》。

[xi] 郑板桥(1693--1765)《提画》,引自《郑板桥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第167页。

[xii] 这里所列人物时间跨度有四百余年:徐渭(1521--1593),明代书画、剧作家;董其昌(1555--1636),明代书画家;张瑞图(?--1644),明代书家;朱耷(1626?--1705?)清初书画家;金农(1687--1763或1687--1764),清代书画家;邓石如(1743--1805或1739--1805),清代书家;伊秉绶(1754--1815),清代书家;陈鸿寿(1768--1822),清代书家;张廷济(1768--1835或1768--1848),清代书家;何绍基(1799--1873),清代书家;张裕钊(1823--1894),清代书家;赵之谦(1829--1884),清代书画家;翁同龢(1830--1904),清末书家;吴昌硕(1844--1927),近代书画家;齐白石(1863--1957),现代书画家;于右任(1879--1964),现代书家。

(责任编辑:杨晓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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