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艺术史家白谦慎所著《傅山的世界》出版十多年来，在华文书法界和学术界盛名素著，通过傅山的书法实践来考察中国书法在17世纪的嬗变，白谦慎揭示了碑学崛起的嬗变及其社会机制。白谦慎认为，由于清代和20世纪的书法严重依赖出土文物，并被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反映了当时的主流审美倾向，这种观念存在根本性问题。仰赖并受制于实物材料，让书法史书写变得困难甚至不可能，但“后之视今亦如今之视昔”，书法经典的形成及其古今差异仍然值得艺术史研究者认真思考。

　　近日，方所举行五周年店庆暨“中国的世界”2017年度主题发布，白谦慎应邀进行书法的主题讲座，并接受记者记者专访。

　　书法史不应拼凑历史

　　记者：《傅山的世界》问世十多年来在海内外产生极大影响，是否在于独特的研究方法和写作方法?

　　白谦慎：海外的写作的确比较重视写作方法，不管是历史写作还是其他的写作。黄仁宇先生和我的博士论文委员会的委员史景迁，都很讲究叙述艺术。所以处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我是注重叙述的。《傅山的世界》从谋篇布局到叙述下了很多功夫。当时为了写书法史，我其实看了很多明清史的书和研究文章，包括文学的、历史的、思想史的，不仅借助了许多当时国内关于傅山的研究成果，文献方面也充分利用了许多散落各地的资料。单是设法把这些吸收来的东西串起来，就花了很多精力。但根本上还是研究和熟悉的程度来决定的。应该说，在傅山的研究方面，当时所能见到的资料，我基本上都摸过了，而且摸得还比较熟，驾驭起来比较方便。所以写作方法固然重要，但是细致的研究更为重要。

　　记者：你如何看待当代书法的状况，现代书法是否是过去五千年书法的延续，还是已经断裂了?

　　白谦慎：你所认为的和传统书法发生断裂的情况，出现在三方面。一部分是延续了日本二战后出现所谓的“现代书法”，它们或者变形或者夸张;第二部分完全是前卫的书法，它可以很抽象;还有一部分像徐冰、谷文达、吴山专他们，完全把汉字作为当代观念艺术的资源。我个人认为，不能简单地说它们是乱象，其中有些做得还很好，笔墨功夫也有，但是它们有点离开了汉字，我们怎么样来定义它，这是另外一个需要思考的学术问题;而像徐冰、谷文达他们做的那一套东西，跟我们传统的书法太不一样，好像你愿意把它放在书法艺术里面也可以，你把它归入当代艺术里也可以。再比如，邱志杰那个《重复书写兰亭序一千遍》，展示的是一个过程，他的最后结果已经和我们传统里讲的“书法好看不好看”没什么关系了，和我们的传统相差太远了，是完全另起炉灶。

　　记者：这种书法多元化以及和当代艺术交叉的情况，会不会对书法的概念和书法史带来影响?

　　白谦慎：这里面的确涉及到一个艺术史本身该怎么写的问题。我们过去写艺术史受到几个因素的制约。第一个是受到材料的制约，材料少的时候出土一件东西你也要把它当作书法史，拉线索时候把它拉进去。我们书法史写作面对的是残留的历史，有时材料非常少，拼凑历史的现象本来就成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我们的艺术史基本上是名家谱系，比如唐代的、宋代的、近代的名家，反正他们的作品是留下来的。因为历史写作必须要筛选，不可能把人人都写进去，那就选所谓的代表人物。今天我们看到哪些新形式出来了，跟以前不一样了，我们就把不一样的东西写进去，写成一部艺术史。但实际上的一个问题就是，真正的练书法的人，大部分人是比较传统守旧的，那么你选的那几家多大程度上能代表时代的审美?这就是艺术史写作本身遇到的困境。重写书法史，一写就要选择，但是选择可能是非常个人化的，并没有经过仔细的思考。

　　碑学与帖学互相渗透

　　记者：你从事了几十年的书法史和艺术史研究，有没有形成自己比较成熟的写作观念?

　　白谦慎：我的看法是，我们的材料不够，留下来的作品主要依赖艺术家的名气，谁有名谁容易留，但是名气和艺术成就并没有绝对的关系。比如说，元代的书法家陆居仁，他写的字太好了，但是知道他的人很少，因为他一共才留下两件作品，一件是在上海博物馆，一件在北京故宫博物馆，他的艺术成就太高了，书法史却没有人写到他。所以即使对传统材料，怎么写艺术史也是一个问题。

　　写当代史也是一样的，用什么方法把材料串起来。你永远不可能把全世界的人写进去，所以按照人类学的方法，就选一个村庄去考察，比方说我写的《傅山的世界》，是明代书法史吗?是清代书法史吗?只是一个人，一些现象而已。我在书里提到写异体字的人，其实这在当时少有写异体字的人，还是精英阶层，但后人以为那是当时的主流。

　　记者：碑学兴起之后改变了帖学一统天下的局面，具体来说，碑学和帖学并存之后，对帖学的影响有多深?

　　白谦慎：两者有时候是并行，有时候是渗透和互相影响。这种影响的具体体现是，有的人行书写帖，楷书等写碑学。碑学主要是楷书、隶书和篆书的部分，行书过去没有碑学，后来有的人比如何绍基、赵之谦他们把碑学的东西带到了行书里面，于右任把碑学的东西带到草书里面，这是碑学所产生的影响。现代也还有像沈尹默那样的，既写魏碑楷书，也写褚遂良楷书，这是一套，但行书里没受过什么碑学的影响，他是完全分开的。张充和也是，小楷写过王羲之传统帖学那一路的，也加进了六朝的东西，两者是混合在一起的，互相渗透的。所以碑学和帖学两者从来都不是敌对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