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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号·专栏】王谦:博古通今的第一流人物沈曾植 也是书法史上的“塞尚”

2020-06-18 08:55:15 来源: 雅昌专稿 作者:王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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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沈曾植(1850—1922)说起上世纪20年代,除了时值开天辟地的社会、文化大变革之外,用心于旧时人物的人还会有另一种发现,即:这是文化名人离世的一个高峰期。即便是日寇入侵时期精神压抑到近乎绝望、物质匮乏到粥食难继的三四十年代,死掉的文化大家也没有20年代多。当然,其主要原因在于近世文化大家多蕴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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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曾植(1850—1922)

说起上世纪20年代,除了时值开天辟地的社会、文化大变革之外,用心于旧时人物的人还会有另一种发现,即:这是文化名人离世的一个高峰期。即便是日寇入侵时期精神压抑到近乎绝望、物质匮乏到粥食难继的三四十年代,死掉的文化大家也没有20年代多。当然,其主要原因在于近世文化大家多蕴成于晚清,到民国初期多数年至花甲古稀,而民国骤兴不同于以往改朝换代那样有例可循,而堪称天翻地覆,众老心中震撼可谓前无古人,这对老年人的健康与寿命来说,无疑雪上加霜。具体原因容或不同,单是1927年去世的一流人物,就有沈曾植、王国维、吴昌硕、康有为等数人。

沈曾植,清末民初著名的学者、书法家。字子培,号乙庵、巽斋等,晚号寐叟,一生别署字号与室名有150个左右。浙江嘉兴人。光绪六年(1880年)进士,历任刑部主事、总理衙门章京、南昌知府、安徽布政司等职,曾主讲两湖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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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世论学,往往以“专家之学”、“通人之学”来作分野。我的朋友张健旺博士曾借诸前贤之语以喻专家之学:所谓专家之学,用康德之语来说就是“独眼巨人之学”,用庄子之语来说就是“一曲之士”,用刘勰之语来说就是“东墙而望不见西墙之学”。沈曾植归入学术通人之列。他博古通今,学贯中西,著述甚多,涉及法学、史学、佛学、诗词以及当时绝少人涉及的边疆地理之学,当时中外人士誉之为“中国大儒”。如果不是拿现代知识领域的数理化或霍金、屠呦呦那一套来考他,沈曾植得算是近现代学人中最为博古通今的第一流人物。

沈曾植曾告诫自己的学生:“治学必须另辟蹊径,一探古人未至之境,或少至之境。倘亦步亦趋,循旧轨辙,功效实稀。”他治学以考据为基础,经世致用为目的,他的西北地理研究,在当时不但具有前沿性的学术意义,更主要的用心是“因西北边疆多故,治西北舆地之学,期应世变”。

沈曾植与有“南海圣人”之称的康有为初次见面,颇有戏剧性。康有为初次到北京,是在1882年,“沈康会”尚未发生。1888年,康有为赴京应顺天乡试,不第,但有了意外收获,即与沈曾植相识订交,同时也收获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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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文治《茹经堂文集》载《沈子培先生年谱序》写道:“康有为之初至京师也,气焰张甚,迨见先生论学,虽机锋百出,而无一足与先生抗者。先生曰:‘嘻,子再读二十年书,与吾谈可耳。’康乃不敢作跋扈态。”在王蘧常著《沈寐叟年谱》中也有记录:“康有为甚惮先生,一日说大话,沈曾植说:‘再读十年书,来与吾谈书法可耳。’康愧且退。”这两件记载,一为让对方读二十年书再来论学,一为让对方读十年书再来论书,说法不同,考虑到唐、王二位均非亲见亲闻,应是辗转听来,细节容有失真,此事必当真实发生过。读多少多少年书之后再来如何如何,大概正是沈曾植那几年喜欢的说法方式,无独有偶。

1896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六十岁生日,沈曾植来祝寿,正赶上张之洞幕僚辜鸿铭在席间高谈阔论中西学术制度。辜鸿铭(1857—1928)也算是学贯中西之辈,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亚等9种语言,获13个博士学位,是满清时代懂得西洋科学、语言兼及东方学的中国第一人,后世称其为“清末怪杰”。毕竟沈曾植也是张香帅十分敬重的客人,辜鸿铭见他一言不发,甚感奇怪,问他为何不发一言。沈曾植说:“你讲的话我都懂;你要听懂我讲的话,还须读二十年中国书。”两年后,当沈曾植再来拜访张之洞时,辜鸿铭叫手下将张之洞的藏书搬到客厅,请沈氏入座。沈曾植愕然,问搬书作甚。辜鸿铭说:“请教沈公,哪一部书你能背,我不能背?哪一部书你懂,我不懂?”沈曾植大笑说:“今后,中国文化的重担就落在你的肩上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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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王国维与沈曾植的交往友情向来被传为佳话。1915年,39岁的王国维由罗振玉介绍与65岁的沈曾植在上海相识。两个书痴遇到一处,非常快活,沈曾植高兴地说:“天下书痴,唯我辈耳。”王国维从沈曾植那里读到一些罕见的古籍珍本,他主动为沈氏编辑诗稿,而且在聊天中受到诸多启发,直接促成了一些学术论著的写作。比如,1916年,缪荃孙与王国维谈到清代音韵学家江有诰的《音学书》,正好沈曾植藏有此书,王随即借来阅读。又如,王国维的《尔雅草木虫鱼鸟兽释例》一书,是在与沈曾植聊天的基础上完成的,自序中说:“方伯音学上之绝识,与余一得之见合于方伯者,乃三百年来小学极盛之结果,他日音韵学之进步,必由此道。”王国维自是有心人,对沈曾植来说,学问属于自娱之事,所以很少动笔著述。而在此之前,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失败后埋头著作《广艺舟双楫》,起初也是缘于沈曾植的建议。

尽管沈、王交往之间也有龃龉和别扭,甚至王国维致罗振玉信中有指称沈氏“非精神异常,又何至于此”之类字句,但不久逢沈曾植七十寿诞,王国维撰写了著名的《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盛赞沈曾植:“趣博而旨约,识高而议平,其忧世之深,有过于龚、魏(龚自珍、魏源),而择术之慎,不后于戴、钱(戴震、钱大昕),学者得其片言,具其一体,犹足以名一家,立一说,其所以继承前哲者以此,其所以开创来学者亦以此,使后之学术变而不失其正鹄者,其必由先生之道矣!”1922年11月,沈曾植在上海病逝,王国维撰《挽沈乙老联》写道:“是大诗人,是大学人,是更大哲人,四照炯心光,岂谓微言绝今日;为家孝子,为国纯臣,为世界先觉,一哀感知己,要为天下哭先生。”

大诗人,大学人,大哲人,这是王国维眼中的沈曾植。拿当下眼光去看,沈氏当年拥有的法学(主要是对汉代以后历朝法律的汇总研究与纠正)、地理学(开边疆地理研究之滥觞)乃至文史研究的价值已经日渐减弱,他的书法成就却具有长久价值。在他身后近一百年时间里,其书法因风格偏于古奥,而曲高和寡,约半个世纪陷于沉寂,到了当代,即便是文化界之人,对沈曾植书法的认识也经过了一个逐渐深入的缓慢过程。早些时候,沈曾植的书法只是作为其政治、学术的附庸被介绍,到了当代,其书法的重要价值和意义才被充分挖掘出来。近十几年随着“民国书法收藏热”升温,沈曾植这个晚清大家被越来越多的人所“重新发现”。但是,当沈氏在世时,其在书坛的地位完全不是这个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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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曾植在世时书名之盛,不下于康有为、李瑞清、郑孝胥等人。只略举一例便可见一斑:有“清末四公子”之称的吴保初于1913年逝世,章士钊请康有为书写墓志铭,不料康氏一再婉拒,并说:“寐叟健在,某岂敢为?”后经章氏协调,最终由康有为撰文、沈曾植书丹。此事当时广为传知。

沈曾植治学领域之广泛,“趣博而旨约”,又能打通各种学问间的壁垒,融会贯通,这在书法上也有诸多体现。比如,他喜欢用书法来论诗歌:“盖诗家句法,即书家笔法也。”又如,他谈书法书理,话头会一下伸到禅理与外交策略上去:“无往不收,无垂不缩,书家秘旨也。已进不退,已伸不缩,禅家密语也。神明于此,可得外交政策之要。”

马一浮谈论书法说:“说理须是无一句无来历,作诗须是无一字无来历,学书须是无一笔无来历,方能入雅。”沈曾植曾说:“鄙人临纸,一字无来历,便觉杌陧不安也。”乍看两位的表达,似乎是同样意思,其实不然。沈曾植的自我要求,是对字的结构的严谨要求,因为书家一旦放松对结构的要求,特别是草书,尽管一个字有多种写法在所多见,但另一方面,点画的位置、用笔的轻重也会因细微差别,而将此一字误书成其他字,以致笔下出现错字。他要求每字皆有来历,是写字严谨的表现;马一浮要求“无一笔无来历”,则是在不必要严谨处提出过苛要求,有胶柱鼓瑟之嫌,而这一要求即便做成,也未必是佳书。大凡书家写字,其实不必“无一笔无来历”。严格一点说,只要大致结体、主要笔画能将自己学习古人书法精华的收获写出来,其他一些笔画就会自然而然地从笔下流出,整字乃至整幅作品也便和谐一致,足矣。再者,一个人写字的水平,通幅作品之中,各字的书写质量与全幅的整体水平其实大体一致,如果看人书法只细析其个别笔画精彩与否,而忽视整体水平,就只见树林不见森林了。

当代章草巨擘王蘧常先生曾回忆当年目睹沈曾植作书的情景:“先生作书,速度极快,笔力奇重。曾云:‘作字须胆大’,执笔在手,盘旋飞舞,极其灵动,甚至笔管卧倒于纸上,厚如玉版宣亦常被打去一大片。他作书主转指,转指时最用力,要求笔笔送到。”如将张宗祥《论述绝句》注中的两句话与此相参看,更可见出此老可爱之处:“培老作字,喜人从旁赞叹,则逸兴横溢,挥洒淋漓。若一行之后,观者不语,则停笔索然,或易纸更作矣。”于此,一派天真、酣畅的书写状态已在纸上复活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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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氏晚年仕途失意,隐居沪上“海日楼”,以诗书遣日。郑孝青、王国维、罗振玉、李瑞清、张元济等名人都是座上宾。海口楼中的四壁、桌上全堆满了各类杂书,书高数尺,朋友进门,往往难见其人,直到高喊一声,才见沈老不知从哪一堆书后悄然探出身来。尽管拖家带口居上海大不易,他却自甘清苦,直到临去世之前一年,方正式鬻书自给,以解生计之困,“海内外辇金求书者穿户限焉”,可见其书法受欢迎程度。

沈曾植在临终前数小时仍握笔作书,写成三联。其中一联书于五尺白冷金笺上:“石室竹卷长三尺,山阴草迹编千文。”在他生命最后一刻念兹在兹者,依然是书法,是书法史上精彩瞬间与遗迹在眼前的纷呈。

对沈曾植书法的评价,王森然《近代二十家评传》之《沈曾植评传》说:“包、康(包世臣、康有为)尊魏卑唐之说,在先生若无闻之,故其所成,较包、康为大。”自清代崇尚碑学以来,习书者大多从魏碑楷书入手,行草书则易露窘态。沈曾植的高明在于,不像包世臣、康有为那样偏激地尊魏而卑唐。他的书法一如其为人之沉潜自晦,结体、点画间凝练而气势铺陈,灵光内蕴,骨力畅达。康有为对沈氏十分服膺,曾跋其绝笔书云:“若其行草书,高妙奇变,与颜平原、杨少师争道,超轶于苏、黄(苏轼、黄庭坚)。”沙孟海《清代书法概说》认为沈曾植“开古今书法未有之奇境”,陈振濂《现代中国书法史》将沈曾植与吴昌硕、康有为并列为清末民初书坛三位巨擘,沃兴华《插图本中国书法史》则称沈曾植为“当代书法第一人”,“他在书法史上的地位类似于西方绘画史上的塞尚”。

李一先生说到沈曾植晚年书法,“于章草用力尤劬,别出机抒,与古为新,遂驾赵松雪、宋南宫而上之,远绍史游,近启王鲁生、王瑗仲、郑诵先诸子,坠绪重拾,古道复兴,蔚成一代新风”。又说,“近世章草即以寐叟为不祧之祖”,李先生以章草名重当代,对沈氏这一评价当为不刊之论。

2017.5.5

(注:原标题为《书家沈曾植(1850—1922):晚清通人之最,近世章草之祖》,现标题为编者自拟。)

王谦简介:

王谦,教授,美术学博士。山东曲阜人,现供职于山东艺术学院书法学院。1988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2019年毕业于中国艺术研究院,为美术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书法创作与技法研究,导师李一先生)。在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发表文章150余篇。博士论文《从“通人之学”到“通人之书”:沈曾植书法研究》获首届“沈鹏民生奖学金”特等奖。《沈曾植碑帖题跋札记辑释译论》2020年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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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杨晓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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