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理存艺术创作特征论

2014-06-06 09:24:13 作者:尹成君

  20世纪以来,中国画一直在探寻一条民族性与现代性相结合的中国绘画之路。如何使中国画既能够保有传统绘画民族性的特色,又能够具有现代意识并应合时代精神,是当代中国画家探讨与思考的主要问题。朱理存正是在这样的艺术语境中不断成长起来的当代中国画坛上一位出色的女画家。正如美术批评家夏硕琦所说:“她的那些形式新颖而且带着生活露珠和泥土芳香的新作,鲜明地反映出时代生活的变化,每每给人气息清新的审美兴奋。”朱理存的艺术世界是独特的,是一个充满细腻情感女性画家独一无二的倾诉,是一个充满了诚挚的人性关怀与丰富美学内涵的意象世界。

  1、意象造型

  古希腊诗人西蒙尼德斯说:“画为不语诗,诗为能言画。”诗情画意是朱理存绘画意象构成的重要方面。她的画为人性美而歌唱,为朴素而原始的生命力而歌咏,意象深刻、静雅而庄重。现代工笔画作为视觉造型艺术的一种,能够较为完美地突出视觉形象性这一重要特质。画面的视觉形象由造型和色彩两个基本元素构成,因此,塑造形象的能力和运用色彩的能力就成了画家必备的技术首要的条件。朱理存造型结实,浑厚纯朴,富有独特意味。

  《踏歌图》,这幅画巧妙地塑造了醉意深浓、摇曳多姿的“醉女”形象,类似舞蹈化的肢体语言,痛快淋漓地传达出身心解放的快感。该作品的形式语言极富特色,设色单纯,画面构图空灵,雾蒙蒙的空间强化了醉意蒙蒙的意境。粗壮的古树让人联想到古老的文化,明月西沉正是东曦来临时空转换的时刻,欢聚归来的醉女风情,既寓民俗学意义之美,又蕴涵着乡土文化之朴厚。诗性化的艺术处理让作品意味深长,仿佛画中的一切景物都染上了浓浓醉意,人醉、月醉、雾醉、树也醉,一切景致皆醉意。醉态女性的夸张造型、组合,构成意象空间的朦胧婆娑,幻化出画境的浓浓诗意。这幅画是写实的,又是充满浪漫情怀的;是以写实的方式叙事,又在叙事中“比兴”,并从而寓意,象征。画面处理空灵、梦幻,蕴藏无尽的诗意画情。

  《姑娘们的节日》,画家没有把视线集中在跳“东坡舞”的热闹场面上,在反复观察、比较、体验中她感到街头彝族姑娘含蓄的内在美。画家在构图上力求充实、饱满,人物充满了画面,仅有的一点背景也填满了树木花草,在组织人的背、向及伞的安排上,注意藏和露、疏和密的趣味,使读者似乎也和作者一样从伞的缝隙中看到姑娘们的美丽,这种含蓄的艺术处理,营造了意象空间。

  《草原上的姑娘》,马的鬃毛和草的描写则上下呼应,生机勃勃,气魄宏伟。在造型方面,强调共性,在总体效果中追求微妙的表情变化。画家有意摆脱西洋绘画立体造型的观念,追求东方绘画以线造型的平面效果。减弱个性的真实,加强意象造型的趣味。这种艺术格调上的追求,还表现在她这时期的另一幅作品《牧民的儿女》之中“对于变形艺术,朱理存有自己的理解,她认为变形不能扭曲生活,更不能丑化生活,变形应传达画家在艺术体验中获得的独特审美意象、艺术意味、形式神韵。变形也是‘妙得’的一种加工手段,是强烈化、浓郁化、鲜明化、夸张化的手法。”她的《猪娃娃》、《秋实》、《赶场天》等明快、大胆、夸张、凝练、强烈而有趣味的色彩与线条相结合的造型特征表明,她汲取了民间艺术造型经验的营养,运用了变形的手法,意象造型淳朴而清新。如果说唐风极具丰韵之美的话,朱理存笔下的女性形象,在圆润的体态之下,更是一种原始生命力的张扬,是对朴素生命的真诚歌咏。

  她善于运用比、喻、兴、借的艺术手法表现人、社会、自然之间的关系,在布局上讲究起承开合、取舍剪裁、以白当黑、以虚写实、以少胜多、大胆剪裁。 “在艺术作品中的美,已不是生活本身,而是艺术家的加工和创造,赋予生活以想象和比拟的色彩。”对生活原形的基本特征进行概括提炼,夸张强调,创造出形式感很强的艺术形象是朱理存艺术造型的一个特色。它既具有强烈的、概括化的形式美,又不失内在的精神表达。工笔画历来重法度、讲程序,从立意、布局,到用笔、用线、用墨、敷色等,都有一整套规范化、程序化的表现手段。由于画家持有根深蒂固的“写意观”,因此,在立意上不拘泥于维妙维肖地再现客观对象,而是注重于淋漓尽致地表现主观情感与意愿,因而在取材和形象塑造上,在用线用色上,大胆、概括、夸张,为我们塑造了系列的充满泥土芬芳的、朴朴实实的人物形象。

  朱理存曾在她的作品中以独特的方式淋漓尽致、细腻地诠释着母爱这个人类永恒的主题。诸如《秋实》、《和煦》、《金秋时节》、《酸梨儿》等。她的《生命之歌》更从母爱升华到博爱,在社会性题材的创作中挖掘人性、歌颂人性的光辉。这幅画是根据1998年大水灾中临产的孕妇被救、在船上分娩的真实故事创作的。此画人物繁多,老人、孩童、妇女,更多的是勇敢坚强的战士。在卵形构图的中心,是分娩后熟睡的产妇,她在经历了洪峰的危险和临产的痛楚之后,在陌生的亲人们的抚慰与保护下安详甜美地睡着了,身旁是接生军医怀中放声啼哭的婴儿。设色是严峻的深暗包围中的融融暖色,中心为白色,视点突出、醒目。年轻的战士背对中心,小孩惊魂未定,老妇则关切地伸出双手。画家充分调动了一切元素,以静态的瞬间展示了特殊事件的惊心动魄的过程。环境的险恶,反衬出产妇的安详,产妇的睡中微笑与新生命的嘹亮啼哭,则是生命的高唱。画家构思缜密,画面富有节奏感。意象的色彩,意象的空间造型,创造了无限想象的可能。

  2、色彩韵律

  朱理存的绘画创作色彩处理自由灵活。谢赫在“六法论”中谈到“赋彩”时,提出了一个“随类”的概念,这是非常独特的,它有悖于西方研究色彩的科学理论,但它符合中国艺术的“写意”观。是根据作者的审美要求,结合描绘对象,自由地进行色彩组合,形成既活跃鲜明、又安定调和的各种画面色调。色彩在绘画语言中具有独特的表现力量,朱理存的工笔画、水墨画创作特别强调了色彩的“造象”力量,即意境的营造离不开色彩的抒情。

  朱理存的艺术世界,是一个手法丰富、内容充实、色彩时而缤纷,时而素朴的世界。她从民间色彩的装饰性趣味,从壁画中的大气、概括、平整中寻求色彩的表现力量。如《秋实》色彩缤纷而热烈,全画在黄棕色的绢面上展开色彩布局,面部及手的皮肤,大部分都保持着绢的底色,仅在结构处用赭石稍加渲染,衣服紫红色彩对比强烈,中间穿插孩童的蓝白粉花色,使色彩的构成富有韵律感。墨线的介入,以及主宰画面的黄棕色的作用,画面色彩既有对比,又很调和,整个效果热烈活泼鲜明,呈现出一种强烈的图案装饰趣味,恰到好处地表现出浓郁的民间乡土气息。

  3、装饰趣味

  艺术作品产生特殊的韵味与律动之美,富有装饰韵味,画面效果不可避免地带有装饰性,无论是线条、布局,还是色彩,都是如此。用以作为主要造型手段的线,本来就是人们主观意识理解客观物象的一种假定的表意手段,带有很大的主观性,因此,它能够构成空灵流动,富有韵律节奏的形式美,是完成工笔画平面造型,形成画面装饰风格的重要媒介。朱理存的工笔画创作依靠刚柔、曲直、粗细、轻重、虚实、疏密各异的线条,塑造出生动鲜活的各类艺术形象。山姑娘的坚韧、赶场农妇的朴实、藏女舞蹈的醉意阑珊,全凭线条的勾勒而使其尽善尽美,一切韵律节奏和形式美感,全在这线条的对比变化中显露出来。

  工笔画的布局所表现出来的装饰性也是相当强烈的。朱理存的工笔画构图处理虽然也取材于自然,脱胎于自然,但从来也不受自然的约束,取得了意象表现的自由,其中最突出的一点就是画面的平面处理。尽管画面上也采用虚实、浓淡的方法拉开空间距离,用渲染的方法表现物象的凹凸起伏和形体结构,但从总体上讲,还是更注重平面处理,注重平面分割后所产生的对比变化与形式美感。如《赶场天》, “写照如镜取影,妙得精神”,所画虽为背影,但是农妇的健康、乐观、幸福的生活情态,通过坚定有力的脚板、浑圆有力的身体、雕塑般的强壮体态、富有节奏感的民间色彩表现出来,朴实无华。所作《生命之歌》在布局上也别出新裁。主要人物放在画面正中,构成一个椭圆形,生命循环往复,突出了主题的意象刻画。人物除面部结构稍加渲染外,衣服结构的塑造仅是表意而已,整个画面是在平面调度中完成的,绝没有强调空间深度。又如《黄桷角》,布局上注重的仍然是平面分割,整个画面采用图案散点式的构图,枝叶纵横交错、疏密有序、穿插自如、蝉呜其上,既单纯、又活跃,背景同样是装饰性的叶片,人物娴静,端坐其中,有一种“居高声自远”的意境。

  工笔画《猪娃》,画面婴儿长着一双“丹凤眼”,戴着一个黑色大耳朵猪形帽,帽子上也绣着两只夸张的大眼睛,和娃娃一起天真可爱地从箩筐里望着大千世界。娃娃小胖手上的响铃,萝筐、椅子的竹编,妈妈的毛线,四只跳上跳下的小鸡,显示出中国农村特有的生活情趣,富有装饰性趣味。很显然,朱理存用色主观的成份远远多于客观的成份,因而色彩效果上的装饰性就显得特别强烈。

  4、“自然”为美

  唐代的张彦远把“自然”作为绘画最高品第首先提出。朱理存认为,人们欣赏艺术首先是欣赏一种精神的勃发和情感境界的美。包括《赶场天》、《归途》、《山姑娘》等画都体现了这种创作思想,《赶场天》中三个农村妇女背篓、挎篮,步履匆匆地把自家生产的小猪、公鸡、鸡蛋、辣椒等运往农贸市场。可以看出这些山村妇女由于常年负重爬山路,身体健壮但个头很矮,腿粗壮有力,她们喜气洋洋,边唠家常边赶路,走路的体态,脚步的坚实都流露出“有奔头”、“有劲头”的乐观信息,进而揭示出她们对生活满怀信心。朱理存这类创作的意义在于,她通过艺术形象——四川山村农妇特有的质朴又充满希望的背影体态,透露出中国农村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的历史信息。自然、可信、真实的艺术力量使这幅作品成为农村改革历史进程的形象记录。

  美来自人与大自然的和谐。她的《顾》和《牧》这两件作品充分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的思想,《顾》和《牧》两幅作品都特别强调空间意识,有意把地平线压得很低,任彩云在辽阔的天空中自由舒卷。画中的藏族姐妹、牧羊女,都是大自然的女儿,她们沐浴在阳光、清风之中,和大自然和谐相处、共生共荣。明画家王履曰:“吾师心,心师目,目师华山。”(《华山图序》),道出了尊重自然规律的重要;而清代石涛对于自然的态度是观而“默识”,化成自身的一部分。“天地浑溶一气,再分风雨四时,明暗高低远近,不似之似似之”。石涛很推崇倪云林的山水,说“倪高士画如浪沙溪石,随转随注,出乎自然,而一段空灵清润之气,冷冷逼人。”朱理存的艺术创作,也在自觉追求艺术感受的自然表达与艺术手法的自然表现,美的含蓄性造就了她艺术内涵的深刻性和趣味性。

  5、“工写”应和

  朱理存的工笔画与水墨画创作,是她贴近生活、感悟生命的不同表现方式的自然选择。她自由游走在这两个艺术语言当中,“工”中有“写”,“写”中有“工”,合而应之,自在而为。朱理存20世纪70年代创作了系列水墨画《叔叔喝水》等;80年代、90年代主要创作了系列工笔画《踏歌图》等,同时兼作水墨画《上学》等;进入到2000年后,朱理存再由工笔画创作转入到水墨画的集中创作,如《金色的路》(2005年)、《温暖的毡房》(2006年)、2009年以“中华文化”为主题系列作品,以及2010年《喜悦》、2011年《温暖的阳光》、2012年《》等大量水墨人物画作品,都可以看到朱理存对艺术的真诚投入与执着。

  朱理存画写意再画工笔、画工笔又复归写意,不但说明她“工写”兼备,更说明“工写”之间可以互补相应。“工”中含“写”与“写”中有“工”体现了朱理存艺术创作的能力与特色,这也应是她作为中国当代著名画家的一个显要的标志。从她的系列作品中,可以发现画家的审美发现,皆是由生活中来有感而发,而不是空洞的笔墨游戏、乏味的空间意象。她画的《初夏》,笔墨本身韵味浓烈,体现东方文化意韵的窗格用隶中含篆的笔法写出,怒放的初夏花朵则着力于整体感觉的捕捉,放松而含蓄。《温暖的阳光》,则从意趣、笔墨、色彩的运用上,都可看出画家力图创新的不懈努力。

  要创造富有生机与活力的新时代的新艺术,就必须要超越历史;但要真正做到对历史的超越,又必须首先回到历史中去。中国画的复兴,既体现了中国古典艺术传统的不断延续,也体现出新时代中国画艺术的一种革新、新生和希望。在当今的社会形态下,如何使中国画从根本上继承传统绘画的艺术精髓,在观念和技术上超越古典绘画的技术模式,使其更具有民族性、现代性,时代性是当代中国画家不断追索的问题。朱理存作为当今中国画坛上成绩斐然、富有特色的女画家,其艺术语言不断的成熟与完善,艺术形式的不断拓展与创新,对时代精神的捕捉与挖掘,也同样在这种不懈的追求过程中进行着,发展着……。而今已进入从心之年的朱理存,依旧充满激情地进行着水墨画创作。艺术无止境,艺术追求的心便也无止境。或许,朱理存给当今艺术界的贡献不仅是她丰富多样的作品,而且还应是她一直以来脚踏实地、执着追求的艺术精神。“希望读者通过她的作品认识美,热爱美的生活、美的事物,以达到‘纯洁人的心灵’”的目的(夏硕琦语)。美到极致是自然,我想,这便是朱理存功力所及的艺术世界。

(责任编辑:胡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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