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天中生于1935年，与我父亲同庚，且和我父亲一样，竹清松瘦，性格内敛。因此，我对他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

不过，就出身而论，水天中与我父亲却是天壤之别。相比我的父亲从乡村考上师范才改换门楣，水天中可谓龙血凤髓。他出身书香门第，其父水梓先生，清末考上北京法政学堂，曾留学欧美，后任甘肃省立第一中学校长、甘肃省政府代理秘书长、甘肃省教育厅厅长等职，为民国时期西北的一代名儒。水天中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长大，受父亲的影响与传统文化的滋养，自然是冰清玉洁，拥有一种高贵的血统。这从他后来为人的秉公任直和做学问的严谨求真等方面，都能够反映出来。

据水天中自己透露，他儿时酷爱文学，意欲向文学方面发展，但在上大学时，却被保送到了西北军政大学艺术学院，也就是今天的西安美术学院。因此，阴差阳错，原本喜欢文学的水天中，却因为自己的绘画特长，一脚踏进了美术界。说起来，这也是人生的宿命。不过，水天中虽然大学就读的是美术专业，与文学失之交臂，但文学爱好却伴其一生，构成了他人生的底蕴与人格的修养。

俄裔美籍画家尼古拉·费申说过：“一个人的精神基础在儿童时代开始奠定，并和周围环境一起成长直到老去。”对于水天中而言，后来转向美术理论，应该说，与他儿时打下的文学功底不无关系。

1955年，水天中大学毕业，分配至甘肃省文化局工作。正当他踌躇满志，准备施展自己的才华时，一场厄运不期而至。1957年，受“反右运动”冲击，水天中被下放河西走廊西端的玉门花海子农场劳动改造，经历了一系列坎坷与磨难。然而，对于这段苦难经历，水天中却泰然接受，不仅没有放弃自己的信念，而且还将其转换成了不断前行的动力。

法国作家巴尔扎克说过：“苦难是人生最好的老师。” 对于水天中而言，他被下放农场劳动，反使其更加深刻地认识了中国社会。水天中转到美术理论后，总是能够将理论问题联系到人性，深刻地揭示出艺术风格变化的背后动因与精神诉求，我认为，就是受益于他的苦难经历。可以说，是苦难赋予了水天中对问题的理解深度，也是苦难使他对所有人的历史遭遇都能够身临其境、感同身受。

动乱的结束，对于水天中来说，是一个峰回路转的机遇。继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后，中国艺术研究院也于1979年向全国招收美术理论专业的研究生。远在甘肃平凉某中学任美术老师的水天中，得益于这个机会，从西北考入北京，成了中国艺术研究院的首届硕士研究生。自此，水天中依托于中国艺术的最高研究机构——中国艺术研究院，开始介入中国现代美术思潮，在梳理历史文脉的同时，也不断撰文参与创作现场，为中国新艺术的滥觞做了许多理论奠基工作。

从中国艺术研究院获得硕士学位后，水天中被留院工作，成了中国艺术研究院承前启后的学术中坚。此后，他担任过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所长，《中国美术报》主编、《美术史论》主编等职，为美术界的思想解放，以及“85美术新潮”的兴起，贡献了巨大力量。直至1989年，受“反自由化”运动的牵连，水天中被迫离开领导岗位，可以说，他不仅完整地参与了20世纪80年代，而且成了思想启蒙的一个标志。

20世纪90年代以后，水天中虽然不再担任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的领导职务，但他以学者身份介入艺术现场，更是焕发出了强大的思想活力。这期间，他不仅组织了不少重要展览，而且还出版了许多美术史和艺术理论著作，为中国当代美术的发展做了许多学术引领与人文铺垫工作。

我认识水天中，是新世纪以后，得益于中国美术批评家年会的机缘。此时的水天中，虽然早已是美术批评界的泰斗级人物，但一如继往地提掖后学，尤其是对于同样喜欢文学的我，给予了许多生活关照与思想启迪。当他得知我热衷于文献收藏后，不仅送了我好几本他的理论著作，而且还把他多年收集的艺术展览请柬，全部转赠给了我。我知道水天中退休后，曾把自己的所有藏书和部分文献捐给中国艺术研究院，手上资料已所剩无几。所以，他将仅存的一些展览请柬，送给非亲非故的我，让我受宠若惊，感到了责任重大。

水天中将自己多年的积累和收藏，交付给我这个批评界的后学，当然不是为了让我延续他的收藏，而是一种历史的嘱托。这就像诸葛亮赠兵书给姜维一样，包含了思想的继承与人格的信任。

十九世纪法国历史和政治学家托克维尔说过：“当过去不再昭示未来，心灵便在黑暗中行走。”可见，历史的传承多么重要，抑或可以成为现实的航标与未来的指路明灯。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要感谢水天中，感谢他为我留下许多艺术史的凭证，从而为步其后尘的我，铺垫了批评的理路，指明了思考的方向。

2022.11.20于北京通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