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是传统文化内部的产物，它由观念积淀为形式，成为人心营构之象，因而书法归趋于审美，并不是形式化的结果，而是人文化成的产物。书法衍生于汉字，汉字的产生虽具有通达天人之际的伟力，但归其根柢只不过是工具性的一物，因而依乎“六书”法天象地的取象意识虽使汉字先天地具有了美学价值，但如果没有文的自觉与人的自觉------心性化的审美融注，则汉字便只会停留在工具性物化阶段而上升不到书法的形上高度。事实上，书法真正趋于自觉正是在魏晋文的自觉与人的自觉全面产生之际，其标志便是书法文人化的确立，从此，书法开始与人性结合，成为表达玄的心灵状态的心性化艺术，并进一步渗透到中国文化的内部，成为全面体现传统文化的标志性艺术。宗白华在《美学散步》中说：“中国音乐衰落，而书法却代替了它成为一种表达最高意境与情操的民族艺术。三代以来每一朝代有它的书体，表现那时代的生命情调与文化精神。我们几乎可以从中国书法风格的变迁来划分中国艺术史的时期，像西洋艺术史依据建筑风格的变迁来划分一样。”

　　书法的本土性，使书法天然地与传统文化具有牢不可破的固有联系，以至我们无法离开传统文化来认识书法。有理由认为，书法的全部传统是奠基在传统文化之上的。因而当以五四新文化为发端，中国传统文化实现全面现代文化转型，导致传统文化道统断裂之际，书法便处于被“抛”的命运，遭致传统与现代的双重失重。

　　在西方现代性冲击下，传统文人阶层的消失与古典传统的颠覆，给近现代中国文化带来的困境与压力，便是放弃本土性与追寻现代性，这是一种面对西化思潮所采取的挑战与应战的文化策略与价值皈依。由此，我们已很难简单地回到过去，“既是传统的又是现代的，成为我们的二难抉择”。但解难题的契机也正在这里，因为没有任何一个民族能够彻底走出和放弃自己的文化，随意颠覆与揶揄自身文化，终将会导致价值紊乱，文化信仰迷离乃至道德溃败。对于缺少宗教关怀的中国文化而言更是如此。在这一方面，我们已有切己的感受。对于有着深厚传统和创造力的本土文化而言，最明智的选择，即是固本开源，在民族文化本根的基础上，融合吸纳现代文化，以建构创造出更高意义上的民族文化。二十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东南亚儒家文化圈国家现代工业化革命的成功，便足以说明，中国传统文化不仅不是现代化的阻力，反而是积极的推动力。

　　不仅如此，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传统文化，对陷于文化困境的西方现代文化还将从人类学本体论意义上予以启示，中西文化必将会在更高层面会通、展开解释学对话。所以，李泽厚在前年出版的一本对话录，书名就叫《中国哲学该登场了》。当然，如何登场，登场又能做些什么，做了之后的结果如何?又须依赖中国一代思想家的产生和其创造性的建构与努力。

　　由此，当西化论已浸润笼罩本土文化全体，而本土文化的自身阐释效力已近于失语的背景下，如何从根本上恢复自身文化活力和重塑自身文化心理结构，并以本土精神价值体系超越西化论的笼罩而体现出人类学本体------而不是西化论的终极关怀，便成为本土文化的世纪追寻。在这个文化背景下，书法的文化转向也成为题中应有之义。由此，走出西化线型历史观，而重新回归传统文化原点，从传统文化内部寻绎书法的趣味、图式、价值并从历史中重塑书法的道艺模式，便成为书法的内在超越理路------书法的本土性决定了书法外在超越的有限性，而道艺模式------反者道之动------所提供的往复归根的精神本源却会为书法带来不竭的创造力。

　　事实上，真正意义的书家是不会放弃和丧失历史感的，而历史之于真正意义上的书家也会诉之以历史---文化的整合要求。因而，儒家虽然有“游于艺”之说，但前提是“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适应一种历史---文化要求，它在为艺术家提供一种道与艺张力的同时，也强化了一种更高意义的道德伦理约束，这是一种双重的要求与制约。难道不是吗?从王羲之、颜真卿、苏东坡、黄山谷、徐渭、黄道周、傅山、康有为，乃至其走向道德要求反面的赵孟俯、张瑞图、王铎，哪个不是在道与艺价值冲突与张力中走向其艺术巅峰的正与反?反观当代书法，在放弃了道---历史要求而仅仅诉诸于失去形上关怀的“游于艺”的语境下，其生存状态和价值显现又是怎样的呢?答曰：唯唯否否。

　　书法的个体性决定了书法面对传统的方式也只能是个体的。所谓个人才能与传统，便提示出只有艺术的完美和创造才能之于传统的意义。这就是为什么历史上的书家无不讲求卑以自牧的道德自我完善与艺术上的功侔造化。事实上，在传统书法审美品评中，气、神、韵、风骨、逸等审美范畴皆缘于六朝人物品藻的人格论------逸气作为古代书画品评的最高标准即指士气。而自宋代以来，书画尤重士气，黄山谷评周越书法，即指其修养缺失而病韵为“胸次之罪”。他自己对书法的认识则具有强烈的道德诉求与归属：

　　学书须要胸中有道义，又广之以圣哲之学，书乃可贵。若其灵府无程，纵使笔墨不减元常、逸少，只是俗人耳。余尝言，士大夫处世可以百为，唯不可俗，俗便不可医也。

　　书法堪称中国人文领域里的伟大艺术，书史上的先贤以其人文化成的伟大风格，象征体现出每一个不同时代的文化心理，并洞悉了每一个不同时代的民族灵魂，而成为文化冠冕。林语堂认为：“书法提供了中国人民以基本的美学，中国人民就是通过书法才学会线条与形体的基本概念的。因此，如果不懂得中国书法及其艺术灵感，就无法谈论中国的艺术。”康德从哲学本体论上，主张“形式的合目的性”。在这里“目的性”即如康德哲学的“物自体”，即不可求知的宇宙本体与世界本源。书法正是以至简至易的“一画”------形式的合目的性而成为体道的象征。

　　事实上，拥有一幅熟练的风格小成的笔墨是容易做到的，但它与伟大风格无缘，人文化成的伟大风格，只能产生于伟大的心灵------书法遇小物而通大道，书法的伟大就在于它超越形下之器而为道所牵引。如果抽空书法的精神体系和文化皈依，那么书法也就蜕变为美轮美奂的工艺化之物而与心灵无关了。

　　千百年来，书法引无数书家竞折腰，而对书法表现出无限敬畏与虔服。伟大者如王铎、康有为，面对书法也只是表达了最低的愿望和怅惘的无奈。

　　王铎曰：“他日史上，好书数行。”

　　康有为曰：“惜吾眼有神，吾腕有鬼，不足以副之。”

　　他们在书法传统面前表现出的歉抑令人尊重、感动，也令人动容!

　　下面似乎就是多余的话了。从一九九二年写下第一篇书学文章，开始涉足书法，倏忽间二十一年往矣，思来不免让人心惊。二十余年中间，写了几本书，在书法上也做了些思考，应该说至今自己生命的大部分献给了书法。归结到理论上，用二十年渐趋得出一个简单的答案：书法是中国文化内部的产物。而这也不过是从书法诞生起就早已存在于书法中事实的简单证明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