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producing)，让马克思发现了资本增值的秘密。之后，这个词在思想领域获得了更丰富的涵义：政治领域的权力生产、精神领域的欲望生产、文化领域的知识生产，似乎，日常生活中的一切都被生产操纵，贴上了生产的标签。裹在文化下的艺术创作本是一个手艺活，可到了资本化时期，传统的艺术生产模式被安迪·沃霍的“工厂生产”所颠覆，既而被达敏·赫斯特和村上隆等继承拓展。在国内艺术界，大牌艺术家的作品由助理代笔已不是什么新鲜事，而近年来高调地以公司的方式进行当代艺术品生产，同时又以一种嘲讽和批判模式售出的艺术生产者，便是“出尽风头”的“没顶公司”，它背后的“大脑”和老板便是徐震，一位早熟的、上海艺术家中的佼佼者。

　　上世纪90年代末期，年轻的艺术家徐震就以一系列从不同角度涉及身体的视觉作品为人所知，2001年，作品《彩虹》获邀参加威尼斯双年展后，更是奠定了其在艺术圈的位置。徐震给外界的印象总是充满了悖论：瘦条、高个、眼神机敏而行动忤逆，活脱脱一个从上海市井弄堂里窜出的“赤佬模子”;他青年得志、充沛精力、脑子活络、认真执着，却又把自己塑造成一个隐藏在捣蛋、调皮之下的“不靠铺青年”形象;面对媒体，徐震总是言简意赅，而私下里却是个极富鼓动的“话痨”!面对这些充满悖论的认识，徐震表示：“身份认知肯定不全面，也不用全面，都是可设计的，也都很偶发，靠谱不靠谱，每个时代定义不一样，艺术家总是在和‘定义’作斗争”。徐震似乎很享受由因他模糊的身份而造成的某种意识混乱。

　　“从小家里人拉着去画画，自然而然的，就走上这条路。”这是徐震对自己选择艺术初衷给出的说法。1996年徐震从上海工艺美校装潢专业毕业，这所学校因为曾经有余友涵、丁乙等一批上海当代艺术先锋人物而知名，在学校期间，《江苏画刊》杂志中介绍的现代绘画、装置、录像让他觉得好玩，于是在学校的设计课程之外，他也尝试着这样去“乱画”，画了些抽象的和表现主义的，或是用材料的，自认为有感觉的实验性作品。工艺美校毕业后和普通艺术生一样，徐震也向往着高等学府，曾试过考浙江美院油画系，后来没有考上。于是抱着对于北京郊区著名的圆明园艺术家聚居区的向往，徐震成为了一位北漂，在中央美院进修过一段时间后，1997年他回到上海，花了大半年时间在外婆家画画。用徐震自己的话说：“我觉得考大学，目的就是做艺术，考不上大学也要做艺术”，之后，他绘画趋向表现主义，也开始尝试其它媒介。

　　有人说，徐震像意大利艺术家卡特兰，因为除了做艺术家， 策划展览、组织活动和论坛也是他创作作品之外的日常活动。在出道前的两年间，徐震常和一些朋友，如杨振中等聚集在华东师范大学后门的酒吧讨论艺术，这段时期满足了徐震对于艺术的兴趣，不用多考虑功利问题：如作品做出来的好坏，能不能参展，作品跟艺术家有何关系或是理论实际上是否对其有帮助，纯粹的无负担的“玩”艺术，使徐震获益颇多，而以装置和表演为主的创作方向开始成型。此后，与德国艺术家飞苹果等一起策划活动如“超市”展，与北京的艺术家沟通，在上海也组织方案讨论，徐震由此养成了对作品要进行讨论的创作习惯，也形成与艺术家共同工作的关系。徐震的创作思路感觉生活着、娱乐着、调侃着、玩着，在无所顾忌，和有所节制之间产生了艺术这个副产品。2000年后徐震和意大利人乐大豆创办了上海比翼艺术中心。“他是比翼的推动力量之一，”乐大豆曾说，“请记住，他当时只有24岁，我们总是在策划和思考前进的方向。同时，他已经是上海艺术圈内一位重要的艺术家和天生的领导者。”有了这个平台，徐震广泛地与上海与各地艺术家交往起来，而他身边也逐渐聚集起一批活跃的艺术家群体，来涉足艺术媒体、活动策划、学术讨论、艺术空间建设等活动，以开放的姿态进行各种艺术尝试，这些可以看作没顶公司的某种预演!而这样的团体交流和集体活动模式没有止于没顶公司的成立，2011年桃浦艺术园区的“未来的节日”、“桃浦大楼”以及“海报展”等活动纷纷亮相，是徐震及其没顶公司和桃浦的上海艺术家们共同策划推出的“乌托邦”式艺术节，其中包括与同济大学的哲学教师陆兴华进行一个长达一年、围绕各种与艺术和现实社会有关的议题的讨论。

　　2009年，自诩为“少年包工头”的徐震，成了公司老板，宣布放弃“徐震”这个身份，继而宣布成立生产艺术品的公司，即“没顶”，在英文中“没顶”写成“MADEIN”，或许可以理解为“made in”，这意味着他取消了自己作为艺术家的主体身份，彻底地切换成为了艺术公司“没顶”的法人和艺术总监。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多年来他用“徐震”这个名字做的作品与事情，积累了很好的社会关系，很好的品牌声誉，较好的市场反应，为没顶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现在被圈内称为“徐老板”的徐震，日常的状态是每天8点到位于上海西北角的桃浦“没顶公司”上班，一般忙到下午4、5点下班，有时与艺术家开会要到半夜结束，类似于标准的白领作息时间表。据称目前公司有近四十名员工，从事研究、开发、艺术生产和档案保管等领域的工作。公司用看似轻松实则严谨的方法管理，比如上班要打卡，以确保工作效率，虽然不同于标准的企业方式，但也不是艺术家工作室的管理模式。去年11月，没顶将公司的研究与行政区、artbaba 办公室、作品展示区、平面作品制作区、立体作品制作间全部移师到了民生现代美术馆，公司员工在美术馆内和公众观看下进行日常工作以及创作与制作，真实曝光了没顶公司的完整形态，又一次挑战了人们的观看和认知神经。徐震坦言，“我之前接触过很多工作，对艺术类的管理，有我自己的一套思路。”他把在广告公司的工作经历，比翼中心的策划经验，到和艺术家一起做ArtBaBa论坛等团队和公司化运营的实践经验，都融合在“没顶公司”的日常运作之中，在艺术家创作者与组织、策划、管理人之间，徐震似乎总能驾轻就熟，切换地纹丝不乱，他在每一种身份的领域又都为行业树立新的标准。

　　没顶公司运营几年来，徐震显得更忙碌了，身兼数职的他，精力付出更多，电话总是占线，所以基本没有个人娱乐生活。作为两个孩子的父亲，务实顾家的上海男人，徐震需要在艺术创作与日常生活之间不断转换。当问及家庭生活对你的艺术创作有影响时，他答道：“好像没什么太大影响，工作倒是影响了家庭!”对于自己理想的的工作和生活状态，徐震坦言“目前就是比较理想的状态，未来可能不要这么忙，但也闲不住，挺矛盾的”。

　　丰富的艺术经历，多元的身份，讨论作为艺术生产者徐震的非典型性艺术生活，似乎成了一个比较难的话题，因为他呈现出的是在艺术这个名义中的各种忙碌，各种新动向。这些天，徐震和没顶公司一直忙活着，为4月份在长征空间的展览准备作品，据他说，此次展览东西很多，全部是新作。这让人联想到最近艺术圈一直在盛传的消息：徐震要把公司搬到北京去?对此，他没有以往的闪烁其辞，只是说：“有这个打算，估计没这么快”，“我们还在纽约和伦敦、北京之间做选择，肯定是开设新的分部”。

　　“没顶”创办伊始，在外界眼中就是商业行为，而没顶的公司化运营，徐震业从没避讳过，他甚至说“早就公司运营化了，艺术界土，说半天也不明白”。徐震以及他的没顶公司把产品艺术化的道路，可以看作是对安迪·沃霍的艺术产品化的模式的继承和反驳，后者还是以生产艺术品为目的，而前者已把“生产”放置在艺术前面，因而，在民生美术馆的驻馆展示，没顶公司的现场成为徐震的又一件作品。于是有人说：没顶的作品并不重要，重要的在于这种没顶式的“生产”!面临着越来越多的争议，作为尚年富力强、见多识广的“老艺术家”—徐震本人早已把视野放在艺术界的荣辱之外，坦言“对艺术圈早就没什么看法了”。 其实，熟稔艺术界规则的徐震早已认清了身为个体艺术家的瓶颈和局限，而当代艺术圈体制的狭隘和偏颇也促使他不断对此发起反讽式的挑战，而“政治敏锐度”颇高的徐震，每次的出手，都能完美地踩在点上，他以其艺术生产和团体化模式极为有效地，为其未来的道路做好了铺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