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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昌专栏】张辉:明式家具的主体是婚嫁家具

2018-02-05 08:32:09 来源: 雅昌艺术网 作者:张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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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如果认真研究明式家具各类图案的意义和各类器物的功能,“婚嫁”便是一个绕不过的问题,除非视而不见。大多数有雕刻的明式家具带有观念化图案,这些图案概称为五大类图案。一是“喜鹊登梅”或梅花纹寓意为“喜从天降”、“喜上眉梢&…

  如果认真研究明式家具各类图案的意义和各类器物的功能,“婚嫁”便是一个绕不过的问题,除非视而不见。大多数有雕刻的明式家具带有观念化图案,这些图案概称为五大类图案。一是“喜鹊登梅”或梅花纹寓意为“喜从天降”、“喜上眉梢”。二是“龙凤呈祥”、“鸾凤和鸣”、“鸳鸯戏水” 纹,寓意为新婚夫妇合美。三是 麒麟(玉书、葫芦)纹意为“麒麟送子”, 还有石榴纹寓意为“榴开百子”。它们都代表着祈子求嗣的愿望。 四是子母螭龙(凤)纹、鱼化龙纹代表着教子读书及科考成功的观念。五是凤纹代表着女性标志。

  如果把明式家具中这些图案当作证据,那么螭龙、螭凤、麒麟(葫芦)、喜鹊登梅、榴开见子、莲叶鸳鸯、鱼化龙等图案,便能形成相互印证的证据链。这个图像谱系反映了对于新婚、祈子、教子成才、夫妻和美、富贵长寿的祝愿,是传统社会一整套对新的家庭生活的期盼理念。其实,这些也是中外古今普世的生活追求,是人类共同的美好心愿。

  明式家具中绝大多数有雕刻纹饰图案的家具,无疑可以认定是当时婚嫁用具,其中不乏妆奁之用。那么光素家具没有纹饰图案,它们是否还有此类家具,答案是完全可以肯定, 而且为数甚多。

  明式家具的雕饰是一个由无到有的过程,光素时期和过渡时期的家具,没有或少有图案。但光素明式家具中,最保守地说,那些镜台、闷户橱、衣架、盆架、架子床以及当年大量制作而今所存无几的衣箱,均是结婚时制作购买。

  至于为何明式家具多为婚嫁用具?可以从几个方面理解:

  一是由于材质的珍贵性,即使富有家族,也只有在婚嫁大事时才购置此种高档用具, 日常也少有染指。

  二是今天尽管明式硬木家具获得了极高的荣誉,但在当时,代表最高品级、具有长久文化传承的家具,首先是大漆家具。紫禁城建筑最重要的宫殿中心中,从来只陈设大漆家具。而题有“大明万历年制”,“大清康熙年制”代表宫廷制作的款识,也只存在于大漆家具之上, 黄花梨、紫檀家具却无一具。

  在民间,一方面黄花梨、紫檀家具代表着富有和地位,被财富精英家族推崇;另一方面, 在历史悠久的大漆家具体系前,黄花梨和紫檀长时间代表着新式、新潮、时尚,所以老派人士可能并不会或少有染指。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在明代笔记中堪称上乘之作,为研究明代历史的重要史料。书中说:“吴中折扇凡紫檀、象牙、乌木俱目为俗制,惟以棕竹、毛竹为之,素称怀袖雅物。”可见新吸纳的高贵材质,在一些人眼中都被看作“俗制”。

  代表老派的士人文震亨在《长物志》中认为:大漆甚至要“断纹黑漆”家具为“雅”、“古雅”。“照旧式制,成俱可用。”“改长大诸式,虽曰美观,俱落俗套。”“黑漆断纹者为甲品。”“以宋元断纹小漆床为第一”。“不得旧者,亦须仿旧亦可”。 制作文具“他如紫檀、花梨等木则俗。” 文震亨是崇祯时期的世家子、士人意见领袖,他对大漆家具和其旧式仍如此坚持,表明明式家具制作高峰时期社会还有另一种强大老派的观念,他们并不待见这种家具。

  人类的情感、思维和观念,往往自相矛盾。一方面,有强烈的求新发展的愿望和变革的实践;另一方面,凡古老必雅、凡时尚必俗的观念连绵不绝。明清时期大漆家具和硬木家具关系中的这种观念就反映了这一点。当年文震亨们视作为旧有存量的元代式样为“雅”, 斥当时新兴的明式家具为“不雅”、“俗套”。

  在柴木家具汪洋大海中使用的明式硬木家具,现在看来多少有点像年青的富有者使用名牌豪车。正如明万历范濂《云间据目抄》所云:

  自莫廷韩与顾、宋两家公子,用细木数件,亦从吴门购之。——纨绔豪奢,又以椐木不足贵,凡床橱几桌,皆用花梨、瘿木、乌木、相思木与黄杨木,及其贵巧,动费万钱,亦俗之一靡也。(明范濂:《云间据目抄》,见《笔记小说大观》第6册,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

  另外,从清宫档案看,在明式家具后期,即康熙晚年、雍正年、乾隆早年,清宫廷使用黄花梨、紫檀家具的记载不绝于史册。这些家具可能并不仅是用于婚姻活动,但宫廷用家具在整个明式家具的总量中,毕竟比重极小。况且其中有五大类图案者,也不排除用于皇家婚庆。

  前面已经解读有关带寿字纹的器物中,个例为祝寿之用,多数为婚嫁家具,其上的螭龙纹体系的装饰符号为证。

  会有人质疑有些大条案等并非男女生活必用品,当为供案之用。本书一再强调,笔者研究的结论是以实物依据得出的,大案用以祀祭神灵不假,但其挡板等处的子母螭龙纹、凤纹、麒麟纹,表明它们为婚嫁时制作。所有的尊贵之器的制作皆有因缘。

  从某种意义说,多数明式家具是明清时期富有的家族,为了迎接新家庭的到来而制作, 它们是精良的物质创造,也是当时社会观念的反映。在当时新制作的各类明式家具中,一定有相当大的数量是出现在婚礼上的。换句话说,今天可见的明式家具一定有极多的婚嫁用品。其中当然包括卧室中的镜台、镜架、衣架、巾架、火盆架、闷户橱、架子床,也包括功能多用的四出头椅、圈椅、交椅,还有平头案、翘头案、万历柜。从品类上看,包括了卧室家具、厅堂家具、书房家具,甚至文房用具。

  结婚是家庭购置高档家具的主要契机,尤其是大规模成堂成套的订制。而家具的品质优劣与家境的高下成正比。这种场景在今天仍然会在我们眼前出现。新人成家的刚性生活需求,是家具物质生产的强大推手。

  豪门巨户子弟们的终身大事是消费的盛宴,硬木家具在此饱受青睐。年青富有者永远是新奇奢侈用品的积极消费群。

  明式家具正是在满足人们这种实用需要的基础上,完成了视觉美的创造。那么,除了婚嫁用具,常人一般时候就不能使用黄花梨、紫檀家具吗?谁都有无限的推想,但历史学最重要的训诫是证据为王,本书用大量实物及图案表明,明式家具和明清婚嫁习俗密切相关, 几乎有雕刻图案均与传统喜俗相连。而明清史、生活史研究成果也有力地佐证了这一课题。

  但如果迁就一下另外的推理,各种富有家庭平日偶尔亦可能购置使用黄花梨、紫檀家具。那么兼顾两者,结论如下:明式家具的主体是婚嫁家具。

  从整体着眼,可以提炼出三句话,即三个“特殊”来解读明式家具的使用:明式家具是在特殊富裕的时代,由特殊富有的阶层使用,主要消费于家族特殊的事件——婚嫁。当然不排除少量明式家具使用于其他场合。这种合乎社会生活逻辑的认识确立后,有助于实打实、接地气地从物质消费角度,揭示明式家具达到高品质之因,从物质文化角度理解这种高度艺术化的实用品。

  明式家具上的大量图案表明,明式家具的主体是婚嫁时的制作,那么必然会一个疑问, 婚嫁活动中能产生制作那么精良的、合乎美学价值的家具吗?

  婚姻是人类最重要的文化制度成果,婚姻用品代表着各时期人类日用品的最高制作水平,是实用性、审美性、精神性三者兼顾的物质成果。婚嫁家具不会抽离整个家具的制作环境, 但它一定高于和领先于整个家具的制作水准,它是家具整体制作的宝塔之尖。

  今天婚庆用具在设计新潮、制作精良和视觉创新、品质高贵方面,一定超越常规生活用具,在同类器物文化中占有最高层位。以今鉴古,可以明白无误地发现,古今社会各阶层人士用于婚姻的消费品的品质,一定超越日常消费品的水准。

  高贵材质与婚嫁活动结缘,极致工艺与联姻活动牵手,这是由于婚嫁在人类生活中的重要性决定的。在日用工艺品制作中,婚姻的影响力和穿透力是最为巨大的,古今如此, 中外依然。举个通俗的例子,英国威廉王子的大婚用品,一定是当下英国乃至世界最优秀、最豪奢、最高贵的制作。

  古代家庭有四大礼仪“冠婚丧祭”,即行冠(成人礼)、婚嫁、丧葬、祭祀,其中以婚嫁对家具需求最为紧密。这种人生最重要的典礼,富足的家庭使用社会最优质的生活物资(包括家具)顺理成章。结婚一定要做新家具、好家具,这是古今中外人类的通例。最精良和最富审美价值的实用生活器,常与婚礼这个人生大戏相关。结婚是贵重器物消费的重镇,嫁娶用具一定是“两家罗列,内外器物,既期贵重,又求精工。”

  婚嫁是富裕人家最为看重的家族大事,尤其是在明式家具制作的时代,上层社会财富骤增,这种华奢斗富现象成为时代的风尚,“婚丧嫁娶,下至燕集,务以华缛相高”。“凡遇婚丧等项必极美观。”而贵重家具成为结婚必备之物。

  从战国时期起,统治者就允许“摄盛”,即允许结婚场面和消费上有一定程度地越规违律、逾礼僭越,明清之际更是如此。“今则服舍违式,婚宴无节,白屋之家,侈僭无忌,是以用度日益华靡,物力日益耗蠹”。(明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七。)

  民间“嫁娶丧葬, 任情而逾礼”。“迎送仪物摄盛而失之僭越。”“摄盛”一定程度上更助长了婚庆奢侈之风的盛行和器物品质的提高。

  中国传统社会中,安土重迁,人群流动性小,稳定的社会结构中,无论何人,一生一世购置珍贵家具最多是在婚礼上。这些家具往往伴随人的一生,而且还要传宗接代,尤其富有家庭所用的紫檀、黄花梨家具更是如此。婚嫁是奢侈用品集中消费的契机,古今中西, 概莫能外。

  以婚嫁为主要购置契机的家具,本属私人空间之物,但它联系两个家庭或两个家族的体面,妆奁代表女方家庭的财富和权力,又决定女子在新家庭的地位,所以它们更多地带有公共性,这也使这些家具必然走向奢侈化和炫耀化。

  大部分明式家具的妆奁化,无疑在当时具有强烈的财富炫耀性和财富的“符号消费”性。炫耀性和“符号消费”性是古今中外一切奢侈品的属性,这也成就着明式家具富贵精丽的品质,为高品质工艺之火添加燃料。从艺术品鉴赏角度看,它们也是明式家具制作走向更精致、更华美的助推器。

  明清时期,富户巨室之奁品象征家族的权势,更具奢侈品意味,其炫耀性是金钱的斗富, 其实也是高贵和品质的夸示和竞赛。

  明清时期,政府公文、笔记杂志、地方志中,对于浮华、富奢、夸耀的世俗风气批评责难, 常常以婚嫁中过度花费为靶子,将其作为铺张求盛、竞相华丽的典型。在婚姻嫁娶中,“轻财重奢”、“竞事华侈”成为常态,此类语言是史料中常见的词汇。这也正是明式家具产生、发展的社会背景。对于明式家具的奢侈品属性,不必刻意宣传,也不必着意回避此问题。

  从“去道德化”的学术角度,超越狭隘的道德藩篱,可以科学地理解明式家具。历史研究不是道德评判,尤其不能以传统的伦理框架为准绳。判断事物的价值标准是它对历史、社会发展的促进与否。

  婚嫁中使用高品质的奢侈用品和人的本性密切相关,人总是处于一种追求欲望满足的过程中,总是要寻求更好的、更高级和更完善的器物,如此世间才有进步。奢华和高档可以说是生活品质的提升。婚庆活动对最好品质、最华贵家具的追求,代表着人类对富贵的追求,对荣耀的追求。结构科学、形态完美、工艺精细的明式家具的主体使用于婚姻活动, 这是人性合理欲望的体现。

  张辉简介:

  毕业于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先后任职河北省博物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后,在北京多家出版社任策划组稿编辑,并创建北京紫都苑图书发行公司。著有《曾国藩之谜》(经济日报出版社),整理《曾国藩全集》(中国致公出版社)、《中国通史》(中国档案出版社)、《中国名画全集》(京华出版社)、《古董收藏价格书系》(远方出版社)等著作。从2000年开始,从事明清家具、文玩古董收藏和研究,现为三家专业艺术媒体专栏作家。将考古学、人类学、图像学、历史学之方法论引入家具研究。2017年出版《明式家具图案研究》,故宫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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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杨晓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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