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紫檀大围屏，为清康熙帝60岁万寿节的寿礼，共十六扇，为十六个皇子进奉(另外十六扇为三十二皇孙所献)。这个与康熙帝祖孙三代相关的祝寿大礼，鸿篇巨制，记年准确，具多方面重大意义。康熙帝六十岁生日，为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

　　从局部看，大围屏上除升龙外，边框、牙头的大量边饰，透露了康熙晚期，清早中期之交的装饰信息：

　　1、五爪升龙纹，为康熙朝木器云龙纹最有说服力的标型器，其脸部特征，成为终结相关龙纹年份争讼的利器;

　　2、两处有螭龙纹：(1)攒框之上，嵌三例螺钿草龙式螭龙纹，螭纹侧面独目，张口长啸，尾部、爪部均草叶化。整体形态为“多草叶草龙状”，一例螭龙以扁蝠纹代替螭首，为仅见。这种式样异变表明这种螭龙纹演变已久。(2)足间角牙似为黄杨木雕饰“草龙式螭龙”，亦侧面，独目瞠视，长吻大口，无肢无爪，呈团龙状。其长吻大口的形态我们尤要注意，它代表着特殊的图像含义。

　　3、此器表明，康熙朝螭龙纹变成“侧身、独目、大嘴、蛇身”状。蛇身图案化，呈极强的草叶化倾向。同时从类型学推理，此时螭龙纹，是侧面独目形态发展演变已久的式样。

　　清康熙五十二年 紫檀嵌螺钿雕花寿字大围屏(正面局部)

　　(整器)每片长70.5cm 高324cm

　　(见胡德生：《你应该知道的200件镶嵌家具》，紫禁城出版社)

　　草龙式螭纹

　　蝙蝠螭首纹(螭首处为蝙蝠)

　　4、在嵌螺钿的螭龙纹上，有一个图案，以蝙蝠头代表螭首，成为变体螭龙纹。此时的螭龙纹已出现这种状态：(1)保持螭首，身尾变化多样，充分图案化;(2)有的对头螭龙，身尾保留一般图案化螭身形态，但龙首已变成其它图案，如蝙蝠。进而出现根本就无龙首的螭龙纹，这代表着另一脉螭龙纹饰向另一方向的发展。

　　5、以往习惯认为，“美术体”圆型的团寿纹为清中期、乾隆朝产物，但围屏上大量的圆寿修正了这种观点。另外，其“美术体”香炉型寿字不同于晚期明式家具上“螭龙体”香炉型寿字。“美术体”香炉型寿字应是 “螭龙体”香炉型寿字的演变。本屏双龙龙首相拱的寿字，呈现香炉型寿纹向长方型寿纹的过渡形态;

　　以多条屏用于祝寿，从资料看，清早期已蔚然成风，画家们应祝寿人之邀作装饰画屏多有记载，如清初石涛信札所记：“友人以轿清晨接去，写八分书寿屏，朝暮来去，四日事完，归家又病。”(乔迅《石涛：清初中国的绘画与现代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12页。)

　　6、团寿纹之间，为流云蝙蝠纹。可见清早期末端，家具纹饰以谐音取祥瑞的习俗已形成。也可以说，康熙末期，明式家具进入纹饰兼收并蓄的时期。

　　康熙朝晚期，“侧身化”螭龙纹形态演变已久,各种纹样已繁花乱眼，呈极盛之势。从美感角度看，雕刻形象更强烈、更炫目、更华丽。螭龙“侧身化”的这一变革，吸收了先秦以来龙图案的侧面形象。这也再一次体现了中国古代工艺品形状、装饰进程的一大特点，就是每每大发展的前行中，一定会回首过去，从历史的积累中，汲取养分，寻求突破和增长。宋明对先秦秦汉文物的沉迷、清人对先秦至宋代器物的再发掘，都表明了这一点。

　　这件康熙晚年皇家重器，仅断代价值，即为旷世奇珍，不可多得。

　　我们以明万历朝、明崇祯朝、清康熙朝各代标型器得出基本断代坐标和思路，以此再对某些年代标识模糊的明式家具进行反观，合乎某时期基本特征者，便归类在某时期。在充分考虑各种变化参数的基础上，尝试对各类明式家具进行类型学的器物排队，进而对每个器物进行断代。

　　清康熙紫檀嵌螺钿花雕花寿字大围屏(背面局部)

　　标型器，指有确切纪年的器物，在考古类型学中，确定一种器物的类型和年代，往往是依靠有准确纪年的考古出土的器物来决定，这个器物就是标型器。传世品的标型器是有确切纪年的器物。标型器的意义在于为考古出土物和其他的古代遗物提供了一个与相类似的器物形态比较的标准，从而可以参用考古类型学理论来判断相类似器物的相对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