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pper tally had been seen as the representation of authority or identification in the ancient time. The paper introduced three kinds of copper tally of Yunnan area in the past.

　　铜牌符是古代表明身份、作为凭信的铜铸符契，它们种类繁多、形式多样，内容各异，现介绍数枚。

　　云南都指挥使司夜巡牌(图1)，高14.2、宽12厘米，椭圆形，20世纪50年代由云南省博物馆历史组征集。边缘饰一圈卷草纹，顶端饰如意纹，上有孔，供系带用，铜牌正面铸阳文“云南都指挥使司夜巡牌问字叁号”，牌背铸阳文“令”字，周边饰卷草纹一圈。此牌是朝廷发给地方守御军队夜间查巡岗哨和加强防卫的一种专用凭信令牌。明初云南府修道路，置邮驿，垦军屯，还针对盐政实施开中法等，成为明朝云南军事重镇。

　　洪武元年朱元璋平定中原，建立明朝。然而，地处西南一隅的云南，仍由蒙古政权梁王为主要控制势力，以昆明为统治中心;大理段氏控制着滇西一带，都臣属蒙古“北元”政权，听从北元指令。自秦汉、三国、唐、宋以来，西南地区云南的隶属关系一直是个难题。

　　洪武十四年(1381年)朱元璋令傅友德统帅30万大军浩浩荡荡从南京出发，挺进云南。洪武十五年(1382年)闰二月，攻克盛极一时的云南军事重镇大理。仅半年时间，云南江山易主，尽归明朝。为开发西南，巩固边防，保持政局的稳定和社会安定，明朝廷于洪武十五年设置云南都指挥使司，管理云南军事。

　　云南都指挥使司是明朝驻省的最高军事机构，执掌一方军政大权，都指挥司设都指挥一人，都指挥同知二人，指挥佥事四人。对于稳定云南起着重要的作用。明代军制，统军机构中央有兵部，又有五军都督府(即左、右、中、前、后五军都督府)。兵部掌管军事行政，五军都督府掌管军事指挥，而军事训练则由分设各地的都指挥使司管理。

　　都指挥使司领兵，平时训练，战时征调。朝廷规定：“有事征伐，则诏总兵官配将军印领之;即旋，则上所配将军印于朝，军各回本卫，大将军身还第，权皆出于朝廷，不敢专擅。”大意是说：发生战事时，朝廷就下诏任命一名总兵官，并由该总兵官佩带大将军印信率领卫所军队出征打仗(如云南总兵挂印则称征南将军、两广总兵挂印则称征蛮将军等);等到打完仗回来后，总兵官把大将军印信交还给朝廷，军队各自回到原来的卫所驻地，大将军本人则回到自己的府第。军队调动权是属于朝廷的，将领不能擅权。这样，就使得将不专军、军不私将，地方训练军队，而大权属于中央，对于加强中央集权，防止地方拥兵自雄有着重大意义。

　　云南在全省置三司、设府县的同时，又在全省范围内建军立卫、所。卫、所隶属于都指挥使司，明代云南都司所统领的卫所名称与规模是：云南左卫(六千户所)、云南右卫(六千户所)、云南前卫(五千户所)、大理卫(十千户所)、楚雄卫(五千户所)、临安卫(五千户所)、景东卫(五千户所)、曲靖卫(六千户所)、金齿卫、洱海卫(六千户所)、蒙化卫(八千户所)、马隆卫(后改云南右护卫，革)、平夷卫(二千户所)、越州卫(二千户所)、六凉卫(五千户所)，鹤庆千户所(后革)。后来驻防在曲靖府、寻甸府境内的卫所有：曲靖卫、越州卫、平夷卫、六凉卫、马隆所、定雄所、木密所等。卫所的设置主要从军事目的出发，即镇守一方，防止土官叛乱、维护地方治安，遇有战争，随时听从调遣。另外还有一个目的，在无战争的情况下，令军士开耕屯田以备储，这样一来军队耕战两不误。

　　有军队戍守的地方，又称为卫所。卫与所也成为明代卫制的一个创造。卫与所的成员也就是兵士来源的途径，从征兵源、谪戍等。从征兵源主要是南征军，傅友德统帅30万大军南征云南，云南平定后便班师还朝，同时留下一部分军士镇守云南，这部分留镇云南的数万南征军来自于浙江、江西、湖广、河南、安徽、江苏、福建等地，成为以后定居云南的汉民军屯者。

　　明代云南历史上从此开始了军屯之先河。云南屯田首先由军队开始进行屯田，所以称军屯。而军屯成为云南驻军的一项制度，并以此作为考核地方官吏的准则，以屯田增损为赏罚。对军屯的奖惩办法是，由卫所军官耕种样田，以其产量为标准，来考核军士田亩收成的好坏，超过样田的给予奖励，达不到则受罚。而屯田所产生的效果则是生产足够的粮食，供给军队本身，减少了运输，减轻了国家的负担，最终起到了强兵足食的作用，这种办法对屯军的生产积极性起到了激励作用。

　　谪戍，谪，古代官吏因罪被革职或流放者，成为最终的定居者。

　　除了军屯、商屯，还有民屯。明代前整个云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交通远远落后于中原，为了改变云南的落后状况，明朝便从江南一带向云南进行了大规模的移民入滇垦荒。无论是大量汉军屯戍、还是商屯、大规模民屯云南，都开发了云南的土地，沟通了云南各地区之间的联系，对云南的经济开发、社会稳定，制止割据，边疆的统一有着很大的贡献。

　　六凉卫指挥使司夜巡牌(图2)，共2件，分别为上世纪50年代由云南省博物馆征集和1953年由云南省前省文化馆移交，其一高14、宽11厘米;其二高14.4、宽11.3厘米，铜质，椭圆形。边缘饰一圈卷草纹，顶端饰如意纹，上有孔，供系带用。铜牌正面铸阳文“六凉都指挥使司夜巡牌”，编号为“肃字柒佰叁拾玖号”。牌背铸阳文“令”字，周边饰卷草纹一圈。另一件编号为“肃字柒佰肆拾叁号”，此牌是云南都司统领发给所属六凉卫军队夜间查巡岗哨和加强防卫的一种专用令牌。

　　洪武二十年(1387年)，越州土司阿资(土官龙海之子)起兵，朝廷命西平侯沐英会同征南将军傅友德进行讨伐。沐英等因陆凉为西南要地，奏请朝廷设卫屯守。之后命令洱海卫指挥佥事滕聚，在古鲁昌修筑城池，设置了陆凉卫指挥使司。

　　陆凉卫指挥使司隶属于云南都司，分属于临元守巡曲靖兵备三道管理，是防守曲靖、广西(今泸西)等三府的卫所的一部分，下辖左、右、中、前、后五个千户所。因明代实行卫所制而称为“六凉卫”，到了明代和清代亦沿用此名。

　　腰牌最早起源于夏商周时代的玉制“牙璋”，即战争时调兵遣将的符信，分两块，合处凸凹相嵌，叫做“牙”，分别掌握在朝廷与主将手中，调兵时以此为凭。

　　“符”又称“符节”、“符牌”、“牌符”等。在中国古代出于征战讨伐求胜的心态，常常以虎为“符牌”图案，作为传达命令或调兵遣将的凭证，使用时双方各执一半合之以验真伪。“虎符”甚至成为“符牌”代名词，今天人们常说的“符合”一词便源于此。隋唐之后出现铜“鱼符”、“龟符”等，用作出入宫禁的凭证。北宋以后，符牌制度日趋完备，不仅用作调兵遣将，而且将其作为严格、系统的识别标志，融汇到封建王朝管理体系之中。

　　上世纪50年代云南王耕农捐献一对明代宫廷大内中厨师用的腰牌(图3)，高11.8、宽9.2厘米。铜质，椭圆形，上有一穿孔莲边，以备系丝绳悬挂。腰牌两面，一面刻“凡遇直宿者悬带此牌，出皇城四门不用厨子”楷书18字，一面刻有鲤鱼两条，一条头向上游，一条尾朝上舒，两鱼一条凸出如浮雕，一条凹下如糕模，形象生动，宛如游于椭圆形池中。

　　腰牌分两块，合处凸凹相嵌合在一起，才能起到检验真伪的作用。此腰牌珍贵之处在于成双成对，因此具有极高的文物历史价值。腰牌是中国古代官吏系在腰间证明其身份，常用作出入宫廷备查的通行证，所以而又称“穿宫牌”。

　　历代腰牌的质地、款式、规格、铭文等虽有区别，通常用金、玉、铜、竹、牙、木等制成，但“通行证”、“身份证”作用却是相同的。作为皇帝身边的厨子，服侍皇帝日常饮食事项，更是细致严密。无牌不许擅入宫禁，违者治罪。这对腰牌除个别字体有磨损痕迹外，雕刻制作精美，图案清晰逼真，并且完整成对，更显弥足珍贵了。

　　明朝官吏所佩带的腰牌亦有严格规定，不同级别、身份的官吏佩带不同质地、形制的腰牌，不得僭越。《明史·舆服志》载：“武臣悬带金牌。指挥佩金牌，双云龙，双虎符。千户佩镀金银牌，独云龙，独虎符。百户佩素云银牌符。皇城九门守卫军与围子手，各领勇字号铜牌。凡郊庙诸祭陪祀供事官及执事者，入坛俱领牙牌。圆花牌，陪祀官领之。长花牌，供事官领之。长素牌，执事人领之。又谓之祀牌。”《会典》又载：“文武官出入禁门带牙牌，有执事、供事、朝参之别。执事、供事者，皆届期而领，如期而缴。惟朝参牙牌，得朝夕悬之。凡文武朝参官、锦衣卫当驾官，亦领牙牌，以防奸伪。洪武十一年始也，其制，以象牙为之，刻官职于上。不佩则门者却之，私相借者论如律。牙牌字号，公、侯、伯以勋字，附马都尉以亲字，文官以文字，武官以武字，教坊官以乐字，入内官以官字。”

　　清代的腰牌用木制成，为长方形，上面刻有持牌者的姓名、年龄、面貌特征和编号，并注明制作年代及该人所属衙门。清代腰牌颇为有趣，在描述各人面貌特征时，多为面黄有须、面黄微须、面相微麻等，在照相术未发明前不失为一种行之有效的办法。

　　腰牌之制设立后，确实起到了整肃门禁的作用。嘉庆十六年十二月，清廷又颁发了《稽察门禁章程》，共11条。其中还对腰牌样子、使用和验查作了补充规定和说明，使之有法可依，直至终清一世。

　　腰牌作为臣吏官宦们出入朝廷作为“通行证”和“身份证”外，也可用于信物之凭证。明清以来，经演化而来的腰牌为腰佩的装饰物，也引起了文人雅士们的广泛兴趣，作为护身或赏玩之物的风气日渐兴盛。腰牌的品种也不断丰富，材质有象牙牌、犀角、玉、铜、木等，可按情趣定制各类花鸟祥兽和山水人物图案的腰佩挂于腰间，作为其装饰物或赏玩品，不同的材质的腰牌也各自彰显其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