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文化开放与多元时期的当代中国，美术领域进展和改观甚大，成绩和收获是显著的，这不言自明;但同时，问题、偏差与缺陷也是很显著、很令人困惑的。病症来源可能很多，其间国内最让人感慨和无奈的问题，来自经济利益的牵引支配和社会的浮夸奢糜风气。相对而言，美术“创作”或被自称为“实践”领域活泼得过头一点甚至轻薄一点，或许都有其合理性，但说到美术的学术研究领域，同样性质的问题就变得特别令人不安。诚如大家所公认的，美术研究尤其是美术学科的基础性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属于社会人文科学的范畴，它本应秉持真正的科学精神，跟商业利益与追风赶潮拉开更远的距离、保持冷静持重的态度才对。如果失去这种态度而坠入飘浮失重，便很难踏入真正健康的发展道路。近一二十年里，国家的财力改善了，急于求成的各种“打造”、“业绩”的冲动也起来了，大部头的成套成套的出版物产出了不少，资料搬家，剩饭翻炒，不绝于目，但真正有思想质量、有当代突破意义的独立研究成果稀少。

　　任何基础性研究的特点都在于切实面对自己立足的土地，它要求重心向下、实事求是;美术基础研究也是如此。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又一次深切认识并强调了世界是连通的，但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各种文化的特色，又恰恰就是在历史的连通与博弈当中形成和加强着的。美术基础研究要为中国美术加入世界博弈解决“下盘”功夫问题，中心在于弄清中国美术在世界文化连通与博弈的历史环境中如何发生、发展，其发展的内部动因、外部刺激及其相互关系，这种发展凝结出了哪些成果，形成了何样的特色与价值，它的发展为世界提供了何种经验，以及它还蕴藏着可贡献于全人类的何种发展潜力。围绕这个基本点，积极学习引进西方先进理论是完全必要的，事实上，自上个世纪以来许多先贤已经一波又一波地做了这种理论学习引进的工作，对这些工作也有过一波又一波的讨论与反思。近三十年来，国内这一波学习引进西方文化与艺术理论的风潮，在规模声势及实际效应上都远远超过了以往，但对这些西方理论引进实效的回顾、反思与检讨，也应该到了一个节点。在这个问题上我的意见是，域外理论的译介引进一要做到对原著精神的深入浅出，语言转述上的正确明畅，二在宣传介绍时尽可能抱定冷静全面的客观态度，要下分析、检验和批评的功夫，无须抢风头、搞声势，同时也不能完全割裂历史，横扫前人。在这之后还需要思考它如何为中国本土的研究所消化吸收，不是一味盲从跟进他人、包装自己，而是要脚踏实地解决中国实际问题，在前进途中改造，直至实现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理论创新。事实上，近些年里几乎每一个来自西方的“新说”都能在中国引起一连串涟漪，这里除去值得欢迎的译著出版外，还会包括学术专题讨论会议，接着是刊物上发表的文章，后续还会产生出一批研究生学位论文。但反响几乎都是随声附和、献花致敬。我曾戏称这像是一种套圈比赛，大家抢着去拿别人编好的圈子，去往自家的物件上扔，一旦“套中”，即大欢喜。这里就容易发生自重缺失的问题，假如学术研究组织活动止于这点，也不免有点游戏连锁推销商之嫌。

　　前几年因为研究内容牵涉的缘故，我曾注意过两件事例。一件事例是一位美国学者到中国来发表了他的中国古代“四色系”论，“认为在西周以前四色系中的‘黑’里包含了黑、绿和蓝色”，也就是说西周以前的中国早期美术中尚不懂得蓝、绿的冷色应用。然而所谓西周以前中国只有“四色系”的提法其实是草率和武断因而不能成立的，属于违背历史事实的伪命题。就古文字学现有进展情况看，“黑”字在甲骨文中尚不能肯定，它与“青”字较能确定的字例最早都出现于西周金文;倒是“绿(彔—录)”，出人意料地在商代甲骨文及金文中都已出现—那么大家自然会明白，晚出的“黑”字是无法“包含”先它而出的绿字的。再从考古发现来验证，商代大量贵重铜器上普遍应用绿松石与其他材料一起组成色彩鲜丽冷暖对比的装饰纹饰，商代的绿色丝帛又是以青、黄二色复染所得，所以青、黄两种色剂分别掌握的时间还应比绿色的获得要更早一些。还有，比商代更早，在史传的夏代刚起始的公元前20世纪左右，中原腹地的彩绘陶文化中已经有用明丽的绿色与红、白、黑多种色彩组织画面的视觉审美创造活动—山西芮城清凉寺史前墓地的考古学资料为我们提供了确凿的实物证据。因此我觉得，“四色系”命题是设定在中国古代先民对冷色调存在感知缺陷，色彩认识及材料支配能力处于不完整的蒙昧境地这样一种先验论基点上的，它直取中国美术传统的“下盘”。可这个“基点”与事实完全不合，是对真实情况缺乏足够知识的臆断。令人悲哀的是，这样一个伪命题竟然能在中国学坛获得拥趸，不加分辨、没人质疑、激起涟漪，产生一篇篇真诚附和，乃至曲意发挥的论文，真的闹出了一场“不分青红皂白”的笑话。

　　另一个事例：20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弗利尔艺术馆科学家伊丽莎白·维斯特·费兹雨果等人从馆藏中国战国至汉代的陶器与青铜器彩绘颜料中分析出蓝色和紫色硅酸铜钡，认定这是一种中国古代人工合成颜料，并将它们命名为“汉蓝”和“汉紫”;瑞士科学家以扩大范围的样品分析对此做了进一步证实，认为这种蓝同已知的“埃及蓝”为同系物，考虑到埃及与中国同为古代文明大国，改其名为“中国蓝”和“中国紫”;确认浅蓝色的中国蓝(BaCuSi4O10)、另一种尚未命名的蓝色化合物(BaCu2Si2O7)和紫色的中国紫(BaCuSi2O6)，是中国文物考古中迄今所检测到的3种古代中国人造硅酸铜钡颜料。中国蓝与埃及蓝(CaCuSi4O10)为同品异质物，化学性质与矿物性质相近，中国紫则是目前发现的唯一含Cu-Cu金属键的古代人工合成无机化合物，而它们的制备需要比埃及蓝更苛刻的物理条件，所以古代中国蓝和中国紫的发明，具备很高的技术含量。(相关内容详见中国文物研究所编《文物科技研究》第三辑、第四辑，科学出版社2005年11月版、2006年12月版)。这个发现本身是很有意义的，该项研究成果见诸报端之后，主要在我国文博界引起反响较大，一时间从译介、评说到以国内藏品分析化验的跟进，以自己的发现报告做出响应附证，也称得上涟漪激荡，持续热闹了一阵。这件事也是中国美术问题由海外首倡新说而后引进的，但与前件很不相同之处，首先在于它整个过程是科学严谨、经得起实验考证的;其次中国文物考古的学科建设毕竟已规矩齐备，又经历了数十年磨砺，国内藏品的分析化验虽说不免是被动的跟进附和，却也是必补的作业，并且还是依科学实验手段行事的。热闹过去之后怎么办?可欣慰的是，近些年来新刊布的一些考古发掘报告中屡见对新出土文物颜料做化学分析的内容—说亡羊补牢也好，照葫芦画瓢也好，毕竟吃一堑长一智，切实促进了我们自身的工作进步;让人遗憾的是，这事却没能在中国美术史学界引起关注的涟漪。古代中国具备很高的技术含量的蓝、紫化学颜料发明的事实背后，谁来抛开玄谈和高调深入考察其文化的过程、背景及动因?能否激发我们的独立自主的发现?谁来借此挑剔反省我们科研规划中的视野盲区和学识空洞呢?

　　以上看似很局部的小问题，但关涉到基础研究的基本的态度、方法与思路。至于如何从中国角度阐释美的本质、美术的发生，探究东方问题的合理性何在等更大的根本性问题，其实需要从许多看似细小的实学课目做起，积累实力、寻求突破，这是新时代要求我们自己做出独立回答的，不能靠“外包”、买办、代理商或誊抄员。我们的前辈在曲曲折折的攀登中为中国创立的自重传统应当继承。注重向社会去做鲜活材料的观察与调查研究，注重扎实过细的文献资料辨识梳理功夫，注重科学求真的质疑态度和长期艰苦的劳动精神，少捕捉和搬弄流行词语，不要追逐显赫速成的名声，才能建设好学风，纠正我们基础研究上的失重倾向。□

　　王宁宇 西安美术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