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9月，注定是一个躁动的艺术节点。上海、广州、北京、南京等地的当代艺术展事活动风生水起，艺术人群随展事活动的地域跨度如潮汐般涌动，此起彼伏。我们奔走于多座不同的城市之间，看着艺术家的作品，听着策展人的高谈阔论，兴奋、疑惑，有时大脑甚至是一片空白。

　　看展，当然是一件令人愉悦而兴奋的事情。通过看展，可以接触到来自全国各地，乃至全世界的艺术家以及他们的作品，触摸不同地域、不同观念下的人群对艺术的不同认识与见解，感受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思维碰撞。不过看展却也并非如此简单，除了眼睛看、脑袋思考，还需要体力的负荷。仅仅是辗转于广州三年展、上海双年展、南京三年展这三项艺术展事，细细品味其中的作品的话，没有一定的体力是绝对支持不住的。

　　然而，除了被安排在美术馆内的这些大型展览外，仅仅是在上海，前后就有近50个大大小小被“排除”在美术馆以外的展览陆续开演。

　　面对如此多的展览，我们该如何观看?该以何种态度观看?这些展览离每个人心目中持有的期望值到底还有多远?展览过后，会给今后的中国当代艺术带来哪些新的变化?相信，其中至少有一种态度是观看者期望通过展览获取的。

　　作为双(三)年展这样的大型群展，策展人多会从一个既定的主题出发选择艺术家及其作品。双(三)年展这样的活动，观看者对其的关注往往直接来源于每届不同的展览主题。像本届上海双年展的“快成快客”、广州三年展的“与后殖民说再见”以及南京三年展的“亚洲方位”，这几个主题客观上都是非常宽泛并且宏大的概念。而从今年年初至国内几大双(三)年展开幕为止，几家主办方辗转于各大城市中游走的情况不难看出，策展人将过多的精力置身于研讨会的开办和主题的一再探讨上，对作品的推敲以及作品本身是否真实切合展览主题的态度值得怀疑。至少在笔者看来，展览多数作品依然是个体艺术家单纯的作品展示，而作品所呈现出的，与主题间的呼应十分牵强。

　　就像本届广州三年展的主题定义为“与后殖民说再见”，而双(三)年展这一展览形式，本身就是西方的展览体制，之后才被国内的展览机构所采纳使用。因而，广州三年展启用这样的主题，实际上带有强烈的自相矛盾的意味。而策展人似乎并没有意识到他们所掌握的“利箭”并未射中目标，既没有射中艺术作品，也没有射中艺术家观察创作的方式。通常是策展人找到更好的术语后，给艺术家的作品贴上标签，因而由策展人强加给艺术家作品的意义与实际作品两者之间，很难画上妥帖的等号。而受到“利箭”攻击的艺术家们在创作中，多数也并不会真正反思展览主题所涉及的问题所在，因而策展人也好、艺术家也罢，也就很难针对那些反对自己的争论予以认真的注意。

　　当代艺术的一个典型特征，恰恰在于它对社会问题的反思与批判，这也正是当代艺术立意的根本。这些缘于人类对整个世界发展进程中的种种观念越来越持怀疑的态度。战争、工业化、环境等来自于多方面的剧烈变化，深深动摇了人们对社会进步最初的坚定信念，从而滋生了艺术家创作反思社会、反思时代的艺术作品。但在工业文明带来灵通信息的同时，艺术家自身也变得缺乏敏感，对有效信息的把握会渐渐钝化。因为大多数人已经习惯了对其生存接踵而来的威胁，只是这种威胁没有真正影响其个人，他们也就不会真实感觉两者之间的微妙关系。有少数人试图对我们所处的危机和环境保持情形的认识，但荒谬的是，为了吸引人们的注意力，他们却使用了同样钝化人们心灵的媒介。这种依靠机械、电子制造出来的当代艺术，想要刺激我们已经钝化的心灵，就必须要在里面掺杂进更为猛烈的“毒药”。在中国当代艺术中，就有越来越多的艺术家的作品向着“凶狠”的姿态发展，在一些不论规模大小的当代艺术展览中，艺术家通常会选择一些甚至比环境、工业文明所带来的伤害还要猛烈的方式、材料、观念，进行创作。

　　策展人将一些看上去更狠的作品请入美术馆，除了个别超大规模“恢宏巨制”的作品会吸引观众合影留念外，更多作品却因为展览空间的分割与安排缺乏合理规划，从而陷入了被观看者忽视的尴尬境地。也有作品因为寓意过于晦涩，几乎无法与观看者间产生共鸣。参观双(三)年展的一个问题是，当你走进被策展人切割后的展厅内，会感到迷茫，很难找到一个明确的观看线路。笔者在上海证大艺术馆观看宋冬个展时，所面对的是一个大空间与数量不多的作品两者间的组合，几乎每一件作品都拥有一个清晰独立的展厅，作品衬托在展览中相映成趣。而在广东美术馆内观看三年展的作品时，由于是开幕当天，展览空间布置十分仓促，很多作品还处于半成品状态，难免会让观看者对空间产生抵触情绪，而将作品的呈现理解为杂乱无序。当然，这种对比过于简单，毕竟个展是一个相对简单的展览模式，观众会容易地进入到策展人和艺术家的安排中，思绪也相对容易与作品本身发生联系。但个展无论是在策展思路，还是从作品数量上，都无法与双(三)年展这样群体性的大型展览相比较。

　　在连续几届的国内几大双年展上，除了更多地出现大体量的作品外，艺术形式则越来越多地呈现为装置与影像。当代艺术一个非常典型的特征，在于像装置、影像一类的作品无法通过传统的平面媒介向观看者展示。因而，当代艺术较传统书画相比，需要更为直接的现场感。作为不仅是国内艺术家参与，更多的是融合了国外艺术家的群体性大型艺术展事活动，在双(三)年展上，一名观众如果斥精力逐一观看影像作品，我们按照一件影像作品至少需要5分钟的观看时间加以计算，20件作品就将花费观看者多于1个半小时的时间，当然这还必须是观众能看懂艺术家作品的前提下估计。而实际情况是，在一场双(三)年展这样的大型展览上，等待观众的作品数量绝对不会少于100件(幅)。

　　时下，不少展览机构都乐于用艺术家的数量来计算一场展览的质量，当同一时间下的多个展览重复出现同一位艺术家的时候，会让我们更清楚地了解当代艺术的“真实”面貌。或许是此前当代艺术受到的冷落，刺激了艺术家的“积极姿态”，乘着当代艺术的蓬勃浪头，大多数艺术家都不肯对展览说“不”。因而看罢双(三)年展，不难发现其中有个别作品曾是上届某双(三)年展上的作品，而这次只是换了一个新的环境。也有作品在艺术家的个展中，就曾被外界所熟知。参观双(三)年展，主题往往是我们开启个体作品的钥匙，我们带着这样的钥匙开启不同的作品，当相同的作品被放置到不同的双(三)年展中，展览的主题就显得不被人所信服了。

　　我们对展览的喜好，似乎是正在对既有的、知名美术馆的策展思路和展览质量发起挑战，这种情形就好比在中国画、书法节节攀高的时候，多数人会一再指证传统书画的诟病，而对当代艺术表示出莫大的宽容。然而，当体制、资金、展览机构都已经不再是问题的时候，之前为人们所宽容的中国当代艺术却反馈给了我们并不算好的消息。

　　力挺中国当代艺术，显然不能与同情“弱势群体”划等号，毕竟，如今的艺术家已不是当年那般的满怀着激情与冲动。那么，观看者应当抱着怎样的态度徘徊于当下形形色色的当代艺术展览中，而策展人、艺术家应当以何种态度面对中国当代艺术展事呢?

　　写到这里，在文章的最后，我还是希望自己能回归到深层理性中思考。当今信息的高度发达，让我们习惯于通过媒体、网络了解展览中的艺术家作品，这种频繁程度虽然在一定意义上丰满了我们自身的认识，但同时也加重了对艺术家作品的苛求程度。我们不能要求每位艺术家定期都会有惊人的力作与我们见面，当然在现实中确实存在这样的艺术家。一位艺术家或是一名学者，一生只要有一件抗鼎之作也就足矣，因而，客观讲来，我们并不能对艺术家过去的好作品，拿到一个新的展览中展示，简单归结为其作品质量太差。对我们来说，或许并不是作品不好，而是我们对展览的经验太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