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辛

　　有两个日子很有意义：一是1988年1月28日，一是2009年10月28日。在20多年前的那个日子，诺贝尔获得者在巴黎聚会，他们非常忧虑人类社会的发展前途，提出一个严峻的问题提交大会讨论，即人类在新的世纪如何生存下去。经过讨论，最后达成共识，这就是所谓的“巴黎共识”：回到2530多年前汲取孔子智慧。2009年的10月28日，美国41个众议员向国会提交一个议案：纪念孔子诞辰2560年。

　　为什么当代国际有识之士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中国，投向孔子?原因无非有二：一是外因，当今人类在异化、物化、外化;更重要的当然是其二内因，即孔子智慧或国学的基本意义和价值：重传统、重道德、重和谐、重情感、讲知行合一。

　　一

　　孔子有一句名言，叫“述而不作”，今天重温当有其特殊意义。“述而不作”强调或彰显的是传统的意义和价值。其词义简明，“述”者，阐述、称述、引述;“作”者，创作、发明、创新。孔子为什么强调“述”?因为所述者一贯而明确，即述道、述本、述古、述由来、述传统。所述者何其高明，何其伟大，无不令人景之仰之，无可再造，不能复为。试想，《易》、《书》、《诗》、《礼》等经典，今人如何作?仰韶彩陶、史前古玉、三代青铜器，今人如何作?汉赋、晋字、六朝文、唐诗宋词又有谁能作?在诸如此类面前，我们怎能妄谈作，又怎能作得来?而如果硬要作，那无异于胡作非为，所得结果只能是“伪”，是赝品。“伪者，人为也。”(荀子语)要知特定时代产生特定产物，这是历史的不争定律。谁敢放言我的诗超过李、杜，我的书法超过二王?谁这样说话，那不是疯子就是傻子。人类不同于动物的特性就是有记忆、有传承性。人类的行为一定是在前人基础上的再行为，人类一切创造发明必以传统为基础。无始即无终，无古即无今，不知由来就无法决定去处，没有传统就谈不上现代。故古今一体，新旧一贯，开始即开今。如果人类都像动物一样一切从零做起，文化就无从发生，社会就不能发展。庄子说：“真人不忘其所始，不知其所终。”中国文化重传统、重历史、尊先贤、畏后生。人类之学都是以新学旧，所知皆从先贤来。而能承前启后，先述后作，认识自己的使命，能为后生开一始，日新其德，才是真人生，才是人生之大道。还可以试想，今人如能做得与古人一样，比如诗写得和李、杜一样，书法写得和二王一样，那难不难?难上加难!而如果与古人不一样，那何其容易!因此不可舍难从易，侈谈创新，无述而作，绝不能胡“作”非为。

　　二

　　《易系辞》曰：“化而裁之谓之变。”变意味着生命和发展。然而变绝非漫无界限、无所制约之变。这里我们特别要注意“化”字。变者言其著，化者言其微。中国文化是大智若愚的混沌文化，不求倏忽之变，但求混沌之化。自变自新，只在一化。化由道，万化不出此一道，千变不离其一宗。变只是变现象，本体则只是化，不能变。庄子说：“美成在久，恶成不及改。”美成主要在化，恶成主要在变，恶成即一日之成，“不足恃也”。故书法之变之发展，其理自明。可变者其形，即结体字形、书体、幅式等。不可变者则道，则法，则规矩。而裁制其变化的则是万世不祧之宗，即二王书法。任何艺术都有其内在之规律性，任何变化必须合乎其规律，也就是说变化是有调控、有制约的。这种制约力就是古圣先贤所创制的规矩、法度或准则。书法的规矩由二王创立，律诗的规矩由唐人创立，中国画的规矩则由宋人刘李马夏最终创立。这是历史的产物，是基于中国人既定的文化心理结构特征，在一种特定人文背景下创生的。二王时代，“王与马，共天下”(田余庆语);唐代是诗的时代，诗的国度，上至皇帝，下至布衣，基本能诗;而“中国文化造极极于赵宋”(陈寅恪语)。因此，如此规矩，在所必然，无以再造。后代无法跨越，我们不能“不相祖武，摈古竟今”(《文心雕龙》)，不能夸略旧规，驰骛新作。不能师心自用，私意出之，更不能“求新变于俗尚之中”。而更重要的是，正由于这些规矩的诞生才使中国艺术的基本特征得以确立，也正由于这些规矩才使中国艺术独步世界艺术之林，创造出如此之辉煌。孟子说：“大匠诲人必以规矩，学者亦必以规矩。”因此，我们今天所谓艺术实践无非就是“用古人的规矩，写自己的性灵”(清董綮语)，抒发自己的情感，表现当代生活。黑格尔说：“只有纯机械的技艺达到毫无滞碍的时候，艺术家才能自由地塑造形式。”规矩、技艺毕竟是有限的，我们只有掌握了这些有限的规矩、技艺，才能由此及彼，表现情感，进入无限的艺术境地，达到理想境界：身心和谐，物我合一。

　　三

　　孔子还有一句名言：“从心所欲而不逾矩。”中国艺术的一大特色就是有限的范围，无限的艺术可为性。一定的规矩或范围，正是保证艺术家的智慧、情感不至于无限度的发散，而能集中聚焦，进而达到精力弥满、游刃有余。孟子说：“大匠诲人必以规矩，不能与人巧。”欧、颜、柳、赵等，各有千秋，但皆然合道，都在规矩之中见其工夫，见其技巧。今天我们言继承即得其规矩，言发展即“用古人之规矩，而抒写自己之性灵”。有人极言要打破传统，创立新格，务使人不蹈故常，私意出之，唯意是从，当无异于异想天开。

　　重师承、重传统、讲规矩，这实际是中国文化一种必然和独特的要求。而规矩必有其来路，必有其内在根据。其来路或内在根据就是先贤先圣所谓“道”。那道是什么?庄子说：“道行之而成。”《说文解字》：“道，所行道也。”道的本义就是一条道。既为道，则无论大道小道，无论天道、地道，无论山路、水路，均不外五个基本元素：即1. 主动者，2. 起点，3. 根据，4. 途径，5. 归宿。而最要紧的是第一个元素主动者，即谁走的。天走的即天道，地走的即地道，人走的即人道。荀子说：“非天之道，非地之道，是人之所以道也。”我们祖先所关注和强调的是人道。由此决定了中国文化的基本性质。人道，即人类当行、可行、必行之道。第二个元素起点，中华文明之道是我们的人文祖先最早走出或曰选择的，因此起点的把握至关重要。《中庸》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原来这条道是我们祖先遵循天性自然而然地走出来的。因此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人们是无视它的存在的。只有当人长大、懂事了，即所谓人文发育、人性自觉(即轴心时期)时，才知道它的重要性，才会关注它。可当人们回过头来寻找它时，却找不到了，因为它已然被时间泯灭了。于是就有了对道的不同解释，于是便形成了不同的思想流派。于是道也就不断被抽象、升华，而最终成为形而上的规律之谓。于是就成为中华民族形而上的本体论，亦即内在根据。人道之大者即仁，即仁道。而仁者，礼之本也。荀子说：“礼者，人道之极也。”道是内在根据，礼就是保证把道走好的外在准则。二者互为因果，相辅相成。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礼尚往来，行礼的最终目的就是实现和谐，和谐才是理想状态。对天以礼相待就是天人和谐，对人以礼相待就是社会和谐，对自己个体生命以礼相待就是身心和谐。国学的基本精神可以归结为三个字：道、礼、和。道者内在根据，礼者外在准则，和者理想状态。率性行之谓之道，各行其道谓之礼，各得其所谓之和。上天运行如此，中华文明演进如此，个体生命开展如此，书法艺术实践亦然如此：明晓道理，遵守规矩，达到目标。就书法而言，道就是形而上的道理，即克罗齐所谓意义;礼就是规矩、法度，即克罗齐所谓技术;和则是最终目标。书法就是身心和谐的产物，是把生命、生活本身审美化的产物，因而是心灵、情感的产物，不是智能的产物。而既为道，无论广狭短长曲直，无非一线条也。书法是点线艺术，是线条艺术。中国艺术历史性地选择线条作为其形象组织和主要表现手段的文化渊源和哲学依据就在于此。

　　《易系辞》说：“一阴一阳之谓道。”道是万事万物万象的本源。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一即混沌、宇宙。二即阴、阳，宇宙无非阴、阳两部分构成。三即阴阳加上媒介“和”。阴阳不和，无以化育万物;男女不和，无以生小孩。万事万物非阴即阳，阴代表着柔、静、虚、曲、润等等;阳代表着刚、动、实、直、燥等等。而线条的基本形态无非二种，或阴或阳。阴者柔、虚、静;阳者刚、实、动。书法正是以线条的刚柔、虚实、动静、曲直、润燥等变化来实现其审美价值，达以和谐的。

　　中国艺术选择线条作为其形象组织和主要表现手段，还在于线条本身的三大特质，其一是简，其二是内在，其三是自由。周易之易者，简易、变易、不易也，简为第一义。我们知道天地万物浩渺无际、错综复杂，你绝对找不出任何一个词汇，或一幅图像来完整地把它反映或表现出来。怎么办?中国人发现了独特而高妙的表现手段，即化繁为简，以简驭繁。于是中国艺术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简。而此简是否定之否定，是抽象之简，是自觉的整体综合之简。是切中肯綮，是减迹象以增内涵。因此中国艺术所表现的不是外在的具体物象，而主要是内在的、深层的、形而上的东西。艺术观照的契机是道，而非物，非形器。形器只是入手的法门和形象依托。道，形而上之道，才是追求的终极。故王羲之说：“书之气，必达乎道，同混元之理。”沈括说：“书画之妙，当以神会，难以形器求也。”姜夔说：“艺之至，未始不与精神通。”张式说：“书画之理，元元妙妙，纯是化机，从一笔贯到千笔万笔，无非相生相让，活现出一个特地境界来。”中国艺术追求的正是摆脱形迹，直达真际，直达道。

　　礼者，理也。理即纹理，条理，肌理。肌理是事物的内在构成和共性构成，肌理即线条。我们的先人选择了线条，用内在的肌理抒发内心情感，表现内在心灵，顺理成章，体现出卓越的智慧，因此毕加索说：“世界上的艺术，中国第一。”因此，所谓书法实践归根到底就是适中的点线制作、线条制作。因此必有其特定的创作工具和创作手段，因此需要中锋运笔，需要“笔笔还其本分”(刘熙载语)，需要有藏有出。

　　四

　　孔子后学又告诉我们：“君子之道，黯然而日章……淡而不厌，简而文，温而理。”(《礼记·中庸》)君子之道即中庸之道。中者，合适、适中之谓。庸者，用也，常也。就是按照合适的方式做事，按照合适的方式做事，必有一个合适的结果，这就是常。常即常规、常态、常行，即平常、经常、日常、正常，因此就成为不可变易、不可更改者。故二程说：“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总之所谓中庸精神就是把握合适，追求合适。因此体现出中华民族的大智慧，构成中国文化的核心理念。中庸之道不是消极保守，不是不主表现，而是要合适、适当地表现，那就是要求表现于隐微清简之中，人生大道贵能在复杂中求单纯。因此书法表现绝非力度、张度、重量，绝非苦怪粗野，绝非感官刺激，而是文、静、雅，是和谐，是温和的力量。它不仅仅在心情娱乐，更在德性修养。“人生是情感，不是智能”。(钱穆语)情感维持世界，智能只能粉饰世界。“艺术是创造，科学乃发现。”(托尔斯泰语)书、诗、画是中国艺术之三最，均属创造。“创造乃人类心灵上事，故人生是更近于艺术，而远于科学”，故人生绝不限于物质生活，“更贵其有精神与心灵。”(钱穆语)元郝经说：“书法即心法也。”清刘熙载说：“书者，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近人邓以蛰说：“书法是纯美术，为艺术之最高境。盖毫无凭借而纯为性灵之独创。”

　　因此书法评判的标准无非二字：一是文，二是古。文不文见修养，古不古见功力。在当今如此浮躁的社会环境中能静下来，不诱世讹，潜心修为，作品能透出一种文气，自难能可贵;只有以古为师，掌握规矩，融会贯通，转益多师，进而表现自己的情感，这才能谈得上书法艺术的创作。

　　道至简、至正，至真、至纯、至素、至静。“文则数言乃成其意，书则一字已见其心，可谓得简易之道。”(唐张怀瓘语)“天下本来为简单之事，却被愚人制为复杂。”(徐悲鸿语)米芾说：“贵形不贵作，作入画，画入俗;贵形不贵苦，苦生怒，怒生怪。”前车之鉴，吾辈当警醒。那些拿着毛笔当硬笔来耍，要么笔根硬擦，要么侧锋乱抹者亦当休矣!

　　书法是关于汉字书写的艺术，是中国文化的典型产物。故欲明书法之道，必先晓中国文化，先通国学。中国文化是以中庸观念为核心的礼乐文化。当年梁漱溟先生提出“以礼乐代宗教”，意义深远。国学者，人学也，这是先贤的共识，特点非常突出，价值异常明显。其核心就是做人。人生在世第一做不得神，第二做不得物，故只能做人。而做人必修身，必有人之所以为人的修养。书法则是修身理性，提升生命境界之重要而有效的方式。□

　　张辛 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