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cise but Magnificent --- Exhibition of Ming and Qing Style Furniture” is jointly held by China National Museum， China Consultative Center of Cultural Relics， and  Cultural Ministry Management Center of the Official Residence of Princess of Gong in China National Museum a few days ago. There are altogether 78 items/sets of Ming and Qing furniture， most of which are bought by the State Cultural Relics Bureau from Hong Kong with special funds.

　　明式家具中柜子也是极具特色的器物。这件黄花梨圆角柜(图16)通体光素无饰，柜帽四角攒边打槽装板，柜门及三面柜板均攒框落堂镶板。两门对开，中部开合处边框装条形铜制面叶，锁具已失，无闩杆，这种无闩杆的门俗称“硬挤门”，在柜帽靠近柜门内侧居中置一小块挡板，以防止柜门关闭时纳入柜中。柜内三层活屉板。柜底横枨突出腿子两面，这是因为要在柜顶与横枨靠近腿子一侧凿出臼窝，臼窝上深下浅，便于安装柜门，称为户枢。门的一侧两端出轴，插入户枢。腿间装券口素牙板。柜侧脚收分明显，四面下端宽度均大于上端，俗称“四劈八叉”。此种设计不仅使柜子稳重大方，并且在柜门开启后，无须外力柜门就会自动关闭。这种下舒上敛的设计赋予此柜线条利落清爽，集精致优雅和平衡稳固的优点于一身，充分显示了中国传统家具精巧优美的设计与工匠精湛的技艺。再看黄花梨万历柜(图17)，这种柜子因流行于明代万历年间而得名，上层亮格有后背板，三面安门式券口，券口饰草叶纹，两侧各有栏杆并透雕夔龙纹。下部矮几处饰草叶纹，与上层呼应。两扇柜门光素平整，上安椭圆形叶面。柜门内是一板两屉的格局，其中一柜抽屉面减地浮雕梅花纹，一柜抽屉面减地浮雕莲花纹，精美雅致。此外，官皮箱也是比较常见的明式家具，它属小型储物类家具，是从宋代镜箱演进而来的。这种黄花梨官皮箱(图18和19)平顶，上开盖，盖内有一浅屉。正面对开两门，内装抽屉，左侧一个，右侧两个，下层装一个大抽屉。箱外两侧有白铜提手，箱门正面有白铜质面叶吊牌纽头。箱体有白铜合叶，箱盖及箱底四角均用白铜皮包边。箱底座带门式装饰，非常独特。此箱黄花梨木纹美丽，白铜件装饰极为讲究，颇具华贵之感。

　　紫檀是在各种硬木中质地最为坚硬，密度最大，多为紫黑色，以其制作家具虽比不上黄花梨那样华美，但其特有的静穆沉古的特质非其他材质所能比拟。因此，明式家具中也常以紫檀为材料。这件制作于清初的明式直梁提盒(图20和21)为提取运送食物的专门器具，通体为紫檀木制，连盖共三层，长方形底座，在抹头上树立柱，两侧立柱有云纹站牙抵夹，上安横梁。各横竖构件结合处均用铜饰件包镶。盒两撞，连盖共三层，下撞盒底落在底座槽口内。每撞沿口均起灯草线，意在加厚子口。盒盖两侧立墙正中打眼，立柱与此眼相对处也打眼，用铜条贯穿，以便将盒盖固定在两根立柱间。这样，无论提盒有几层，每撞都不会脱出。有的提盒还在铜条一端打孔，可以装锁。这件提盒整体用料纯正，纹理优美，线条圆转流畅，给人一种简洁素雅而又静穆的美感。

　　随着大明王朝的覆亡和清帝国的建立，满汉文化开始交融，这在中国传统家具中也得到了体现。康熙年间，明式家具在局部装饰、做工以及风格上逐渐发生了变化，“清式意趣”已初露端倪。这对紫檀四出头官帽椅(图22)带有罗锅枨式搭脑，新颖别致。两后腿足穿过座面一木连作。搭脑、背板及两边立柱略带曲线，背板浮雕喜鹊登枝、开口石榴，寓意“喜事连连、多子多孙”。鹅脖直立、后让，无联邦棍。扶手平直，出头处略向外撇。椅面攒框镶板，上附藤心，面下素牙板。腿间赶枨，迎面枨下两侧装角牙。这对椅子整体造型和做工大部分继承了明式椅的风格，从雕饰图案与曲线的弯曲度等来看，已渐向清式椅靠拢。还有这件紫檀束腰攒罗锅枨条桌(图23)，面心两拼，下有束腰，腰下有罗锅枨加矮老，直腿。桌子四面所有的外面均做“打洼”。整体造型稳重大方，简练朴素，做工精细，具有较强的福建地区风格，从风格造型上看此桌当是明式家具向清式家具过渡期的产物。

　　康熙时期，随着满汉文化艺术的交融，人们的生活习俗和艺术审美取向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简洁雅致的明式家具越来越不能满足满清贵族和当时社会时尚的需要，具有全新装饰风格和手法、注重形式的清式家具得到蓬勃发展。雍正时期，当时的室内装修和陈设进入了一个注重富贵华丽和装饰性时期，设计巧妙、做工精细、装饰繁缛的家具备受上层统治者的青睐。经过康熙和雍正两代的发展，至乾隆时期，清式家具达到的巅峰。当时的宫廷家具不惜工料，工艺精湛到了极致，装饰异常华丽，盛行以金、银、宝石、玉石、珊瑚、珐琅器、百宝镶嵌等装饰材料装饰家具，使得当时的家具富丽堂皇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同时，追求设计新奇和融会中西艺术的家具涌现。乾隆时期的家具最能体现“清式”风格，称其为“清式家具”的典型代表一点都不过分。由此也可以看出，清式家具在继承中国传统家具特质的同时，进行了创新加工，形成了独特的“清式”风格。由于这些用名贵硬木制成装饰华丽的家具是满清皇室及王公贵族的专利，非寻常人家所能使用，所以，制作精美的清式家具往往又是所有者身份和地位的象征，体现了清王朝上层社会的思想观念和审美风尚。

　　以四件柜为例，我们可以清楚地感受到明式柜与清式柜的风格差别。四件柜是明清家具中重要的储物类组合家具，又称“顶竖柜”、“顶箱立柜”，因其由上下两节组成，又称“两节柜”。常并排陈设，这种柜子框架方正平直，无侧脚收分。明代四件柜多采用黄花梨木制，且大多光素无饰，清代四件柜所用木材以紫檀木、红木居多，且装饰华丽，多在柜门上浮雕或镶嵌各种寓意纹饰。红木云龙纹四件柜(图24)分上下两节，柜门攒边打槽装板，上下门心板对称浮雕云龙、海水江崖纹，边框饰方形合叶及面叶。柜下两屉，屉面对称浮雕云龙纹，腿间浮雕云龙纹牙板。柜子雕工精美，雕龙生动传神，呼之欲出。

　　这对镶螺钿嵌大理石扶手椅(图25)，如意云头搭脑。靠背与扶手上下垂直，靠背板嵌圆形大理石，大理石周围以螺钿嵌寿字图案。椅面攒边打槽平嵌方形大理石。面下有束腰，牙板透雕喜鹊、梅花图案，嵌螺钿，取意“喜上眉梢”。椅腿拱肩圆雕蝙蝠，取谐音“福”之意。直腿，足间罗锅枨，三爪抱球足。为典型的清式家具风格。清式扶手椅尺寸结构较宽大、厚重，装饰工艺尤重雕工、磨工，并流行以名贵材料镶嵌，与明式扶手椅截然不同。明式椅腿足一木连做，很少有束腰，而清中期以后，有束腰的椅子反多于明及清前期，束腰造型影响了腿足从中穿过，上下只能两木分做，严格说来是不合理的做法，而明式椅舒适、合理的曲线在这对椅子上也已难寻其踪，这是清式家具重形式而轻结构的一

　　种表现。还有这件红木镶螺钿嵌大理石架子床(图26)也是典型的清式家具。此床通体满嵌螺钿。床上端四面装横楣板，左右及后楣板鱼门洞式开光，前楣板与门罩上部分整体造型似一只大蝙蝠，前楣板与门罩透雕凤、绶带、喜鹊登梅等祥瑞动植物纹，并有扇形、椭圆形、柿子形、宝瓶形开光嵌大理石，前楣板与门罩外框边缘平嵌“寿”字、方孔圆钱和蝙蝠纹，寓意“福寿呈祥”、“喜事连连”、“事事平安”。四角安立柱，柱间罗锅枨。床面两侧和后面装有围栏，绦环板上平嵌人物、动植物纹。床板三块板组成，嵌圆形、方形大理石。下有束腰、牙板，上牙板平嵌植物纹，下牙板透雕动植物纹。拱肩圆雕兽头，三爪抱球足。此床形体壮硕、装饰繁缛，其制作须耗费相当大的人力、物力，充分体现了清式家具用材厚重、崇尚华丽的装饰与雕工的特点。这件红木镶螺钿穿衣镜(图27)，通体以螺钿平嵌花草及人物，图案构成充满世俗趣味。整体造型高大厚重，装饰华美繁缛，是典型的清晚期作品。清代以来，家具制作以装饰华美、做工精细、用料巨大为普遍特点，而以硬木镶嵌玻璃的穿衣镜则是在清晚期开始流行的。清代乾隆时期，建筑上的玻璃就开始在宫廷与上层社会流行，到了晚清逐渐普及于民间，但是作为穿衣镜用的这种厚的镜子，清代也靠进口，大多是从比利时进口，俗称玻璃砖。穿衣镜的这种形制是直接从明代落地屏风的形制转变而来，往往是用在王公大臣或者是富贵人家的厅堂中，成对摆放，华丽气派。清代这种硬木家具几乎成了主人用于炫耀的奢侈品，显得奢华有余而高雅不足。

　　总之，尚意、简洁、雅致的明式家具和重形式、华丽、厚重的清式家具形成了中国传统家具的两种不同的风格。我们在欣赏这些家具时，可以有自己的喜好，但评价它们时当以公允的态度来待之。既不要过分褒奖明式家具，也无须过分贬低清式家具，因为它们是中国不同历史时期形成的不同的家具风格。它们既然能被当时的社会所推崇定有其自身的道理，更何况它们都体现了中国传统家具的特质。从某种意义上说，明式家具的风格特色是五代、宋以来社会风尚和人们欣赏观念的体现。当时的文人雅士对明式家具的影响不容忽视。南宋黄伯思的《燕几图》是中国第一部家具设计专着。明代出现了文人戈汕的《蝶几图》、适合文人趣味的《匡几图》及经文人之手整理编汇的《鲁班经》等家具设计著作。此外，明代还有不少文人参与了家具的设计。洪武时期世代书香门第的曹明仲曾设计琴桌，戏曲家和文学家屠隆设计有叠桌、叠几、提盒等郊游轻便家具，戏曲家高濂设计有二宜床等。据明刘若愚《酌中志》卷十六记载：明熹宗朱由校生性灵巧多艺能，善于木工营造，“自操斧锯凿削，即巧工不能及也。又好油漆匠，凡手使器具，皆御用监、内官监办用。”由此可知文人雅士对明式家具风格的形成起着重要的作用。如胡文彦、于淑岩在《中国家具文化》(河北美术出版社，2002年)中所总结：“在家具历史中，明代的文人最为活跃，文人参与家具设计之多、文人阐述家具理论之繁，都是任何一个朝代无法与之比拟的。由于明代文人热衷和参与家具活动，无疑对于明代家具的发展，‘明式家具’的形成都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明代还出现了不少由著名书法家、画家题字的家具，例如祝允明书款的官帽椅、文征明书款的官帽椅、董其昌题文的官帽椅等。

　　相对于清式家具来说，文人雅士的影响显然要小很多。入关前的满族人属于游牧民族，数千年来游牧文化都是以粗犷、尚奢华为特点。草原民族尤其热爱珍贵宝石和金银制品，而这些东西历来是他们身份地位的象征。清王朝建立后，虽然他们接受了博大深邃的汉文化，但满族本民族的文化及审美观仍然发挥了不小的作用。这一点可以从清皇室及满清王公服饰上得到清楚的体现。诞生并鼎盛于“康乾盛世”的清式家具当然也不可避免地烙上了草原民族传统文化的印迹。所以，这种厚重、装饰华丽、追求新奇、象征身份地位的清式家具也是中国传统家具文化中的一颗明珠，它是满汉文化碰撞交融的一个缩影。无可非议，上乘的清式家具也是中华文化遗产中的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