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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昌专栏】吴明娣&常乃青:应时而兴——唐五代宋金陶瓷的鉴藏和交易

2019-12-09 11:08:04 来源: 雅昌艺术网专稿 作者:吴明娣 常乃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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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古代陶瓷器兼具物质、精神双重属性。上古时代陶器即受到上层社会的重视而成为礼仪用品,自唐代“天下无贵贱通用之”的瓷器进入文人士大夫视野,成为赏鉴对象。因供奉、祭祀、饮茶、赏玩等方面的需求,部分瓷器摆脱了物质功用蜕变为精神物品,其审美价值日益凸显,加之复古思潮兴起,在文人主导、帝王权贵的共同推动下,…

中国古代陶瓷器兼具物质、精神双重属性。上古时代陶器即受到上层社会的重视而成为礼仪用品,自唐代“天下无贵贱通用之”的瓷器进入文人士大夫视野,成为赏鉴对象。因供奉、祭祀、饮茶、赏玩等方面的需求,部分瓷器摆脱了物质功用蜕变为精神物品,其审美价值日益凸显,加之复古思潮兴起,在文人主导、帝王权贵的共同推动下,北宋时陶瓷器的鉴藏渐成风尚。而后尽管江山易主,时兴时衰,但在南宋统治的江南地区,鉴藏、交易并行不悖,绵延不绝,且与书画、古铜器、古籍等古物共生共荣。因陶瓷器相对于金银器、玉器、青铜器等的价格较低廉, 大多为平民百姓可望亦可即的物品,具有普适性,故而鉴藏者众多,涉及社会各个阶层。古陶瓷鉴藏、交易对传承和发展中华传统文化起到了不可取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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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鹧鸪斑纹建盏    

唐、五代:文人咏瓷、评瓷成风气

论瓷品之高下,始于唐。因饮茶渐成风尚,唐代文人对茶和茶器的优劣格外在意。瓷制茶具为文人赏玩、品鉴,进而推动了瓷器的生产和品质的提升。

从杜甫、陆羽到晚唐的陆龟蒙、皮日休,所称颂的瓷器既有名窑佳品, 也有普通器物。文人雅士对瓷器的质地、釉色、器型等方面均加以吟咏。如杜甫在安史之乱后避祸蜀中时,作《韦处乞大邑瓷碗》:“大邑烧瓷轻且坚,叩如哀玉锦城传。君家白碗胜霜雪,急送茅斋也可怜。”诗中除言及瓷器的色、质之美外,还用“叩如哀玉”加以形容,涉及听觉之美。

中唐时期,陆羽在《茶经》中指出: “邢瓷类银、类雪”“越瓷类玉、类冰”,并对婺州窑、岳州窑、寿州窑瓷器等均有所评鉴。此后,唐代文人吟咏、品评瓷器的现象日渐增多。晚唐,皮日休的《茶瓯》形容邢窑与越窑瓷瓯的器型和质地:“圆似月魂堕, 轻如云魄起。”陆龟蒙的《秘色越瓷》用“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 赞越窑青瓷釉色。

瓷器除供餐饮等日用外,还可作为乐器。如唐代段安节的《乐府杂录·击瓯》记载:“武宗朝,郭道源……充太常寺调音律官,善击瓯,率以邢瓯、越瓯共十二只,旋加减水于其中,以箸击之,其音妙于方响也。”这则记述与杜甫叩击大邑白瓷碗声“如哀玉” 异曲同工。

以上文献表明,唐代文人对瓷器的欣赏不再局限于视觉,还延及触觉与听觉,从后世对柴窑“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的品评中可得到进一步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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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出土唐代秘色瓷    

图3《宣和奉使高丽图经》提及陶瓷八棱直颈瓶

瓷器的审美价值在晚唐五代愈发凸显,上层社会的推崇进一步促进其工艺技术的提高,秘色瓷应运而生, 成为权力与身份的象征,宋人叶寘在《坦斋笔衡》中记载:“钱氏有国日,越州烧进,不得臣庶用,故云秘色”, 表明越窑秘色瓷不同于寻常瓷器,专供御用,身价甚高。这类高品质瓷器已基本脱离了实际功用,转化为纯粹的欣赏品。

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出土的供奉释迦牟尼佛指舍利的唐代皇家宝物中就包含了秘色瓷八棱直颈瓶(图 1)、鎏金银棱平脱雀鸟团花纹秘色瓷碗等, 证实秘色瓷器在晚唐时期曾是皇家的收藏品,部分瓷器采用贵金属装饰, 与金银器、玉器同样被珍重。

至此上行下效,从帝王、文人士大夫到其他社会阶层逐渐重视瓷器, 特别是名窑珍品。加之受到物质条件、思想观念等多方面的影响,金银器、玉器、漆器的制作受到限制,铜器在上层社会生活中所占比重也明显缩小, 而瓷器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青铜器和漆器的地位,为权贵阶层所珍视。

为适应上层社会的瓷器赏鉴之需,作为收藏品的瓷器交易在所难免。唐代高品质瓷器已不仅限于器用的范畴,更被视作“货贿之物,侈于用者”。晚唐至宋初,上流社会的瓷器收藏持续不断,越窑瓷器被大量贡入宫廷。

北宋:饮茶推动鉴藏勃兴

宋代瓷器鉴藏较之唐五代更加兴盛,在中国艺术品鉴藏史上占有至关重要的地位,这一时期,陶瓷生产空前繁盛,名窑辈出。技术进步为瓷器鉴藏提供了前提条件,瓷器鉴藏的勃兴也推动制瓷工艺精益求精,新品不断涌现,二者相互促进,使得宋代陶瓷鉴藏沾溉弘远。

饮茶之风在宋代更为盛行,文人士大夫一如既往地推崇陶瓷茶具,记叙和吟咏陶瓷较之唐代有过之而无不及,吟颂紫砂茶具的如梅尧臣的《依韵和杜相公谢蔡君谟寄茶》诗:“小石冷泉留早味,紫泥新品泛春华”, 欧阳修的《和梅公仪尝茶诗》:“喜供紫瓯饮且酌,美君潇洒有余情”等。

更多是赞美名窑瓷盏的,僧人惠洪有诗称赞饶州瓷、汝窑瓷和鹧鸪斑纹瓷盏:“盏深扣之看浮乳,点茶三昧须饶汝,鹧鸪斑中吸春露”(图 2)。洪迈的《彭器资尚书文集》所载《送许屯田诗》有:“浮梁巧烧瓷,颜色比琼玖”,夸赞景德镇瓷器。还有张耒的诗吟巩县瓷:“巩人做瓷坚且轻, 故人赠我消炎蒸”,诗中不仅反映出宋人对巩县窑瓷器的认可,还透露出瓷器已成为文人士大夫相互馈赠的礼物。

在北宋文人士大夫中,与陶瓷鉴藏结下不解之缘者应首推苏轼。苏轼嗜茶且对与茶器相关的瓷器格外关注, 留下不少吟咏瓷器的诗词,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中《送南屏谦师诗》:“道人晓出南屏山,来试点茶三昧手。忽惊午盏兔毛斑,打出春瓮鹅儿酒”, 称道的是建阳窑兔毫茶盏。因其曾于元佑八年(1093)任定州知州,多次咏定瓷,如“又不见今时潞公煎茶学西蜀,定州花瓷琢红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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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 4 宋赵佶《听琴图》(局部) 

下左:图 5 清乾隆御题北宋汝窑瓷盘

下右:图 6 南宋《蚕织图 谢神供丝》黑龙江博物馆藏

此前,苏轼还于元丰八年(1085) 得神宗诏定居宜兴蜀山,传说他曾参与紫砂壶的设计与制作,名为“东坡壶”的紫砂提梁壶被认为是他首创, 这与“苏堤”“东坡书院”“东坡肉” 等名物的产生、流传如出一辙。

宋代,以苏轼为代表的文人士大夫对瓷器的赏鉴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他们的影响下,帝王及其他权贵也热衷饮茶、品评瓷器。如徽宗爱重建阳窑黑釉兔毫盏并加以品评:“盏色贵青黑,玉毫条达者上。”宰相蔡襄等朝中权臣也多参与相关活动。徽宗宣和六年(1124),徐兢出使高丽, 他在呈徽宗御览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对高丽的风土人情做了记载, 其中对高丽瓷器的器型、釉色、纹饰的局部特征等进行了细致描述,据此不难想见宋人对瓷器的用心程度,这也反映北宋晚期瓷器品鉴之风的盛行, 徐兢还提及当时名品加以比较,指出高丽瓷与“越州古秘色、汝州新窑器, 大概相类”(图 3),透露出北宋上层人物对越窑秘色瓷和汝窑瓷器的看重。

北宋末期,茶、瓷与文、诗、词

的联系更加紧密,对瓷器鉴藏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影响到社会各个阶层。这在北宋的绘画作品中也得到反映,无论其是出自帝王、官僚、宫廷画师笔下, 或是源于民间画工之手,均着意描绘不同形态的瓷器,其中包括高品质陈设瓷器。如王诜的《绣栊晓镜图》、赵佶的《文会图》《听琴图》(图 4)、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苏汉臣的《妆靓仕女图》等,河南禹县白沙宋墓壁画中有磁州窑白地黑花梅瓶、瓷注子、瓷唾壶、瓷托盏等器物形象出现在卷轴画和墓室壁画中的宋瓷,既体现其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又折射出宋代瓷器鉴藏的状况及不同阶层的审美品位。

赵宋一朝崇文抑武,且长期遭受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挤压,因而北宋文人士大夫对夏、商、周三代充满了理想化的怀慕之情,导致复古思潮蔓延,文人士大夫有的托物言志、借古抒怀,也不乏潜心于金石学的研究者, 渴求高古器物及书法、名画等。

据李清照的《金石录后序》记载, 赵明诚、李清照就曾在开封相国寺的古玩集市上为购碑刻铭记而典当衣物。从中反映出宋代文人对于古物的特殊情怀。宋朝社会在经济上长期遭受“钱荒”,以致朝廷厉行“铜禁”,而玉料又颇为珍稀;因此,无法满足大多数文人对三代鼎彝之器与玉器的需求, 只得寻求替代品,在形制纹饰上竞相模仿古铜器和玉器的瓷器,成为不二之选。定窑、汝窑、官窑、龙泉窑等名窑均曾生产仿古玉器、青铜器的陈设瓷,传世的宋名窑珍品中有出戟尊、琮式瓶、贯耳瓶、鼎式炉、鬲式炉、簋式炉、觚、洗、觯、奁等,皆与高古器存在显而易见的联系。

北宋文人因忧时而思古,所怀之“古”并非仅仅指向远古,也是往昔, 还包含故土、故人,怀古亦是留恋过去、怀念故土。归根结底,北宋尚古源于宋人在特定时代环境下对“精神家园” 的追求;因此,他们通过赏古、玩古、藏古以寻求精神寄托。仿古瓷器也成为人们寄情遣性的物质媒介,其受到重视也就可以理解了。

南宋:脱离实用,转为清供赏玩

靖康之变后,赵宋政权偏安江左, 朝野上下长期处于忧患之中,因此慕古之风更为盛行,对故国之物也备加珍视。南宋文人将北宋瓷器也作为寄情之物,蕴藏了对中原的思念和对北宋盛世的追忆。南宋文人亦承袭北宋先贤,在诗、文中对瓷器多有赞咏, 称道的仍以茶器为主。

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对省油灯的构造和用法详加记述,并提及北宋宋白的《宋文安公集》中载有省油灯诗,可见宋代文人的鉴藏视野不仅限于一般意义上的鉴藏品,也有实用之物。南宋文人常以瓷器祭祀、供奉, 这与北宋已流行的清供风尚不无关系, 以瓷瓶插花“供养”神佛、先祖,在考古发现的瓷器铭文上得到印证。

文人常以瓷瓶插花,或以瓷盆、缸等养花种草,置于几案清赏,因而瓷制花瓶、花盆等器物的数量在南宋时显著增长。刘松年的《瑶池献寿图》、陈清波的《瑶台步月图》对于瓷花瓶、花盆的描绘,足以说明瓷器是宋代清供不可或缺的重要物品。自此,部分瓷器愈加脱离实用功能,逐步转化为清供赏玩的艺术品,被上层社会普遍鉴藏。

在文人的带动下,名窑瓷器,尤其是故国遗珍—汝窑青瓷受到南宋上层人物的推崇,汝窑瓷器在南宋时已不易见,因其珍稀,南宋建炎至庆元年间(1126-1198)周辉在《清波杂志》中不仅对汝窑瓷器的烧造制度和原料进行了记述:“汝窑宫中禁烧,内有玛瑙为釉,唯供御拣退方许出卖”;还指出汝窑瓷器“近尤难得”。叶寘的《坦斋笔衡》认为“汝窑为魁”。因此,其被南宋帝王贵胄奉为宝玩,据周密的《武林旧事》记载,绍兴二十一年(1151), 宋高宗至其宠臣张俊府中进宴,张俊献大量贵重礼品,其中就包含 13 件汝窑瓷器,具体器物名称、件数被详加记述, 也反映出文人对汝窑的认识,可见南宋初期汝窑瓷器之名贵。

南宋临安市贾所编撰的器玩购藏指南《百宝总珍集》描述汝窑瓷器: “汝窑土脉偏姿媚,高丽新窑皆相类。高庙在日煞值钱,今时押眼看价例。” 说明了汝窑瓷器在当时市场中的地位。后世对汝窑瓷格外珍重,即源于南宋人的观念。(图 5)

宋代官窑地位仅次于汝窑,南宋朝廷还于杭州“袭故京遗制,置窑于修内司造青瓷”其产品“极其精致, 油色莹彻,为世所珍”。南宋官窑仿烧北宋官窑器,是应时之需,也是对北宋风范的传承。南宋朝廷还专为祭祀典礼烧造了大量瓷礼器,在杭州老虎洞南宋窑址中出土的仿青铜器、玉器形制的贯耳瓶、鼎式炉、鬲式炉、觚等瓷祭器,进一步证明南宋用瓷器代替铜器作宗庙祭器的史实。

文人常以瓷瓶插花,或以瓷盆、缸等养花种草,置于几案清赏, 因而瓷制花瓶、花盆等器物的数量在南宋时显著增长。

浙江龙泉大窑窑址曾出土贡瓷, 包括琮式瓶、贯耳瓶、尊、壶等仿商周器型的陈设瓷器。蒋祈在《陶记》中述及宋景德镇瓷器中存在不少三代青铜器的式样:“则炉之别:曰猊, 曰鼎,曰彝,曰鬲……”黑龙江博物馆藏南宋绘画《蚕织图 谢神供丝》(图6)中出现的瓷鼎式炉,表明民间祭祀神明也采用仿青铜器样式的瓷器。这类仿三代古物形制的瓷器不可避免地被另眼相看,甚至被神圣化,潜移默化地影响当时及后世的鉴藏观念。

南宋时,北方地区在女真人统治下,定窑、耀州窑、磁州窑等原北宋名窑重明继焰,金代瓷器生产仍延续了北宋的方式,虽产品面貌有所变化, 但总体风格与北宋近似;其中,金代定窑遗址中出土了带有“尚食局”“东宫”款识的瓷器,这说明金代部分定窑瓷器被作为贡器进入宫廷,汝州张公巷窑遗址中也出土了供金朝皇室使用的贡瓷,与汝窑、官窑瓷器存在密切的关系,是北方少数民族统治者受中原文化影响,开始欣赏承袭北宋名窑风范瓷器的有力佐证。

金代文人亦赏玩和歌咏瓷器,如时人刘祁的《归潜志》中有诗曰:“定州花瓷瓯,颜色天下白”,此诗创作于文人诗会时,是对定窑酒器的即兴吟咏。可见在女真统治之下,中原文人依旧爱重瓷器,并加以品评。

除定窑白瓷外,金朝统治下的广大中原地区普遍生产胎质较粗而以装饰见长的白地黑花瓷器,以磁州窑制品最为出色,除采用与同时期山水画、花鸟画、人物画风格相近的装饰外, 还以诗词歌赋入瓷,字体面貌不一, 体现了民间书法艺术的成就。这与中、下层文人参与瓷器设计制作有直接相关,多反映出他们的价值追求和审美趣味,如北宋至金、元时期,中原地区的磁州窑瓷枕上出现“忍”“忍事”“见贤思齐”“家国永安”“招财利市”“清净道生”“高枕无忧”“众中无语, 无事早归”“有客问浮市,无言指落花”等警言、吉语和诗句等。明代陈继儒误认作“白定瓶”的“仁和馆”铭四系瓶即产自宋代磁州窑。还有器物书写数十字的前人诗词名篇,如宋人吴激入使金朝被羁留后所作《人月圆》: “南朝千古伤心事,犹唱后庭花。旧时王谢,堂前燕子,飞向谁家?恍然如(一)梦,仙肌胜雪,云(宫)髻堆鸦。江州司马,青衫泪湿,同是天涯”, 反映出山河破碎的情况下,金代中原文人对故国的思念之情。类似文字不仅见于枕,还见于瓶、坛等主要供陈设、赏鉴的瓷器上,不胜枚举,为后世鉴藏者所珍重。这些瓷器中多有民间文人自做或定烧之物,凝结着他们的才智巧思与精神追求,满足了中下层文人和其他普通民众的瓷器鉴藏需求, 有利于推动瓷器鉴藏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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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 7 宋景德镇窑影青瓷杯

下:图 8     磁州窑瓷枕

宋、金:交易繁荣抬高陶瓷价格

宋、金时期,无论官窑抑或民窑瓷器, 大多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准,“ 朴而不俗, 直而不拙。” 鉴藏活动提高了瓷器的身价,对权贵阶层的人情酬酢也产生影响,如前述宋徽宗时太常少卿张耒即获赠巩县窑瓷器。据宋人邵伯温的《闻见录》记载,宋仁宗张贵妃接受王拱辰所献“定州红瓷器”, 因礼物过于贵重而触犯仁宗“勿通臣僚馈送”之戒,龙颜震怒之下竟将瓷器击碎。中原古陶瓷标本博物馆藏徽宗时期的鲁山段店窑白釉划花梅瓶上刻铭“每卖千二百”,标明了瓷器的价格, 徽宗时一“ 刘”姓宫廷画家在靖康之变后流落巴山,为谋生于集市售画,

一幅售价数百文,可见这一梅瓶的标价远高于普通画师的画价,也证实了北宋时期民间瓷器出售有明码标价。时至南宋,部分名窑瓷器珍品已价同金玉,甚至超过金玉,如叶寘在《坦斋笔衡》中指出当时“ 不贵金玉而贵铜瓷”的现象,这是宋以前未有的。南宋时,景德镇瓷器在国内流通甚广, 相继被文人士大夫购藏。据洪迈《彭尚书文集》记载,因浮梁瓷“颜色比琼玖”, 宋朝历任浮梁知县几乎均要在任上购买、收藏本地瓷器。(图 7)

而蒋祈的《陶记》中更有诸多关于景德镇瓷器畅销各地的描述,如“景德陶……故鬻于他所,皆有‘饶玉’之称。其视真定红瓷、龙泉青秘,相竞奇矣”。不仅如此,他还记叙了瓷器交易的参与者和具体方式,且提到商贩会根据客户的喜好和需求,给瓷器取悦耳的名号以增加利润与销量。

除景德镇外,在商业较为集中的城市、乡镇等, 瓷器交易也较为常见。据耐得翁在南宋理宗端平二年(1235) 所作《都城纪胜》记载,南宋临安城(杭州)御街上大小店铺林立,竟不下万家,其中就有专售青白碗器的店铺, 虽然这类店铺主要售卖的是实用瓷器, 但其中势必销售陈设瓷,这也为瓷器的购藏提供了便利。

市场交易繁荣也会抬高陶瓷价格。据《老学庵笔记》卷五载,鄜州田氏所制作的陶塑孩儿,其价格竟是“一对至直十缣,一床至三十千,一床者或五或七也”,陆游称自己便藏有一对。另有一位名阮十六的陶匠,所作器物价格亦高。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两宋文人士大夫多耻于言利,较少关注交易,对陶瓷交易的记录更少,因此在宋代文献中鲜见相关记叙,即便涉及也多语焉不详。如前述周辉记汝窑“ 供御拣退方许出卖”,仅此一句就留给后人几多遐想。因时代局限,瓷学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宋瓷未能如书画、古铜器等名物那样受到重视,且进入鉴藏品的主流行列,文人对古砚、古琴交易的记述尚且比陶瓷详细,但根据上述文献及米芾《画史》《书史》《砚史》等著作中有关古物鉴藏交易的信息可以推断,两宋时期作为“鉴藏品”的陶瓷交易在所难免,只是文人对其关注的程度还相对有限。

与前朝陶瓷相比,宋瓷真正达到了宋应星的《天工开物》所谓“陶成雅器,有素肌玉骨之象焉”的审美标准。在制瓷工艺的进步,以及上流人士对瓷器赏玩、鉴藏等需求的共同作用下, 宋代名窑瓷器鼎故革新,别开生面,定、汝、官、景德镇、龙泉等名窑瓷器胎体致密坚实,青瓷、影青瓷均追求玉的质地、色泽之美,温润柔和;其中, 汝窑“纯净深穆……俨有三代鼎彝气象”,契合文人士大夫崇古、“尚玉” 的精神。自唐越窑至宋汝窑、官窑、哥窑、龙泉窑,精品多被文人收藏, 其中尤以“汝窑为魁”;为提高瓷器品质,也便于把玩,汝窑、官窑采用满釉裹足支烧工艺,格外精致;此外, 宋瓷追求釉面的纹理之美,钧窑窑变, 官、哥窑开片, 建阳窑油滴、曜变, 以及花釉、三彩等,虽由商品竞争使然, 也不应排除由当时文人主导的鉴藏风尚所致。器型则端秀典雅,仿古而不泥古,合乎实用又兼顾美观,如琮式瓶、贯耳瓶、出戟尊、簋式炉等,部分汝窑器物如碗、洗,圈足外卷,利于握持, 触感更佳;纹饰清新活泼,不拘一格, 从定窑的刻划花,到磁州窑的白地黑花(图 8),吉州窑的木叶贴花等均可见一斑,而诗文书画被植入瓷器装饰, 文人参与设计制作自不待言。为宋以后的瓷器确立了审美范式,影响着后世瓷器乃至金属器物的形制。                                  

结语

宋金时期是中国陶瓷生产的黄金时代,是特定时代环境下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由文人主导、帝王权贵参与的鉴藏活动,对陶瓷技术与艺术等方面的促进不容忽视。正因如此,瓷器得以与象征“三代”理想的青铜器、玉器结缘,成为文人托物寄情的媒介,并登大雅之堂,作为礼器供奉神明。宋人从整体上提升了瓷器的文化品格,垂范后世,为瓷器鉴藏、交易的开展确立了基础。

宋以来,崇古、鉴古、玩古是推动陶瓷鉴藏、交易的重要因素,文人士大夫始终是陶瓷鉴藏的主体,古代陶瓷鉴藏、交易因而受到“重道轻器”“重农轻商”“君子耻于言利” 等观念的制约,其发展远远滞后于书画及古铜器,与陶瓷在中国古代社会所发挥的作用及其国际影响力极不相称。陶瓷的历史价值、科学价值和艺术价值未得到应有的认识,未引起文化精英的重视,以致相关记载较为零散,存世文献十分有限,尚不及书画的 1/10,与古中国的陶瓷大国之盛名难以匹配,不利于中国古陶瓷研究及现当代鉴藏、交易活动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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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明娣简介

1964年生,出生于江苏睢宁。1979年9月至1982年7月在江苏省宜兴陶瓷工业学校陶瓷美术专业学习,毕业后在宜兴红旗陶瓷厂工作3年。1985年考入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史论系,本科毕业当年考上本系硕士研究生,师从古陶瓷专家叶喆民先生,学习中国陶瓷史。1992年硕士毕业后任教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1998年9月至2002年7月师从李福顺教授攻读中国美术史方向博士学位。现为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艺术市场专业负责人、中国工艺美术学会理论委员会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美术家美术教育委员会委员、北京市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

(责任编辑:杨晓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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