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千年开篇的第一个春末，申奥中的北京开门见红，用两项火爆的记录再次引起全国人民的注意。一项是居高不下的天气，动辄37-8度的高温令南方著名的“四大火炉”相形见拙，加上铺天盖地的沙尘暴，不仅使大多数北京人刚脱下绵袄就穿上了裤衩背心，更令这个城市始终弥漫着一种沙漠临近的焦灼气氛;另一项记录则与正在热播中的电视连续剧《大宅门》有关，据悉，《大宅门》创下了央视近三年来最高的收视记录，把22%的观众牵引到了电视屏幕之前，虽说远未达到剧组成员预期的“万人空巷”的程度，我所在的圈子也没有听到有人在议论它，但这1/5强的观众率(如果折算成人群的话早已是一个天文数字了)是足以让任何一位政治家妒忌的，它犹如一块点金石，可以让一张陌生面孔扬身立万，一夕成名。

　　这个春末的每一个夜晚，两股热潮此起彼伏，把北京人的身心都熏得火火的。

　　媒体在解释《大宅门》如此成功的原因时，使出了浑身的解数。一报纸甚至给出了“五好(故事好，演员好，导演好，后勤好，意蕴好)电视剧”的完美答案。尤其让人津津乐道的是其豪华的演员阵容。这却是一个旷世未有的奇怪组合。按说，任何一部戏，若有斯琴高娃﹑陈宝国﹑刘佩琦﹑雷恪生(一个我非常喜欢的演员)等大腕的鼎力加盟，已是绰绰有余了，还用得着劳驾陈凯歌﹑张艺谋﹑田壮壮﹑何群(著名导演)和姜文﹑宁静(超级明星)充当劳末子的“黄金龙套”?作为导演，这么做不说“用人不当”，也脱不了“杀鸡焉用牛刀”的干系!虽说是这些大腕们不请自来，但导演的坦然受之毕竟有些超出常情，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哪里?这不禁令我想入非非，还让我悟出了一点什么。

　　谁是《大宅门》中最火爆的演员?奇怪的是，《大宅门》的热播并没有让任何一个新星横空出世，在每一个主角上，导演启用的无非是成名在先的老面孔，再火再爆，亦不过火上浇油，最多红得发紫罢了。从结果来看，所有这些似乎都出自一个精心的设计，为的是“捧红”某个中心人物，若与他相比，这些明星其实不外乎是些陪衬，甚至还是“沾了光的”(陈宝国语);至于豪华的“黄金龙套”大腕们，他们当然心知肚明，自己如此屈尊俯就是冲着谁来的。此人是谁?

　　不敢掠人之美，在我之前，一篇网上的文字已经一语道破：“火爆的《大宅门》塑造了一个最直接的名人——导演郭宝昌。”不过我的着眼点不在“名人”而在“演员”。我的意思是说，《大宅门》的导演兼编剧郭宝昌先生首先是一个伟大的演员，通过使自己成为剧中的唯一主角，他成功地实现了自己的人生救赎和辉煌。

　　不错，作为导演和编剧的郭宝昌确实当过演员，在戏中他曾与张艺谋客串过一场对手戏，但与后者一样渺不足论，这次亮相只有在心理上才是有意义的——它告诉人们，第五代导演的教父郭宝昌(如果不是更高的话)，至少是堪与第五代的名流导演并肩的。鲜为人知的是郭宝昌的另外一次出场，他把自己等同于片头动画中一个跪在大宅门前的形象，“那个人就是我郭宝昌”，这个颇为矫情的举止似乎同样蕴涵着深刻的心理内容，与其说这是在对泄露同仁堂家族的隐私表示谢罪，毋宁在于用自抑的方式揭示“我”对“大宅门”的一种优越关系：没有“我”，就没有“大宅门”的今天。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真正的“大宅门”——同仁堂家族却对这一切始终保持着沉默。

　　这个细节倒是提醒了我，也许我们应该更多地从心理学而不是美学角度来理解郭宝昌的“表演”?联系到戏外的郭宝昌面临各种媒体的种种真情告白，我逐渐读出了这个《大宅门》故事中未曾说出的另一半，而且是真正重要的一半，一个关于“我”的故事。

　　整个故事的核心其实并不象人们想象的那般简单，落在挽狂澜于既倒继而中兴家族的两代奇男女——大女人白文氏和奇男子白景琦母子身上，而是另有所属。读通这个大故事的秘诀在于，《大宅门》可以有两种读法：一种是当作白氏家族(同仁堂乐氏家族)的客观历史来读，一种则可以当作作者郭宝昌的个人秘史来读。《大宅门》的暧昧之处就在于此(所谓70%真实30%虚构)。它之所以能被作者当作自己“生命的全部”，全在于它企图造成作者的个人秘史与家族(乃至民族)信史的缝合与同一。人民文学社出版的《大宅门》文学本，上面的广告词正是这样写的：“本书脱胎于作者的血泪人生，但本书不是作者的自叙传，而是以现代中国为舞台，以民族产业为背景，以家族兴衰为主线……的激情之作”。虽说如此，我们却看不到作者在处理历史题材时，流露出哪怕是一丁点儿建立在思想或者学术基础上的功力，相反，作者所乐意兜售的，无非是公式化的家族恩怨﹑宫闱秘事﹑贿赂公行﹑妻妾成群等等陈词滥调。可见作者的真实用意依然在于“自叙传”。作者为此不惜有意更改﹑部分突显乃至向壁虚构了家族史的某些情节，使之得以与作者的私人经验相榫接。例如，在同仁堂的信史中，作为电视剧中白景琦之原型的乐镜宇先生，从来不是这个家族举足轻重的人物，但在电视剧中，其作用却被不当地夸大了，成为家族的顶梁柱和大宅门的拯救者。尤其让人玩味的，是剧中与白文氏母子形成对位和互文的另一对神圣的母子关系。我曾经十分诧异作者为什么要如此厚爱李香秀这个形象，无论是在演员的表演还是在角色性格的刻画上面，该形象均十分令人不齿。直到有一次在传媒上亲聆作者教诲，再加上拜读了人民文学社52集的文学脚本，这才茅塞顿开。原来，剧中的李天意李香秀母子，正是生活中的作者与其养母关系的真实写照(剧中尚未写到的部分可由郭宝昌的真实人生来补足)。无怪乎，剧中的李香秀是唯一的一个堪与白文氏比肩的女人，恰如在生活中，只有作者郭宝昌秉承了白景琦叛逆顽劣的个性。这种对位关系决非偶然，作者在其中寄寓了自己的人生理想，即某种“神圣”血缘关系的传递。这就是为什么在剧中，白景琦和李天意都各有一个灵异的出身(一个生下来只笑不哭，取“奇”为名;一个一进大宅门就破涕为笑，秉承“天意”)和一个反叛的人生(一个屡屡入监;一个被劳动改造)，而终于玉汝于成，完成惊人的功业(一个独辟秘方，自立宅门;一个积40年血泪，拍成《大宅门》)的缘故。然而，故事说到这份上，业已进入到神话的领域了。

　　不过，话也要说回来，把《大宅门》的故事说成一个神话也没有什么不妥，因为作者郭宝昌本来就处在另一个神话的开端处。“没有郭宝昌就没有中国的第五代导演”。饮水思源，张艺谋的这句话，加上第五代导演集体在剧中的无偿客串跑龙套，应该算是对这位伯乐当年的知遇之恩的一份迟到的回礼。当然应该在人情上，而不是在艺术上加以理解。只是老谋子的话也不能过份当真，我记得他还说过另外一番话，所谓“一流的厨师二流的演员三流的编剧四流的导演”云云。是不是一流的厨师我不清楚，其他的话好象还有几分道理，至少我们大家都记住了一个流泪的郭宝昌正在走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