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人常常以为自己也成了上帝，于是慢慢开始对自然发号施令。人和自然的关系，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文明之前和文明之初，人只能适应自然，所以他们崇拜自然，崇拜可以饱食的动物和谷穗。当然，还有使种族得以延续的女阴和阳具。进入文明时代之后，人凭借工具和符号的力量，开始蔑视自然，“人定胜天”的思想，乃至西方以人为中心的人文主义，皆由是而生。正是这个阶段，产生了中国的山水画和欧洲的风景画，也产生了东西方艺术中不尽相同的自然观。不同之处人所熟知，姑不论。相同之处则都是以集权社会中人的主体性去看待自然，即以人为表现者去描绘自然对象。艺术家对自然的热爱以人和自然的对立为前提，这是文化的荒诞，也是上帝的安排。说是上帝的安排，是因为人的原罪，人的骄横，在《旧约•约伯记》中上帝以造物之妙诘问约伯，第一个问题便是：“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暗昧不明?”说是文化的荒诞，是因为文化把自然符号化，用词语、尺度、数码隔离开了生命对自然的直接体验。

　　很小的时候，我家不远的地方有块空地，是我和邻居的孩子赛跑的地方，在我的记忆中，要跑很久才能达到终点。——成年后旧地重游，发现其最长处不过10米，当时我真是一阵惶然。

　　读中国画，石分三面，亦有阴阳向背之理。但山水画中我却没见过对山之阴影的表现。是水墨不宜表现阴影?似乎并非如此。是中国文人对山影没感觉?也不尽然。有白居易诗为证：“一道斜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半江瑟瑟”不就是对山之阴影的巧妙描绘么?——那为什么画士们对那些悠长而使人惆怅的山影视而不见呢?就因为中国绘画中“天人合一”的“人”是集体的人，“天”是代表集体的人规定的天。所以，即使白居易会画画，他也不会画出山的影子来。

　　文明时代的最大特点，就是把人的感觉抽离，成为集体的社会的文化的符号系统，以此加诸自然，让人以为自然只是我们眼睛所看见的那个样子，而眼睛前面则是一副共同性的符号化的眼镜。但自然真的就只是我们眼见的样子吗?

　　蜜蜂的眼睛没有感知彩色的细胞，所以对于它，世界是一个黑白世界。

　　兔子的视角有380度，所以它的周围永远看的是“环幕电影”。

　　苍蝇有数千只复眼，一个苍蝇拍下去便是千军万马袭来，它还能不急速逃窜?

　　世界只是眼见的那个样子么?只是科学亦或理性所描述的那个样子么?恐怕这个想法就是使上帝旨意暗昧不明的原因。

　　青源禅师曾对弟子说，老僧初入寺，“见山是山，见水是水”，这大概是第一阶段。然后，“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这是第二阶段。不是山，不是水，是什么呢?他没说，对中国画家而言，想必是“胸中逸气而已”。最后，领会到禅的真谛，“见山依然是山，见水依然是水“，终于回归自然。人和自然相互关系的第三阶段，是回到自然(作为对象的自然)、恢复自然(作为自然的人)。这乃是人经历文明对自然的破坏、遭到自然的惩罚之后所能作出的唯一选择。

　　回归自然，谈何容易。

　　如果你还是“以大观小”，居高临下地胸有沟壑，如果你还是站立不动，用一只眼睛来观看世界，如果你还是东方西方，用一种集体符号替换另一种集体符号，或者怎样聪明地把二者结合起来，自然离你依然很远。阻碍人回到自然的力量来自人的符号化(更不用说数字化)，不论是民族一体化还是全球一体化，都是艺术的坟墓。人首先要回到自然的人才能回到自然。而所谓自然的人，不过是具体的、局部的、暂时的存在，一种在感情体验中存在的生命。人的伟大不在于他能够把自然对象化，再加上把自然人化，而在于他知道自己不了解自然，正如他不了解上帝，不了解死亡，不了解黑洞一样。正因为他不了解并且他知道，他才能用全部的生命去体会自然的不可知。也正因为这种体会，他开始回归自然。我之所言“全部的生命”，与东方西方、与集体主义自由主义无关，与既有的文化成果和文化惯例无关，它的主要动力恰恰来自对于所有这些规则的反感——个体生命只能在悖论中达到艺术化：它了解文化但它不认同文化，它不了解自然但它认同自然。

　　后文明时代和反文化思想是一个问题的两面。当统计学家告诉我，如果全世界60亿人都要过上美国中产阶级生活，人类需要二十几个地球时，我就不再相信世界大同的福音。由实用理性带来的科技进步，不可能使人类有一个光明的未来。我们只能希望理性文明的终结即后文明时代的到来，而艺术不过是一种巫术般的预示和期待。如果说现代艺术对恢复个人感性有所贡献，那不过是一个开始，只有彻底的自然主义才是彻底的人道主义，反之亦然，而彻底的自然主义和彻底的人道主义只能在一个以感性生命的直接需要为第一原则的社会历史中实现，我相信它是一个精神女性化的时代。

　　面对上帝的诘问，人只能以手捂口，在没有说出自己的懊悔之前，我们没有资格谈论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