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地点：陕西铜川陶瓷研究所孟老师办公室

　　受 访 人：孟树锋(简称孟)

　　采 访 人：刘莹(简称刘)

　　大学毕业后曾想离开陈炉、走出大山的孟老师，在无奈的情况下，回到了陈炉陶瓷厂技术科。进厂初期，受大学被处分事件的影响，他的情绪一度低迷，后来工作条件得到改善，他的积极性也逐渐提高，并且很快将自己在陶院所学的那一套东西转化到了实际工作中。1985年到1992年，在任职厂长的七年时间里，他一方面将李工当年因时间和条件未完的耀州青瓷研究工作继续完善提高，另一方面，通过自己在民间瓷上的潜心研究，全面恢复并开发了已经人亡艺绝的陈炉民间瓷，并且开拓了出口渠道，改进了生产线，培养了技术队伍，曾使陶瓷厂的年生产量最多高达1500万件。直到1990年，孟老师都是在一种激进的状态下，努力创作作品，利用自己的专业能力，为陶瓷厂做贡献，为家乡做贡献。然而，1990年参加香港展览归来之后，让他不解的是，等待他的是家乡人的巨大不满和一片抱怨;怀着对陶瓷厂、对家乡的失望，1992年，他最终卸下厂长重任，离开了为之辛勤付出了十二年的陶瓷厂，离开了让他爱恨交织的家乡陈炉。

　　刘：79年从大学毕业后，您就回到家乡了，是直接回陶瓷厂了吗?

　　孟：我们那时候毕业的大方向是哪里来回哪里去，但也不是绝对。从学校回来，开始还是挣扎了一下，不想回陶瓷厂，因为那毕竟是一个山区。当时我是最后一个离开陶院的，把同学都陆陆续续送走以后，我跟洛阳和赣州的两个同学，从景德镇出来，一路去了杭州、上海、镇江、洛阳，转了一圈才回到家。回来后先到铜川市委组织部去找我一个同学的舅舅，看能不能不回陶瓷厂，在学校的时候梁先生告诉过我不能抽烟、不能喝酒、不能走后门，我一直记着他的话，不抽烟、不喝酒，但是那一次破例买了一盒烟去找人家帮忙，但是没有成功。后来在无奈的情况下，还是回了陈炉陶瓷厂，那是80年初了!

　　进了陶瓷厂，我被分配到技术科，大概有四五个人，科长是乔留邦。那时候我情绪不是很高，原因就刚受了处分的打击，再一个就是本身也不情愿到这来，所以上班就不是很正规，吊儿郎当的。后来，当时的副厂长跟我谈了一次话，问我是不是有什么问题，我也就实话实说，把我受处分的事说了，再一个就是说工作环境和条件都不好，绘图工具没有，几个人挤一间屋子，没有地方绘图。过了没多久，厂长把这些问题都给我解决了，让我一个人一间办公室，缺什么让我去买，我就把各种工具都买了一些，慢慢地我的积极性就提上来了!我很系统地针对我们那里的情况搞了一些陶瓷产品的设计，把我学的一些东西赶快转化过来，因为在景德镇学的是白瓷的一套东西，而我们这儿做的是粗瓷。后来看到自己设计的东西获了奖，还能作为工艺品出口，比如九福碗和百鱼瓶，我的劲头就更高了，尽管工厂没有奖过我一分钱。画的那些图纸，完全可以反映出来作为一个专业人员走过来的路子，都是跟在学校做作业似的，很认真地用鸭嘴笔画的三视图(正视图、俯视图、侧视图)，那纸啊，有挂历纸、绘图纸、印画的纸，还有一般的纸，大小规格也不一样，那会儿给厂里节省着用。本来这些图纸我都还留着，可惜今年“五·一”的时候我去四川一所院校讲课，回来之后我办公室旁边的这间屋子着火了，图纸全被烧没了，只剩下家里存放的一小部分，很可惜。

　　刘：啊!那真是很可惜啊!后来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当厂长的呢?在陶瓷厂您主要做了哪些工作?在专业上有哪些突破?

　　孟：1985年到1988年我当副厂长，实际上主要是干活，1988年6月1日接任厂长，8月11日承包签字，我正式当厂长，一直到1992年底，我离开陶瓷厂，离开陈炉。当厂长后，对于我来说，才有百分之二十的时间做专业，许多技术上的事情都是我来做。

　　要说我对陈炉真正的贡献，陈炉后来的民间瓷确实都是我一手搞出来的，也确实拿这个给我们陈炉挣了不少钱。我在大学的时候不就受梁先生的影响，对民间瓷有所偏爱嘛，毕业回到陈炉以后，我就到附近一些地方收了好多旧的民间陶瓷，大概有几百件。当时收那些东西确实费了好大劲，年轻，也不害怕什么，也能吃苦，本身就是苦孩子一个，我拿着干粮跑到几个县交界的地方把陶瓷换回来，换回来后我就整理。当时梁先生来陈炉看到这些东西都说不错，自己那时候才开始觉得有一点点成就感，自己专业上面的一点点工作得到老师的赞许，摸到了一点点眉目。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就对陈炉窑的民间陶瓷做一些搜集整理，实际上也没有多少整理，直接搜集过来之后就很快地转化，几个拼对一下，然后很快地做成我们今天能够制作的东西，让它出手到广交会就可以卖钱了。在这一点上，别的人也没有这样的看法和意识，做的东西也不知什么好坏，我当时已经到厂里当了副厂长，可以有这个能力做这个事情了，也是几个方面的因素促成了我做这个事。

　　好像是1981年2月17日，西安的几位专家来到陈炉陶瓷厂看了我收的这些东西很高兴，就在里面选了22件参加5月份在民族文化宫举办的全国民间工艺品展销。后来，在这个展销会上，日本就订了六七种，那么这个订单过来之后就是我负责，货最后也是我送到省工艺美术公司的，刚开始基本上就是仿制，这是开始时候的出口。在此之前呢，人家陈炉陶瓷厂也出口过，出的就是我叔伯家大哥孟建财捏的狮子，在广交会上也曾经断断续续订过货，但真正的陈炉风格的民间瓷出口这是第一次。这个下来之后，我就在我们厂的陶瓷研究所，实际上就是工厂里面的试制组，跟几位老师傅，开发了一些民间工艺的粗瓷。

　　刘：这些老师傅都有谁呀?他们都具体负责什么呢?你们主要都开发了哪些产品?

　　孟：这几位老师傅是郭述勤、侯天福、王生勤，还有任智明、任智魁兄弟，任智魁就是我大姐夫，你们艺研院的方李莉老师2003年的时候来采访过他一次，采访后第四天，老人就去世了!这任家弟兄两个拉坯那简直是“绝代双骄”啊，他那哥绝到什么程度上?我们拉坯的时候要不断地上水，这时候泥的含水量就会增加，它就软，我们这儿的窑场管这叫“稀坯泥”，按说这种泥再回过来拉坯用是不行的，因为这泥本身也软，它已经在你做成一个形的时候，尤其是比较大的形的时候，泥里面有空气进去，就不是很致密了，再拉起来太软，拉不起来，但这老师傅他就能，他把“稀坯泥”在泥台上揉揉，把水份和空气给挤出来，然后照样能再拉出坯来，这兄弟俩功夫都很厉害。1981年到1984年，我都跟这几位老先生在一块，郭述勤主要负责拉坯，王生勤负责釉料，侯天福是做模型的，侯天福跟我刚才说的叔伯大哥孟建财这俩人也是绝代双骄，是陶瓷厂里做模型的两把大手，侯天福呢，他做活没有我大哥细，没有我大哥路子宽，但是他有他自己的风格，他做活快，但就是做得粗，不太讲究。当时还有一位老先生叫袁运忠，他原来是在瓮窑里面修坯干杂活的。

　　这段时间就出了些新的作品，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耀州青瓷，主要是将李工(李国桢)当年未完成的研究工作继续完善提高;再一个就是陈炉风格的民间瓷。1986年，在绍兴举办的全国陶瓷评比中得三等奖的就是陈炉民间风格瓷组四件套，因为当时陕西就只有一件套的名额，我就把这几个不同风格的配合到一块，一个黑釉剔花、一个白釉剔花、一个兰花、一个铁锈花。那次去绍兴，是我第一次坐飞机。

　　从1985年末到1986年初，包括1987年，这个时候我们就是一边组织人员加强技术培训，搞出口瓷和民间工艺瓷的创新，一边还有大量的工作是面向广交会的。每一届的广交会我都得去两次，开始布展的时候去一次，等最后收摊的时候再去一次，那会儿到广州坐火车要一个半白天两个晚上，时间很长，卧铺相当紧张，再说那时候我们也没有什么卧铺和硬座的概念，就是拿个破纸箱破报纸在座位下面一铺，火车一开就睡着了。我们去广交会的目的就是了解了解行情，了解外商对我们的产品有什么意见，然后我们配合人家外贸，那时候主要是外贸买断经营，我们把产品全都交给外贸，外贸什么产品卖多少钱，这个价格我们全都不知道，我们去就是了解一下，针对掌握的情况我们回来再改造。我们把出口瓷开发出来以后，1986年的时候就开始见效了。当时有八个出口瓷小组，在这基础上我们合成了一个出口瓷车间，1986年的10月份，出口瓷车间开张，我请来领导剪彩，让工人们响鞭炮，把机器拉上来，给他们建了新的窑洞。开发的产品初期有四五十个品种，到后来达到一百多个品种，比较杂，像九福碗、百鱼瓶、万寿碗等都是那时候开发出来的。

　　刘：当时您的开发主要是针对产品的设计吗?

　　孟：设计和制作。当时出口瓷车间里的工艺流程都是我设计的，设计了两套流程：一套是按照陈炉传统的陶瓷生产设计的;一套是从景德镇购买的新设备生产线，这等于粗细并取吧!因为我们出口的产品有一部分是要用白泥做的，粗泥做的就要上化妆土。

　　刘：那么您当时在开发这些新产品的时候，难度最大的是什么?

　　孟：工艺上的难度比较大。比如我们要打民间瓷的风格，因为陈炉的民间瓷有它独特的艺术语言和风格，虽然已经被人们遗忘了，也是人亡艺绝了，但是我从收回的一些老的东西上面把它再整理出来，把它再改造一下，因为要适应今天人们的使用和欣赏观念就肯定要改。比如拉坯成型这一关，我们在传统的生产线上基本上还是用手工拉坯、修坯，规格就把握不住，我们这些产品最后要放进统一的包装箱啊，在这种情况下，我就想了一个办法。以前拉坯的时候有种工具叫做“等子”，这个等子它有几种形式：在老的窑口里面，拉坯师傅的手本身就是等子，拉坯的时候用手一比划这样来测量(做手势)，当然这是在艺人做得很熟悉的情况下;生疏一点的话就拿根竹棍当作等子，这个时候我就给他们做了一个等子。

　　刘：那会儿全都是手拉坯吗?

　　孟：多半是的。传统工艺一条线，现代工艺一条线，但是手工这条线的多，不用注浆、翻模，全是手拉，这样快，因为我们是数量少，品种多，翻模增加成本不划算。

　　后来出口的品种发展到200多种，规格几乎300多种，包装箱的规格就很多，所以要严格按照图纸来控制尺寸和造型，硬是要改造我们的老艺人啊!对新学徒呢，我先画出一个样子，他们照着画，我给他们烧了一批陶碗，拿水在上面画，干了以后又可以画，可以不断地在上面练习。在泥坯子上画得时间长了容易破，陶碗硬嘛，可以一直画，一直练，我还给他们讲过几次课，虽然他们可能听不懂，但我给他们灌输。我一天跑几个小组，跟工人们在一起，跟他们说怎么干，手把手地教出来的，那时候整个带出来了一批人哪!

　　那段时间，可以说，从我的家庭来讲，有了儿子，我爱人管理家务，我自己是全身心地投入到这里面来了，期间也得了不少奖。1988年，兰花牡丹纹雨伞桶获中国工艺品百花奖一等奖，得“希望杯”;还有北京的博览会银奖、全国轻工出口产品银奖、亚运会购物节天马银奖、轻工业部科技进步奖等等。

　　刘：看得出您那时候为陶瓷厂花了不少心血。那后来为什么又要离开呢?有什么原因吗?

　　孟：的确是。可以这么说，我们厂的出口瓷，从产品研制到销售渠道，从继承到开发，那真是我一手开拓出来的啊，真是辛苦啊!实际上这段时间，对我自己来说，是一个高产时期;对陶瓷厂来说，是我出力最大的时候。那时候年轻，精力旺盛，士气高昂，也没什么怪的想法，能看到自己的作品被人承认能被订货，实现了我当初为家乡做贡献的想法，那就满足了，尽管挣的钱少，也无所谓了!我前面说过，到1990年以前，我的思想一直都是很激进的，一直想我们怎么样创作作品，怎么样建功立业在自己的家乡有点作为，怎么样实现理想为人民服务，怎么样为陶瓷事业贡献自己的青春，那时候那种狂热啊，干革命干工作报效国家，不计个人报酬，不计个人利益。1988年左右，我曾经写过一首诗叫《镇上的活》，就是把陶瓷联系起来，实际上算不上什么诗，但是表达了当时的一种心境：我生在陈炉镇，但是又不喜欢做陶瓷就想跑出去，跑到景德镇一看是做陶瓷，跑到佛山镇一看也是做陶瓷，跑到神垕镇一看又是做陶瓷，这才知道做陶瓷好，又重新回到我们这个镇上开始做陶瓷，并且不离开陈炉陶瓷。我那个“三代陶人”实际上是改了，我以前用的闲章刻的是“三代陈陶”，那是1987年的时候我让西安的一个朋友给我刻的一个章。“三代”当然还是我说的那三代，也是一个说法吧，“陈陶”当然就是陈炉陶瓷厂的简称，这个“陈”又是一个陈旧的意思，那首诗的最后就是说永不离开家乡陈炉镇。1988年我承包签字，正式当厂长，上任时候的演讲稿还在呢，都是很激越的。那为什么到1990年我会有一个世界观的转变呢，那种要为家乡做贡献，要让家乡富裕，要用自己所学的专业改变家乡的面貌，要让家乡父老和工厂走向富强的愿望，这种观念为什么要改变呢?那就是因为1990年那次香港的展览，这是最让人伤心的一件事情。

　　刘：那次展览是什么情况?发生了什么事情?

　　孟：去香港办展览，我当时一个公心一个私心。公心就是我们想在陈炉成立一个合资企业，就是三资企业，那时候时髦，全国都时兴搞合资企业，整个铜川还没有一家，我们想创第一个，你要让人家来合资，有两个途径：一个是你走出去介绍自己，一个是让人家进来认识我们，所以我们就想走出去，把我们陈炉的陶瓷带出去，让陈炉富裕;私心呢，1990年刚好是我毕业十年，去香港办自己毕业十周年展览。本来1984年的时候有个日本人想给我在日本办一个展览——孟树锋个人作品展，当时我在厂里的研究所，三十多个品种，我全部的经历都投入在那上面，包括开发新产品，那时候对于我来说能办一个个人作品展是一件巴不得的事情，结果最后搞黄了，现在几十年过去了，那个日本人的信还一直在我的抽屉里搁着呢!这事完蛋了之后，我自己唯一落下来的好处就是他们把我的东西拿出去卖，那下面都有字，人家都说这人做的东西好啊，都冲我要东西来了，那就是唯一给我自己扬的名。所以，我就很想毕业十年后来一次，结果在香港办了一个展览，这是私心。

　　客观讲，拿我们厂和我当时的环境与能力，根本不可能在境外举展。但那时候的各种机缘巧凑，那个展览是非常成功的!我们大小一共拿去1400多件瓷器，连开幕式上向来宾分赠的一个小印盒都算在里边，按当时我们产品给外贸交货的最高价算7000元，正式展出的800多件，一共卖了23万多港元，按我们与文化部、香港中国广告有限公司2∶4∶4的分成比例，我们厂得了8万多港元，香港的报刊、电视都作了大量的宣传，真是风光极了。没想到从香港办完展览回来之后，却是一片怨声载道啊!下面的人都认为我自己拿了多少钱，我们的老乡都说我把陈炉的好东西都自己拿出去卖了钱，实际上我自己一分钱都没有拿。他们不知道，现在陶瓷厂里的那个耀州窑博物馆陈炉展厅，那就是我用那次香港展览赚的钱建成的，包括里面的柜子、里面的东西全是我设计的，其中有些老展品还是我从我们家里拿来的，还有一些是我收的，这些他们都不知道，但是只要看一下那些作品下面，肯定有我的名字。没想到从香港回来以后面对的却是这样的一个结果，越往后就越感觉不行了。

　　刘：那您当时设计开发的那些产品，现在还在做吗?

　　孟：后来也还有做。但是你看现在他们的产品开发，整个方向都不对路。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比如这个黑釉剔花，按照陈炉这个地方的风格，这里属于西北地区，它应该是比较浑厚、粗犷、雄浑、朴素的一种风格，那么它所秉承的纹样应该是用它自己黑的釉子的颜色，光光的亮亮的釉的质感去对比粗粗的红红的泥胎的颜色，以这种色彩的对比和质感的对比来形成花纹。在泥胎上面先上一层黑釉，再去按照花纹抠这个釉子的时候，抠得深一点浅一点都没关系，因为泥胎的颜色一样，只要把釉子剔掉露出胎来就行。我离开之后，他们嫌泥胎的颜色深，就在胎上面先上一层化妆土，最多也就半个毫米厚，薄薄的一层，在化妆土上面再上黑釉，再剔花，剔花的时候得要小心翼翼，抠太浅黑釉剔不掉，抠太重就把下面白的化妆土剔掉了，增加了这些不必要的难度;再一个就是釉子里面加进了化学提纯的物质，烧出来之后，釉子贼亮贼亮，底色是煞白煞白，非常不协调，很造作。我如果在那里是绝对不可以这么做的，我们学了专业连这个关都把不住的话还叫什么专业?比较一下，完全是两个效果。稍微有点文化的人都能看得出来，哪个自然一点，朴实一点，因为陈炉这里的陶瓷传统本身就属于朴实的一类，而不是人家景德镇那种像玉一样、像美人一样，你是北方大汉呀，要浑厚一点!

　　刘：那您后来是如何离开的?离开之后您就到了现在的研究所了吗?您现在如何看待在陶瓷厂的这十几年时间?

　　孟：当时我们还是处在山区里面，对一些人情世故都不太开窍。

　　我是1992年的10月27日离开陶瓷厂的，11月，我到了当时这座楼四层上的一个陶瓷工业公司，属于组织调动。他们认为我是一个专业技术人员，不适合搞经营，就把我调到陶瓷工业公司，我任副经理兼总工艺师。利用那段时间在专业上我做了两件事：第一就是把我当时的毕业论文充实了一下，后来在1999年上海古陶瓷科学技术国际讨论会上发表了一下;第二就是搞德应侯碑的东西，主要就是这两件事。

　　在陶瓷工业公司待了整整四年的时间，一直到1996年10月份离开，组建现在的这个陶瓷研究所，归国资委管辖，到现在也已经十年了。

　　说起来在陶瓷厂的十几年，怨气肯定是有的，我们为了厂子辛辛苦苦付出了那么多心血，最后却换来这样一个结果，换成谁都会觉得不公平，都会有抱怨，但是随着自身年龄的慢慢增长，对过去的这些事情就变得不像以前那么在意了，都慢慢看淡了。

　　现在回想起来，我对陈炉这个地方陶瓷的认知程度，我做陶瓷的熟练程度，应该说就是在那个时候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包括后来说去日本展览做的那一批陶瓷，那都是踏踏实实的。以至于到了铜川陶瓷研究所，现在这个实验工厂已经完全可以把这一套生产应用起来。再到现在我做耀州窑的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研究以前的工艺技术，可以说我比他们都能深入得多。我们去采访老艺人，我就可以从他们那里挖，挖到我们最需要的资料，假如不懂这个地方的工艺技术，那怎么去挖?怎么去问?想让他们回答什么东西?不知道从哪里下手。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首先要了解当地的工艺基础。

　　这些都是我在陶瓷厂这十几年积累起来的行业技能和专业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