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m 1997, the departments of cultural and history relics and archaeology of Inner Mongolia Autonomous Region have been making the rescue cultural relics excavation at ShengLe ancient city sites and tombs around. Its main characteristic is that the cultural relics and sites have a long history with the most complete sequence.

　　在中国的正北方，东西横亘着一条茫茫的青色屏障，它就是中国史书中经常提到的“阴山”，也就是现在的大青山。它东起晋北，西与河套地区的狼山衔接，成为中国北方草原与中原农耕地带的自然分界线。历史上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在这里碰撞、对接、融合，留下了一幕幕千古传唱、可歌可泣、鲜活而又生动的历史故事。重耳流亡、苏武牧羊、昭君出塞、拓跋建国是这些历史故事的真实缩影，而演绎这些历史故事的重要舞台就是位于阴山南麓呼和浩特土默川平原的和林格尔盛乐古城。它北傍大青山、南濒黄河水道，地理位置十分险要，是我国规模较大、沿用历史年代最长的古代城址，文化内涵十分丰富。

　　盛乐古城遗址平面呈不规则长方形，东西1450、南北2290米，面积约4平方公里。墙体保存基本完好，城垣残高0.5至10米不等，东北西三面居中设有城门，外置瓮城。古城遗址分南城、北城、中城三部分。南城南北长550、东西长520米，系春秋、战国至魏晋时期的遗存;北城东西长1450、南北长1740米，系唐代的文化遗存;中城位于南区的西北部，南北长730、东西长450米，文化堆积最深处可达10余米，含战国、汉、魏晋、唐、辽金元等多个时期的文化遗存。

　　1997年至今，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部门对盛乐古城遗址以及周边的墓葬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其中对城址进行了4次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发掘面积计3580平方米。通过考古发掘得知，南城地层堆积较为简单，内含春秋、战国、两汉以及北魏时期的文化遗存,始建于春秋时期，战国、秦汉、魏晋沿用;中城地层堆积较为复杂，含战国至元代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遗存，始建于代魏，唐、辽金元沿用;北城地层堆积相对较为简单，主要为隋唐时期文化遗存，始建于唐代。

　　在对城址进行考古发掘的同时，文物工作者还在古城外围发掘春秋至辽金元各个历史时期的古代墓葬2059座，出土有铜器、铁器、玉器、陶器、石器、木器、漆器、铜钱等各类器物计万余件。这些墓葬的种类有竖穴土坑墓、土洞墓、砖室墓、瓮棺葬、乱葬坑等。其中古城东侧以春秋、战国墓为多，南侧、西侧以汉墓为多，北侧以代魏时期的墓葬为多。春秋晚期墓葬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单人葬，葬式为仰身直肢葬、仰身屈肢葬等，随葬有陶壶、陶鬲、陶罐等器物。战国时期墓葬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单人葬，部分尸骨不完整，没有头颅或缺少肢骨，有些尸骨上残存有铜镞和骨镞，以仰身直肢、仰身屈肢、侧身屈肢为主要葬式，部分墓葬中带有壁龛或头龛，还发现带有环壕的墓葬，出土有陶罐、陶钵、陶鼎、陶豆、陶壶、陶盘、陶樽、带钩、铜剑、铜戈、铜璜等器物。秦式墓葬多为竖穴土坑墓，有东西向、南北向两种，以仰身屈肢、侧身屈肢为主要葬式，随葬品有铜带钩、蒜口壶、半两钱等。汉代墓葬形制有竖穴土坑墓、竖穴土坑木椁墓、土洞墓、砖室墓等，葬式以仰身直肢葬为主。一般随葬有陶罐、陶壶、陶井、陶灶等器物，铜器有铜带钩、青铜壶、青铜香炉、青铜扁壶、青铜卣、车马具、铜镜，铜钱等器物。魏晋时期的墓葬多为竖穴土坑墓，埋葬较深，大部分墓葬有葬具，葬式以仰身直肢葬为主，随葬品有陶罐、陶壶、铜镜等，多有殉牲现象。唐代墓葬可分为砖室墓和土洞墓两种，皆带有长方形斜坡或台阶式墓道，砖室墓为单室墓，近方形或圆形，穹隆顶，为双人合葬墓;土洞墓有直洞室和偏洞室两种，部分墓葬用石块或砖封门，葬式以仰身直肢葬为主，随葬品主要有陶器、瓷器、铜器、铁器、泥俑等，出土的白瓷碗、三彩器、铜镜等遗物较为精美，部分墓葬出土有墓志，墨书志文，保存较好。辽金元时期的墓葬以辽墓为多，多穹庐形砖室墓，台阶式墓道，墓室内以砖砌尸床，随葬有塔形器、篦点纹陶罐、瓷碗、铜钱等器物，部分辽墓墓壁有精美壁画。

　　盛乐古城是内蒙古呼和浩特地区最大的古代城市遗址，其城镇建置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根据甲骨文记载，商代的北方有土方、鬼方、邛方、御方、狄等古代游牧民族分布，文献对应记载有薰育、严允、鬼方、犬戎、畎夷、翟等称谓。据郭沫若先生考证，其中的鬼方、土方的活动地域就在今山西省的西北部、陕西省的北部、内蒙古的阴山、河套一带。而土方即是古文献中记载的“严允”(郭沫若：《卜辞通纂》、《甲骨文字研究》)。西周时期，活动于中国北方的民族主要是薰育、狁(实际上就是“严允”，只是文献中写法不同而已)。关于狁的具体活动地域，根据《诗经・出车篇》的记载，“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狁于襄”，这里所记载的朔方，即指内蒙古的河套地区(今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一带)，秦在此建朔方城，汉武帝建朔方郡，皆指的是同一地区。而与之相对应的“襄”，仍指的是地名，也就是狁最初的活动地域，其具体地望，根据汉高帝建定襄郡史实可以推知。汉高帝在公元前201年从云中郡中另分出一郡，即是定襄郡，郡治成乐县，取之“安定襄地”之意。由此可知，“襄”的确切地望即是汉代定襄郡成乐县县治所在，也就是今天的和林格尔盛乐古城地区。

　　到了春秋时期，在古“襄”地活动的主体民族变为“狄”族，也就是中国古代少数民族“蛮夷戎狄”之一的“北狄”。作为春秋时期中国北方强悍的民族，狄族曾多次南下中原，与中原列国发生战争，当时是晋国北方的劲敌。《史记・晋世家》记载“狄,其母国也……狄伐咎如,得二女:以长女妻重耳……重耳居狄凡十二年而去。” 关于狄族的活动地域，学术界一般认为在今内蒙古自治区的西北部，其具体活动地望一直未有明确。1986年8月，在土城子古城东侧的墓葬区发现一把铸有铭文的青铜短剑，篆书“耳 铸 公剑”四字，经学者考证认定为晋文公重耳所用之剑(图1)。近几年，文物工作者在土城子古城址与墓葬当中发现了春秋时期的一系列遗物，在城内发掘出土了春秋时期的三足器物(图2)，在城外墓葬中发掘出土了春秋时期的夹砂陶鬲、陶罐等随葬品。在出土随葬品当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又相继出土了十几件青铜剑，其中四件与“耳 铸 公剑”的形制一模一样(图3)，从而确凿地证实了《史记・晋世家》记载的真实性，同时也说明了春秋时期狄族的主要活动地域就是今天的和林格尔县盛乐地区。

　　公元前594年，狄国为晋景公所灭，盛乐地区成为晋国的管辖范围。在盛乐古城外围的墓葬群当中，发现了多例带有环壕殉人的墓葬，墓葬普遍呈斗形，并出土有盖式陶豆、盖式陶壶、盖式陶盒等器物，与山西侯马晋墓的形制与出土器物相类，这些都具有鲜明的晋文化因素(图4)，也说明盛乐古城地区曾为晋国的属地。公元前376年，韩、赵、魏三家分晋，晋国的西北地区皆成为赵国的领地。公元前300年，赵武灵王建云中郡，古“襄”地属云中郡管辖。盛乐古城城址内出土的卷云纹瓦当、圜底陶釜及城外墓葬出土的折肩绳纹罐、蔺字圜钱等器物，都是赵文化的典型器物(图5-9)，同时也是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励精图治、开疆破土、修葺长城的重要实物例证。

　　秦统一六国后，始皇二十三年(前224年)，秦将蒙恬率十万大军北击匈奴，悉收河南地，因河为塞，置36座县城，屯兵戍边，重置云中郡，古“襄”地仍属云中郡管辖。盛乐古城周边发掘的带有壁龛的曲肢葬墓，出土的盖式豆、蒜口壶、锹式带钩、半两钱等秦代标形器物(图10、11)，说明了秦朝将盛乐地区纳入统一行政管辖范围的事实。

　　盛乐具有明确的行政建置是在西汉初年，汉高祖六年(前201年)，汉朝从秦云中郡中另析出定襄郡，下属有桐过、都武、定襄、武进、襄阴、武皋、骆、安陶、武城、武要、复陆等十一县，郡治设在成乐县，即今盛乐古城的南城，是定襄郡的政治中心所在，同时也作为汉王朝稳定边疆、抗击匈奴的主要前沿阵地，大将军卫青曾以定襄郡为根据地数次北上出击匈奴。东汉时期，复置定襄郡，辖骆、桐过、武城、善无、中陵五县，成乐县曾一度划归云中郡管辖。在盛乐古城周边发现大量的墓葬当中，汉代墓葬占有相当比例，有大型的棺椁墓、竖穴土坑墓、土洞墓、单砖室墓、多砖室墓等诸多种类，出土有陶罐、陶壶、陶井、陶灶等陶器(图12)，铜镜、铜壶、铜香炉、青铜扁壶、青铜卣、车马具等铜器，特别是发现了前、中、后大型砖室墓，在另一座墓葬中还出土有青铜壶、青铜豆、青铜洗等规格较高的大件青铜器物(图13-16)。这些墓葬形制与出土的器物，基本上与中原地区汉代墓葬的特征相一致，充分说明了和林格尔县的盛乐古城地区作为汉朝定襄郡郡治所在，其政治、经济、文化都达到了相当发达的程度。

　　东汉末年，鲜卑人崛起于蒙古高原，并逐渐南迁。到西晋时期，鲜卑拓跋部已进入阴山一带。258年，鲜卑首领率部南下，将所部分为三部，其中猗卢率领的西部以盛乐为活动中心，即是利用汉代成乐城址。其后，猗卢统率三部正式建立政权，即代王位，以盛乐为北都，平城(今山西大同)为南都，现在盛乐古城的中城即是此时所建。386年，拓跋珪即代王位，建元登国，改称魏王，仍以土城子作为盛乐都址所在。398年(天兴元年)拓跋珪迁都平城，次年改号为皇帝，正式建立了北魏王朝。此时盛乐城虽已不是政治中心所在，但在其附近还埋葬有北魏早期五代皇帝的陵墓，足见其当时的重要。

　　在对古城城址的考古发掘过程中，发现了大量具有鲜卑文化特点的器物，在南城发现有束颈敞口印花纹陶壶、陶瓮、陶罐等器物，在中城发现有黑面磨光筒瓦、板瓦、莲瓣纹瓦当等建筑构件，在城外发现有数量较多的鲜卑墓葬。陶壶、陶瓮、陶罐等器物皆泥条盘筑，手工制作，器表戳印篦点纹，滚轮磨压波浪暗纹，器底带有方形戳印;出土的黑面磨光筒瓦、板瓦、莲瓣纹瓦当与山西平城地区、河南汉魏洛阳故城遗址出土的同类器物相一致;城外墓葬带头箱有殉牲，随葬有细颈盘口的陶壶与波浪纹陶罐，墓葬形制与出土陶器器形特点上承东汉、下衔魏晋，时代特征明显(图17、18)。盛乐古城南城鲜卑早期陶器的发现，真实地反映了鲜卑人在盛乐城居住生活的实际状况。中城大量建筑构件的发现，表明当时的城市建筑已经达到了相当的程度规模。而城外数量较多鲜卑墓葬的发现，说明鲜卑人在土城子地区生养死葬的事实。以上具有浓郁鲜卑文化特点器物与墓葬的出土，是鲜卑人从呼伦贝尔大草原南迁至阴山地区建都立业的真事物证，结合“盛乐”称谓与西汉定襄郡“成乐”县名称之间的演变关系，足以证实内蒙古和林格尔盛乐古城即是北魏的盛乐都址所在。

　　隋王朝于585年(开皇五年)在原盛乐城设置云中总管府。599年(开皇十九年)突厥启民可汗率众归附，隋王朝将启民可汗所属突厥人民安置在呼和浩特平原上游牧，并兴建了大利城。605年(大业元年)又设置了定襄郡，郡治大利城。这座大利城即是现今和林格尔县盛乐古城的中城外围的高大城垣，也是唐代城垣的前身。唐代初年，突厥首领阿史那思摩曾在“定襄故城”即土城子古城设立牙帐，为唐王朝守卫北部边疆。唐高宗时，将原设在漠北的瀚海都护府迁到定襄之成乐城，改名为云中都护府，650年(永徽元年)改名为单于都护府，或称单于大都护府，负责管领漠南地区的广大羁縻州，即管领这一带地方的少数民族事务。唐代兴筑的单于大都护府，基本上是在隋代大利城城垣的基础上扩建的。唐代中期以后，出现了节度使制度，745年(天宝四年)王忠嗣任振武节度使，将振武军由东受降城迁至单于大都护府，管领阴山以南的单于大都护府、东受降城(今托克托县大皇城)、麟州(今陕西神木县境)、胜州(准格尔旗十二连城)等广大区域。振武节度使设置了150年后，唐王朝才灭亡。唐代土城子古城作为漠南的重要政治军事中心，是控制北方突厥、回纥等族的重要据点，也是中西交通线上的一个重要枢纽，因而当时的振武城就有很高的知名度，振武军时期是这座城市最为繁荣的阶段。在今和林格尔县盛乐古城的中城地区，考古发现了一处大型多联间的房屋基址，出土了大量板瓦、筒瓦、方砖及莲雷纹瓦当，同时还发现有大型的陶瓮、钱币窖藏及各类完整的瓷器、三彩器。在城外还发现许多隋唐时期的墓葬，部分唐墓中出土有墓志铭，尤以葬于唐贞元十四年的“唐故守左金吾卫大将军试太长卿刘公墓志铭”为典型，弥足珍贵(图19)。另外，在其它的一些唐墓中还出土有塔形器、白瓷碗、注壶、釉陶罐、铜镜、铜钱、赌具等随葬器物(图20-25)，这些都真实地反映了唐代单于大都护府政治、经济、文化的真实面貌。

　　辽代在呼和浩特平原的大黑河北面兴筑了西三州，即丰州(今呼和浩特市东郊五路村北)、云内州(托克托县古城乡南园子村北)、东胜州(托克托县托克托城大皇城)，政治经济中心北移至呼和浩特平原的西北部，原来盛乐古城所在地的振武城改设振武县，归属丰州管辖。金、元时代沿袭称为振武镇或振武城。辽金元时期的城镇主要沿用的是现在的中城，现今古城中部临近宝贝河一带，地表分布有辽金元时期的遗迹和遗物，也是古城内文化堆积层最厚的地方，都是此时大规模建设所为。经过考古发掘确认，这些遗迹主要有庙址、窖穴及其它建筑基址，遗物主要有沟纹砖、兽面纹瓦当及白釉褐花瓷罐等。辽金元时期的墓葬发现的较少，只在古城北部发现二十余座，其中有些辽墓有精美壁画，墓葬中出土有塔形器、篦纹陶罐、铜钱等遗物(图26-28)。

　　盛乐古城遗址的考古发掘最主要的特点是出土的遗迹、遗物所跨越的历史年代久远，历史序列也最为完整，而其所处中国北方农牧结合带这样一种特殊的地理位置，又赋予其特殊历史意义。据史料记载，盛乐古城所处地区在商周至春秋时期为猃狁、北狄居住的“襄”地，战国时期属赵国的云中郡，汉为定襄郡成乐县，北魏时为盛乐都，唐代在此设立单于大都护府，辽代为丰州振武县，元代为振武城。古城历经春秋、战国、秦汉、魏晋、隋唐、辽金元等几个大的历史发展阶段，城镇间置的历史长达2000余年，这在内蒙古地区是独一无二的，在全国来说也是十分罕见的。而考古发掘出土的春秋、战国、秦汉、魏晋、隋唐以及辽金元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遗存，文化关系衔接紧密，中间没有缺环，又与史料的记载相吻合。因此，可以这样说，盛乐古城遗址，是内蒙古地区出土文物较为丰富、延用历史时间最长的古代城址，也是进一步研究我国古代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民族之间政治、经济、文化十分珍贵的史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