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 文：   陈 敏  教授/博导

司马迁曾盛赞屈原精神“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史记·屈贾列传》行文中转述《楚辞•渔父》一段叩问灵魂的叙事文字，还有屈子感天动地的瑰丽诗篇，已然成为绘画史上不朽的IP文化资源。从明代陈洪绶（1598年－1652年）、现代画家傅抱石（1904年—1965年），到现代岭东画家王奔腾（1920年－1994年）都留下不少富于思想内涵和鲜明风格的作品。

​王奔腾先生的《无题》（1971）、《栀香图》（1979）、《岭东端午》（1980）、《山鬼》（1981）、《端午风雨图》（1985年）等一系列以屈原及端午文化IP为母题的作品，蕴涵着极深的古意。《无题》是辛亥（1971）初冬王奔腾先生赠挚友之作，此图取意《沧浪歌》，气象清旷、沉郁幽静、云水苍茫、浑然一体。精气内敛、渴笔淡墨、层层渲染、疏简散淡，实乃潇洒率真之作。“濯足”叙事，源自楚地流传的一支古老歌谣《沧浪歌》。孔子、孟子都提到沧浪歌，说明该歌早在春秋时期已经广为传唱。《楚辞•渔父》里与屈原对话后渔父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上曰: “水出荆山东南流，为沧浪之水，是近楚都。故渔父歌曰: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施丁《汉书新注》指出，“君子处世，遇治则仕，遇乱则隐。”这也许是“沧浪歌”的一种正确解读。或许画家王奔腾以此自喻，表露心志，以渔人 “濯足万里流” （左思的《咏史八首》）的自由放任来表现遗世独立、旷达傲岸的精神品格。“濯足”，这种闲适自得的诗意人生，反映出画家超然世外的理想和愿望，更意味着守住人格的纯净、自由与独立。

明代陈洪绶读《楚辞•渔父》“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感慨万千，作《屈子行吟图》，以古拙夸张的简练手法刻画了行吟泽畔的屈原，塑造诗人高冠广袖，坚韧不屈、孤独磊落的光辉形象，留下了汩罗江畔深沉的悲情咏叹。此格调高古画作达到了中国传统文人画史上人物创作的最高境界。傅抱石《屈原渔父图》选取屈原与渔父的对话，着力表现屈原“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人生决择。画作人物以形求神，注重气韵，用笔洗练，水、墨、彩融合一体。

傅抱石《屈原渔父图》

遇见端午，吾必再读《端午风雨图》。王奔腾先生仰慕屈子独立不移的人格，感慨屈子人生之坎坷，命运之惨烈。乙丑年（1985年）端午节龙舟竞赛，画家“吊诗魂锣鼓声中”，故作《端午风雨图》。此情绪激昂之作，笔下速度、力度与气魄极其惊人，可谓一气呵成，激越磅礴，震撼人心。王奔腾先生这位将生命意志融入水墨的艺术家，在《端午风雨图》中，采用大写意多变技法来表现坚韧的蕉竹与呼啸的风雨激烈博斗的情景。画家渲染了狂风暴雨突袭的惊险气氛，饱含情感的风雨蕉竹形象已成直接诗意呈现，象征着龙舟队齐心协力战风雨的勇气与斗志，寄托着一种坚不可摧的人生信念。画面没有正面塑造诗人形象，或直接描绘龙舟竞渡场面，以虚实相间、有无相生、境生象外，可意会而难以言传之景象，给观者留下艺术想象和联想的再创造的无限空间。

有关端午节起源和习俗的各种说法，最为人所熟知的就是悼念屈原说及龙的节日说。其实，端午节这个屈原“诗人的节日”应该是由“龙的节日”演变过来的。端午节龙舟文化主要起源于古百越对龙图腾的信仰和崇拜，扒龙舟的出现比屈原所处的年代要早得多。河姆渡遗址于1973年被发现，成为多国关注热点。这在考古发现中是极为少见的。浙江省文管会、浙江省博物馆主持在1973～1974年和1977～1978年分两次对该遗址进行了发掘，并在《考古学报》1978年1期刊发《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报告》，证明距今7000多年生活在长江下游的古人类----河姆渡人创造了灿烂的新石器文化，证明以宁波河姆渡遗址为代表的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的东南江海文化与以西安附近半坡村遗址为代表的黄河流域的中原内陆文化一样也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报告指出，早在7000年前，远古先民已用独木刳成木舟，并加上木桨划舟，后来发展为木板制作的龙形船。河姆渡遗址发现及报告，支持了闻一多先生所撰《端午节的历史教育》（原载1943年4月3日昆明《生活导报》第32期）和《端午考》（原载1947年8月《文学杂志》第2卷第3期）两文中提出有关端午节起源和习俗的“祭龙说”。

《端午节的历史教育》一文结论：“端午本是吴越民族举行图腾祭的节日，而赛龙舟便是这祭仪中半宗教、半社会性的娱乐节目。至于将粽子投到水中，本意是给蛟龙享受的，那就不用讲了。总之，端午是个龙的节日，它的起源远在屈原以前——不知道多远呢!”《端午考》一文也提出鲜明的学术主张：“说端午的起源与龙有着密切的关系，并且还可以进一步推测，说它就是古代吴越民族——一个龙图腾团族举行图腾祭的节日，简言之，一个龙的节日。”闻一多在《端午考》中强调，“龙舟竞渡应该是史前图腾社会的遗俗。 ”在《端午节的历史教育》他又指出，“将粽子投到水中，本意是给蛟龙享受的”等等。据闻一多的考证，端午节的两个节目。扒龙舟、吃粽子都跟龙图腾崇拜有关系。早在距屈原投江殉志千余年之前，古代百越地区（长江中下游以南一带）一些部族每年在农历五月初五这一天就有以扒龙舟祭拜龙图腾的民俗活动。归根到底，“龙”成为了汉族的图腾，划龙舟成为一种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其实都是人民的选择。岭南端午是“飞龙在天”吉祥日，扒龙舟传承了龙图腾的文脉，是一种寓意吉祥的大型民俗活动。今天，龙舟文化体现着同心同德、协力奋进的中国精神，承载着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中国梦。

王奔腾：《端午风雨图》（1985）

历史上，屈原是一位坚持理想信念的孤独殉道者！据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记载：公元前278年，秦军攻破楚国京都。屈原于五月五日，在写下了绝笔作《怀沙》之后，抱石投汨罗江身死。据南朝梁人吴均的《续齐谐记》曰：“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罗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竹筒贮米投水祭之。”又据唐代《襄阳风俗记》：“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罗江，其妻毎投食于水以祭之。原通梦告妻，所祭食皆为蛟龙所夺，龙畏五色丝及竹，故妻以竹为粽，以五色丝缠之。今俗，其日皆带五色丝，食粽。言免蛟龙之患。”屈原自沉殉志，百姓引舟竞渡打捞，沿水招魂，百姓或其妻子投食江中，以祭屈原，免鱼龙争食，是十分自然的。再后来文献记载这一传说习俗活动历久不衰，久而久之，演化成了赛龙舟、办诗会、祭屈原的一个“诗人的节日”。民间端午节通过扒龙舟缅怀屈原这位伟大的爱国者。在今湖北省宜昌市屈原故乡秭归县，人们扒龙舟前游江招魂，唱和回荡，如泣如诉；又叩首焚香，吟诗诵文，祭拜屈原，且祈求平安好运。关于端午节日的起源、发展和演变， 以及为何成了中国历代人民对屈原的永恒纪念。如唐代诗人文秀《端午诗》上曰： “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名为屈原。” 如闻一多先生在《人民的诗人——屈原》（原载1945年6月《诗与散文》诗人节特刊）所言：“我们也不否认端午这个节日，远在屈原出世以前，已经存在，而它变为屈原的纪念日，又远在屈原死去以后。也许正因如此，才足以证明屈原是一个真正的人民诗人。惟其端午节是一个古老的节日，‘和中国人同样的古老’，足见它和中国人民的生活如何不可分离，惟其中国人民把他们这样一个重要的节日转让给屈原，足见屈原的人格，在他们的生活中，起着如何重大的作用。也惟其在屈原死后，中国人民还要把他的名字，嵌进一个原来与他无关的节日里，才足见人民的生活里，是如何的不能缺少他。端午是一个人民的节日，屈原与端午的结合，便证明了过去屈原是与人民结合着的，也保证了未来屈原与人民还要永远的结合着。” 

遇见端午。画家的选择，也是一种人民的选择。王奔腾先生作《端午风雨图》，在“人民的节日”里，追忆“人民的诗人”，和人民一起凭吊爱国诗人，表达对一个伟大灵魂的缅怀之情。画家题上诗曰：“莫笑端阳龙夺锦，凄凄风雨入汨罗”，令人荡气回肠。然而在对历史的追忆中画家努力拨开沉重的阴影，执着寻觅那回荡于历史进程中的激越足音。

遇见端午。观者的选择，也是一种人民的选择。今天，新一代在端午节扒龙舟活动中可以树立起文化自信，可以从屈原志洁行廉的光辉人格，九死不悔的求索精神，心忧天下、情牵民生的家国情怀中可以汲取建功新时代的智慧与力量。闻一多在《端午的历史教育》一文还说过，“从越国到今天，应该是怎样求生得光荣的时代，如果我们还要让这节日存在，就得给他装进一个我们时代所需要的意义。”

王奔腾《惊雷图》（1973）

王奔腾先生（1920年－1994年）原名王树华，号休翁，以峻洁傲岸、独立不移的人格而著称。画家能够走过艺术人生几十年，绝对不易，伴随着他的是一份对艺术理想的热爱及坚持。 

青年时期，王奔腾先生求学于广州市立美专西画系，后自修国画，成就更大。1947年，他融合中西绘画手法创作了高度写实的大型人物画《黎明图》。在画面动势上，作品利用人物的重叠造型将凝聚的力量由右向左推向的激情的顶点，以史诗式的风格真实地反映了苦难中潮汕民众反抗黑暗统治的壮烈斗争。1949年，随着新中国的诞生，画家由香港返内地参加祖国建设，他创作了《儿歌》、《其可航矣》、《相鹅图》等一批反映新时代的人物画，表达了自己对新生活的向往与憧憬。上世纪50年代初期，他在潮汕文联负责美术方面的领导工作，创办汕头市美术研究会，并出任主席，为潮汕文化事业的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0世纪60年代，画家深受不公正的摧残与迫害，历尽人生沧桑，但他心怀远志，于困厄之中追求理想之志不渝。

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变幻莫测的“社会风云”，往往成为画家创作的契机。《听雨图》（1972年）好像要表现一种澹泊自然的闲适，实则反映出了画家对现实之关注。接着，画家“战笔如狂写风雷”,纵笔如飞、急如迅雷、水墨酣畅的《惊雷图》（1973年）问世。从画家得心应手的泼墨中，可见其笔底气挟山河的雄浑运势和心中所蕴含的暴风雨般的饱满激情。作品寄寓着“九州生气恃风雷”的远见卓识；“诗意沉着”，反映了画家的“思力沉厚”。

王奔腾《云山漫兴》（1979）

70年代末，中国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光明和希望的光束迅速投进《莲花出浴》（1979年）的画面：经过风雨洗礼的“莲花山”，峰欲晚霞，娇美神秀。《万竿图》（1981年）则通过风雨不摧的“十万竿”这一带有浓郁历史意义的整体象征，隐喻民族精英一种顽强不屈的生命意志，画面阔大恢宏，真力弥满，元气淋漓，气势滂沱又细腻隽永，浓淡对比显现出空间的深远，透视出开阔的境界，意象更为博大。后来，画家平反复职，全力投入与美术创作，令其艺术日臻至境。

在山水创作上，王奔腾先生力推“元四家”中的“黄鹤山樵”王蒙。他对王蒙艺术自有心得、深有体悟。他画《黄鹤山樵构思作画图》（1981年），山川重叠、林壑深邃，一如王蒙《青卞隐居图》般意象苍郁，但这是用王蒙的笔意手法来画出王蒙作画的境界。画面笔法繁密，技巧纯熟、丰富、多变，传达出自己对自然的真实感受。在题跋中画家总结了“博习、广历、专精”三大创作原则。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画家摄取造化神韵，融合古今，把古典语言与现代语言结合起来，努力探索一种适合表现特定地域环境特征的新的水墨语系。《桑浦烟霭》（1980年）、《岩石岭风烟图》（1982年）、《海隅蜃气图》（1983年）、《秋风、斜阳、海岸》（1983年），或写山川真骨，或写山海之烟岚，以不同类型的皴法，刻画了岸石的润湿感，兼具高远、深远、平远之色。这批另辟蹊径的力作逐步确立了画家的艺术个性，形成了具有潮汕人文特色的现代岭东山水风画。

王奔腾先生中晚期创作，以山水为主，兼及花卉，偶写人物，却有出手不凡之作。《栀香图》（1979年）、《摩诘吟诗图》（1981年）和《山鬼》（1981年）等，成功的将人物形象与自然环境融于一体，更显自家风格特色。《山鬼》描绘了屈原在《九歌•山鬼》中所塑造的以为缠绵多情的失恋女神“思公子兮徒离忧”的复杂伤感心态，所深藏的是君臣难以遇合的悲怨，乃至于被放逐的失意诗人对故国心怀无限眷恋的深挚之情，是诗人追求理想而九死不悔的表白。画家营造了清新凄绝、幽眇情深、奇特瑰丽的艺术境界，借《山鬼》中的冰清玉洁的女神形象及其对爱情的忠贞，同样传达一种追寻理想，坚贞不渝的人生信念。

王奔腾先生一生致力于山水画创作为主的实践，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一系列与之相关的绘画美学和笔墨学说，其画学见诸八册论画诗集、题跋及其专著《试论骨法用笔与笔墨》，具有重要学术价值。从整个艺术成就看，无论山水、花鸟、人物，都显示画家不凡的创作实力。这位具有哲人秉赋和诗人气质的艺术家，平生不求闻达而在艺术上惨淡经营，用全部艺术创作去践行自己提出的“画道本为益人生，艺以载道抒性情”的格言。画家在1994年去世后，由中国美术家协会等机构联合于1998年为他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个展和艺术研讨会，许多学界名人对王奔腾先生艺术人生给予高度评价，他被确认为是继黄秋园、陈子庄之后被发现的又一位被历史尘埃淹没的具有很深艺术造诣并取得非凡成就的国宝级大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