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博的浑南新馆是2015年5月起对外开放的，这是辽博历史上的第三个馆址。建馆伊始，辽博位于奉系军阀汤玉麟的官邸，2004年起，位于市府广场的辽博新馆开幕，市府馆一直运营至2015年。辽博收藏有众多书画名品，但受限于此前展馆的展厅面积和设备设施的制约，书画展览通常以特展的形式出现。随着浑南新馆建设的推进，特规划了专题陈列的“书法馆”和“绘画馆”，馆藏的书法绘画将定期与观众见面，这对书画研究者和爱好者而言无疑是个好消息。

　　书法是中华民族特有的艺术，历朝历代的书法都有各自的风格和代表书家。让展览尽可能地反映千余年来书法发展的概貌，让观众通过参观能将不同的书体、书风和书法家置于书法史中，这是较早就确立下来的展览宗旨。

中国古代书法展现场

　　书画类文物依托于纸绢，保存不易，年代越是久远的，保存下来的越少，也就越显得珍贵。辽博有较为丰富的书法藏品，尤其是唐宋元时期的书法更是广为人知，每念及此，都不由得发自内心地对以杨仁恺先生为首的老一辈文物工作者付出的艰辛劳动产生敬意。古代书法不能长期陈列是业界的共识，同时早期的书画作品多为手卷，加上历代的题跋，动辄十余米长，因此准备几套展品，定期换陈，既利于文物的休养，也可将更多的文物陈列出来与大家见面。

　　明确了展览宗旨和定期换陈的展览方式后，就到了单元划分和展品挑选的阶段。在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参考资料是七卷本的《中国书法史》，这套书法史基本上汇聚了当代书法研究的重要学者和重要观点，其对书法史的分期和叙述也为大家所普遍接受。故而初期的策展大纲中，分为先秦、两汉、六朝、隋唐、宋元、明、清七个单元，除了将元与明分开而与宋合并外，其他一如七卷本。这样划分的好处是能将先秦、两汉、六朝三个部分单独叙述。基于书法与文字之间的密切关系，字形、字体的演变和书法风貌的变化是一脉相承的，而上述的三个时期正是字形、字体演变最剧烈的时期，也为后来的书法发展奠定了基础。较为遗憾的是，在后期的展厅改造中却不得不将此三个重要部分捏在一起，最终形成了先秦至六朝、隋唐、宋元、明、清这五个单元，书法的源头一笔带过还是有点遗憾的。

　　单元确定好之后，对书法作品真伪的判别，成为将馆藏书法纳入每个单元过程中的难点。书画作品自古有之，博物馆收藏的也并非都是真迹，但若使之与观众见面则必须经过反复的鉴定。我们以书画鉴定小组的鉴定意见为基础，辅以近年来的新研究、新发现，确保不产生争议。但唐宋之际的作品，即便已确定为伪作，也不回避使用，如孙过庭《草书千字文第五本》，虽是伪作，但毕竟年代久远，且有王诜的题跋，尤显珍贵。而像《古诗四帖》是否出自张旭，历来是有争议的，对于如何标明作者的问题经过了反复的考量，最终我们仍标为张旭作。因为这件作品所呈现出来的狂草书风在一定意义上的确能反映出唐代的书法状态，并且在书法史中还是将之作为张旭的作品加以介绍的。

　　《中国古代书法展》《中国古代绘画展》及《中国古代缂丝刺绣展》的开幕，标志着辽博新馆的全面开放。因为辽博书画收藏拥有较好的口碑和声誉，书画研究界很早就密切关注着辽博的展览动向，所以展览刚一开幕就吸引了全国各地的观众前来参观。对于专业研究人员和书画爱好者来说，《簪花仕女图》《洛神赋图》《瑞鹤图》《红衣西域僧图》等绘画名迹和《曹娥诔辞》《仲尼梦奠帖》《古诗四帖》以及赵佶的草书《千字文》等书法名迹是大家关注的对象。这些作品都曾经出版过，在一般的美术史论著中也反复出现，对于图像大家可谓“耳熟能详”，但近距离观看真迹则是美术史研究和认识的重要一步。图书出版往往都无法做到原大印刷，看真迹却能够体会到作品字迹和图像真实的大小，对认识作品有一定的意义;古代绘画多为很长的手卷，图书中往往看不到整体的样子，在展厅中会更加一目了然地对作品产生整体的印象;图书出版中往往只印刷书心(画心)，但中国书画的一个特点就是作品本身和题跋、装裱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看真迹能够清楚地了解作品的接纸、装潢、钤印颜色等等细节，这就是为什么大家要看真迹的原因。那么怎么看真迹?应该尽量先做足功课，凡是能够用一般画册解决的图像问题就尽量不要占用看展时间，在展览中，应该更多地关注在画册上看不到或看不清的地方，比如作品的破损处、补绘处、题跋、装裱、颜色、现状及整体感等。

　　展览的第一期开幕了，记得那天早晨我第一个到展厅，满怀期待地迎接着每一位观众，看见他们或认真思索，或兴奋激动的表情，我意识到，展览的开幕并不意味着策展人工作的结束，不仅因为展览还会有第二期、第三期……更在于每位观众的意见和反馈，都将推动我们不断改进展览，常展常新。

　　(本文作者系辽宁省博物馆艺术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