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学界有关墓志在内的近现代考古新发现对20世纪书法史学、史观之影响的讨论不断升温，仅从发生于20世纪60年代中国书法史上最大的一次论争“兰亭论辩”即可窥见一斑。同时，对旧有唐代墓志与新中国出土唐代墓志书法的研究工作也取得一定进展。因而笔者拟从新中国以来学界对唐代墓志书法的研究现状出发，以宏观与微观的多视角审视其进展与不足，为今后更大规模研究提供参照。

　　首先，学界对唐代墓志书法的整体通论性研究试图以唐代社会历史与书法史发展为横坐标，把握其不同阶段不同书体的风格面目及与主流书风的关联，勾勒唐代墓志书法整体概貌;同时将唐代作为时间节点，以唐代墓志各体书法与前后期的对比为纵坐标，寻找其在中国墓志书法史中的位置。通过此种时空互照，挖掘唐代墓志书法的书法史学价值和艺术审美价值。此类代表性的研究有朱关田的《中国书法史·隋唐五代卷》，张同印的《隋唐墓志书迹研究》，宫大中的《中国书法全集·隋唐五代墓志》，常耀华的《〈洛阳新获墓志〉隋唐墓志之书学研究》，李徽、唐冬冬的《唐代墓志书法探析》。

　　对唐代墓志书法的专题研究多以近几十年新出土的唐代墓志为考察对象，选取角度多样。有的就一方唐代墓志进行个案考释，有的就墓志撰、书人做专门研究，或就某一书家或书手进行研究者，涉及多方墓志。还有对唐代墓志进行地域性研究，包括特定地区或特定藏主。

　　考古新材料的不断涌现促进了书学界对墓志个案的关注，相继有《文物》、《考古与文物》、《考古学报》、《考古》等杂志对新出土的成果做考古报告与个案考释研究。这类研究首先考证墓志中涉及唐代著名书家(书论家)的生平、家世信息，纠正史载之误;并以墓志书法为本，探寻书家书风渊源及演变。如唐代书法理论家张怀瓘，虽为古代书论史上的一代大家，却因其生平、家世于史书未载而后人不得详知。2006年，《全唐文补遗—千唐志斋新藏专辑》出版，其中包佶撰《大唐故朝请大夫盛王府司马诸王侍书上护军范阳张公(怀瓘)墓志铭》可考见其家世族系。再如，新出土的李正卿撰《李翘墓志》中有关于中唐名家李邕世系的信息，据此可考知《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所载之误。另外，学界对近年新出的颜真卿书《郭虚己墓志》和《王琳墓志》的研究，弥补了唐代书史对颜真卿书法演变及其分期的断档，并对探讨颜体书法形成的渊源提供了趋于统一的依据。其次，这类研究还对非名家撰书却书法水平较高的非名人墓志给予关注，以此考察唐代墓志背后的历史环境与唐代整体书法水平。如吴磬军、刘德彪的《唐代元云墓志浅说》对元云墓志背后的社会历史沿革做叙述、考察，赵君平的《洛阳新获唐志二题》分析非名家之手所书的两方墓志的书法水平。

　　对墓志撰、书人的相关研究体现出新中国以来书学界对于唐代书家的考察范围的扩大，即不再局限于少数精英名家，而是扩展至民间、官府中的书写者。考察层面多样，既有个案考释，也有系统研究。总体说来，大都在对唐代墓志撰、书人考证补史基础上，对其身份归类，探讨民间与官府书手各自状态，并特别关注为皇室服务的翰林书待诏群体。如朱关田《唐志五书人考》、《唐名士三志文小识》对多名撰、书人进行群体考订;江波的《唐代墓志撰书人及相关文化问题》就墓志所见唐代丧葬及志墓观念影响下的撰、书人生态进行整体性研究，涉及唐代墓志撰书人整体署名情况，撰、书人身份及其与志主的关系，墓志撰书的制度与民俗等问题;王海宾的《唐代翰林书待诏制度综考》对翰林书待诏群体进行专题性书法考察，对新出石刻文献整理出的翰林书待诏所书碑志按书体进行系统整理，分析翰林书待诏的身份特征、风格样式与书坛影响;王力春的《汉魏南北朝石刻书人考辨》对汉魏南北朝各种类型石刻的书写者进行详细考察，其中涉及墓志书人的考证，并将汉魏南北朝石刻书人的身份分类，对其官阶和身份特点考释，以期挖掘深层的书法史学意义。

　　从文化地理学视角，对唐代墓志进行地域性研究的范围大到一个地区，小到一个馆藏，研究者抓住隋唐的多元文化以及各个地区之间不同的政治、经济、人文地理环境的历史诱因，将地域性书风与不同时空下的书体、书风做交叉比较，试图呈现地域性书风的个性艺术特征与时代共性。具体来讲，虞晓勇的《隋代书法研究》将地域与风格两因素关联，阐明河南、河北等大族聚集地墓志书法与融合南北文化的关中地区墓志书法风格之不同;吴诗影的《建康地区已出土东晋墓志书法研究》着眼点虽非唐代，却是关于墓志书法的地区差异和地域性书风研究方面的范例，笔者从建康之于东晋及中国历史的时空意义出发，从本体分析、不同地域比较中，整理出东晋建康地区地域书风既独具个性又将南北文化、“碑”、“帖”文化、各种书体相杂糅的时代特征。针对私家馆藏的研究有杨庆兴的《楷尽其妙 四体同辉—千唐志斋馆藏唐代墓志书法研究》、沈速的《千唐志斋隋唐墓志的艺术特色》等。二者侧重不同，前者小中见大，借千唐志斋隋唐墓志，窥探整个唐代墓志书法概貌。后者在此基础上，揭示其具有的民间书风艺术特点，对新书法史观念拓展带来启发。

　　综上分析，新中国以来学界对唐代墓志书法的研究范围广泛、考察全面，对新中国以来出土唐代墓志书法新史料的发现利用与整个唐代书法史关联的重新思考成为此新时期研究的亮点与重点。研究表明，新出土唐代墓志资料可弥补史载之缺，纠正史载之误，并为书家书风研究提供新线索;同时，对名家所书墓志与同时期一般书者所书墓志的对比研究扩展了书法史研究视野，进一步丰富与完善了研究界对唐代书法整体、真实书写状态的认知;多学科、多方法论的交叉运用更促进唐代书法史研究构架朝纵深发展。可以断言，新出土的唐代墓志有助于在唐代书法史研究领域形成新的史观和建立新的历史架构。具体来讲，已由以名家、名作为核心的单线书法史观转向以“名家经典书写”与“大众日常态书写”交互的多线书法史观;由纯书法艺术史的单线叙说模式，或者说，书法艺术史与制度史、政治史、文化史相互分离的单线格局转变为亦分亦合的多元立体化书法史格局。这种转向将是今后唐代书法史研究的重点努力方向。□

　　高远 上海大学美术学院博士在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