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讲人介绍：

　　常沙娜：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1931年生于法国里昂，自幼随父常书鸿在敦煌临摹壁画。是中国著名的艺术设计教育家和艺术设计家、教授、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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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沙娜

　　导语：

　　1950年，在梁思成的倡导下，建立了景泰蓝创作专门研究小组和实验工厂，清华大学建筑系牵头景泰蓝研究小组，设计出一批景泰蓝图样。景泰蓝研究小组的成员，除了梁林，还有建筑历史学家莫宗江、油画家李宗津，以及刚从美国回国的敦煌学者常书鸿之女常莎娜等人。当年还在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求学的钱美华、孙君莲也是成员之一。

　　主题：解放初期景泰蓝状况及解放后挽救恢复景泰蓝

　　第一部分：我与景泰蓝工艺美术设计的结缘

　　大家下午好!结合景泰蓝的历史，我所体会我所经历的讲一讲，今天我在这里跟大家谈的主要就是景泰蓝与敦煌的结缘。

　　景泰蓝已经有六百多年的历史，它的历史就不多说了。因为我来了，我今年已经80多了，我从小的基础，从小的工夫，童子功就是从敦煌莫高窟锻炼出来，那个时候才十几岁，也是我的人生的经历，有缘在敦煌跟我父亲，所以我的童子功也就是敦煌莫高窟历代的图案和壁画形成的，而且现在也引起重视，敦煌它是丝绸之路很重要的一个要点，所以今天结合景泰蓝，我谈一谈敦煌的东西，因为这是一种缘分，结了缘，当年我在敦煌的时候才十几岁，但是我的童子功就是从十几岁跟我父亲在敦煌莫高窟，生活上很艰苦，但是在艺术上那是非常好的一个环境，从十六国、北魏、西魏、隋唐、五代、宋十个年代，大概一千多年的历史延续下来，我也是受了这个环境，得到了一些很重要的基础。

常书鸿

　　这里我想讲一下，本来我父亲也是搞绘画搞油画的，他留学法国九年，他们特别爱国，老前辈，国家困难的时候，他们都回来了，回来了以后他在法国在塞纳河边看见了柳，就是法国的一个文物探险的稿子，他在新疆完了到了敦煌，然后发现了藏经洞，他很快就写了一个《敦煌石窟图录》，我父亲是崇拜西洋的，九年的留学，但是通过敦煌图录的介绍，他才知道我们国家五千年的历史，在敦煌莫高窟集中了一千多年时代的他数典忘祖，他很惭愧，所以后来下决心一定要回国到敦煌去，各种经历我就不多说了。

　　但是经过战争，在重庆后来他下决心要到敦煌去亲眼看见了莫高窟以后，他下决心不单他一个人过去，他要把我们全家，把我母亲把我把刚生下来的弟弟，我们的名字都是地方的名字，我是出生在法国里昂的塞纳河，所以叫Sona，后来中文就改成沙娜，我弟弟是战争时期在重庆的时候，1941年比我小10岁，他在重庆叫嘉陵，常嘉陵，都是以地方的名字为名。

　　我父亲最后还是下了决心去了敦煌，一辈子就留在敦煌研究。他本来是搞艺术研究的，但是，他到那里以后光是研究艺术是不够的，先要保护。因为流沙损坏的很厉害，他下了很大功夫。他出了一本书《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我后来也写了我的人生回忆，叫《黄沙与蓝天》，所以这个就不多说了。

　　今天就重点讲一下景泰蓝跟敦煌的缘分，跟敦煌的关系。

　　我后来有了机会，到了美国在波士顿museum fine art，就是波士顿的艺术博物馆的附属美术学院，是一个很爱中国的犹太人把我带过去的。刚学了两年还没有学历就抗美援朝，那个时候留学生都返回了，因为美国人对中国人已经有了一种成见，一种看法，留学生都返回了抗美援朝，我也没有拿着学历，两年就回来了。回来了以后，正好我父亲一辈子这么艰苦到了敦煌，是梁思成先生支持他，徐悲鸿先生支持他，理解他，因为梁思成先生是搞古代建筑研究，他说敦煌历代的壁画里头都有建筑，他应该去，但是他身体不好，有肺结核，他去不了，但是他支持。

林徽因和梁思成

　　后来我从美国回来了以后，正好抗美援朝，我们的领导说我们要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其中的一项就是要把中国的文化、历史、艺术，再现在北京首都新中国成立以后，那个时候没有博物馆，也没有陈列馆，就在天安门的午门城楼上搞了一个敦煌文物展览，找了我父亲，把他在敦煌莫高窟临摹多少年的临摹品全拿到北京来展示，让我们国家，让我们的人民，让我们的年轻人知道我们中国历史的研发，所以我父亲就忙于把敦煌的图案、敦煌的壁画临摹，包括各式各样的彩塑，我刚从美国回来，到北京见到我父亲之后，他说沙娜你回来了，那你也参加筹备这个展览，我就参加了一下，正在这个时候见到了梁思成先生和林徽因先生。

　　梁先生知道在午门城楼上要展示敦煌的壁画，他特别高兴，后来他就跟着林徽因，他肺结核病，我爸爸就说你要好好的陪同梁伯伯梁伯母到午门楼上去参观这个展览。我就陪着他，看着他们激动的呀，因为没有楼梯，那个楼梯是阶台的，他们喘了半天才到了午门城楼，好像待了大半天，激动的不得了，我就陪着他扶着林徽因先生，他们再累也要看，看了以后满脸发红，梁思成先生就跟林徽因说，你呀休息休息吧，你太激动了，他们摇摇头，还是看个没完。

　　正在这个时候，我带着他们，看见他们老前辈是如此热爱我们传统的艺术，但是后来陪了大半天，回来了以后没多久，我父亲本来就想我回来以后，到中央美术学院，徐悲鸿先生在北京建立的中央美术学院，就把原来在北平艺专和浙江美院、杭州艺专，合并了，让我就到中央美术学院去学绘画、学壁画。

　　但是后来过了一个礼拜，我父亲说沙娜，梁伯伯梁伯母提出来，让你到他们的跟前，他们那个时候在清华大学营建系，那个时候叫营建系，就是包括建筑、艺术、设计，综合在一起叫营建系，他说梁伯伯梁伯母让你在他的身边，协助林徽因先生，梁伯伯他们要成立一个工艺美术研究组，你虽然没有学历，任命为研究工艺美术研究组的助教，你就陪着她，你按照她的思路，中央美院就别去了，后来我是听我父亲的话，我一辈子就听他的，他怎么安排，我就去了，去了光是我一个人不行，又请了一个在浙江美院刚刚毕业来的叫钱美华，就是后来景泰蓝大师的钱美华，还有一个叫孙君莲，他们倒是有学历，刚刚毕业，浙江美院刚刚毕业，来到北京说，梁思成先生和林徽因先生需要我们浙江美院毕业的，他们原来是染织的，到了林徽因身边来，我们三个人天天就着林徽因先生。

　　这个老前辈肺结核，那个时候的治疗条件很差，他天天躺在床上，大枕头，然后有个桌台，我们九点多就到他跟前，她老想着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刚成立，但是我们的工艺现在出现问题，我们的景泰蓝现在没有出路，而且开始慢慢的衰竭了，她写了一个东西，她就说我现在希望你们协助我，把北京景泰蓝的作品，景泰蓝的设计，结合我的思路改进，跟现代的生活结合起来，用景泰蓝的工艺、景泰蓝的技艺、功能、造型结合起来。

新中国第一份国礼

　　景泰蓝原来是宫廷的一些御用的品类，她说你跟现代的生活结合起来，比如说把景泰蓝的瓶子弄成台灯，然后弄盘子，弄成新的内容，不久就成立了一个亚太和平会议，新中国成立了以后，我们现在不是也举行过多次中国的亚太经济会议，第一次是亚太和平会议，林徽因先生就跟我说，你能不能把景泰蓝设计成一个盘子，盘子要体现和平，用和平鸽来组合，但是这个鸽子你过去在敦煌的基本功你锻炼了，你知道了，你用我们在敦煌莫高窟壁画里头的鸽子，不要用毕加索的鸽子，要我们中国的鸽子，她一提，我就开始理解了她的意思，我就开始按照她的思路去画，就画出这个样子来了。

　　当时还有钱美华，钱美华也参加了一些其他的东西，这个就开始按照林徽因先生的思路，把中国传统的东西跟景泰蓝的工艺，跟景泰蓝的特色相结合，生产新的内涵新的意义的当代。就在那个年代所需要的亚太和平会议，我用了敦煌的鸽子，把敦煌图案里头的花卉连在一起，当然现在从构图来说，也有不少不足的地方，你不要光是立一个在故宫御用的瓶子，你能不能把台灯用上，我们就用这种颜色，用我们传统的纹样给它组合，完了又是台灯，又有盘子，又有盒子组合，按照她的指示。

　　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很感兴趣，钱美华也很感兴趣，孙君莲也很感兴趣，我们共同完成，除了这个以外，还弄个头巾，因为组合一个亚太和平会议，再放到硬件的软件的，完了把头巾也弄了一个丝绸的，也把这个和平鸽组合在一起。这个给了我一辈子非常重要的影响，我开始知道传统的东西怎么运用，现代的需要怎么结合。她最后还协调了一个总结，就是我们在景泰蓝设计的工作总结，特别负责，她已经生活能力特别差，老躺在床上，一说起话来很激动，思路非常清晰，后来她就说了，沙娜你呀又有敦煌传统文化的基础，你又到美国去了一趟，你也知道国外的情况，你看我们国内现在所需要的东西这么多，你跟钱美华你们三个人，还有孙君莲你们好好的干。但是她病越来越重了，后来慢慢的就没有力量了。

　　大概过了一两年，正好是1953年院系大调整，那个时候又是另外一种思路，就是把清华大学搞文科的要脱开，清华大学成了纯理工的，在梁思成领导下的，又是理工的搞建筑工程的，又是搞文科的都有，搞艺术的都有，全都分了。那怎么办呢?后来我们没办法，还有个王洵搞中国工艺美术史的，一个搞理论的一个王洵先生，你们大概都不知道，他们都不在了。他就搞一个中国工艺美术史，结果也是文科的，我呢就给分到中央美术学院的实用美术系。

工艺美术小组部分成员

　　钱美华老师她比我大两岁，她说学院我不去了，我就要到珐琅厂，我一辈子就看上了景泰蓝，我一辈子要从事景泰蓝的设计。她就选择了景泰蓝，就在珐琅厂。后来成了我们珐琅厂很重要的一个大师。孙君莲后来到了外贸，结果她结婚了，她的先生也是外贸的一个干部，后来就跟着她走了，现在还在香港，我们现在还通话，她们比我大两岁，也都快90了，她的先生也去世了，不过她后来离开了以后，就没有再继续搞设计了，钱美华一辈子就献身给景泰蓝，我受了林徽因先生的影响，我没有搞绘画，我就搞设计了，搞设计没过多久，就纪念我们建国十周年搞十大建筑。

　　十大建筑其中的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现在叫国博，民族宫，一共十个，选来选去把我看上了，选到人民大会堂了。我参加那个时候20多岁，在雷圭元先生的领导下，那个时候还很年轻，现在也去世了叫奚小彭老师，他是设计组的组长，我就跟着他搞设计，把敦煌的图案、敦煌的风格和十大建筑就是人民大会堂所需要的，万人大会堂宴会厅外立面都搞方案了，那个时候多种多样，争取各方面的方案，几十个方案选来选去，那时候是国务院中央在组织把关，他提出来我们要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不是说我们光用中国的，古代的也要，但是要为今天用，洋的也可以学习，但是要为我们自己用，所以他总结了这几句话，是我一辈子忘不了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还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

　　我父亲说你别忘记你是敦煌人，应该把敦煌的东西渗透一下的时候。我父亲在法国待了九年，追求欧洲的艺术，后来回来了，但是他最后一辈子献身给敦煌了，先是保护，后是研究，然后怎么应用。

　　这个像是我们一家人，我父亲在法国时候很得意，因为他获奖了，他开始在里昂是专科学校，后来到了巴黎的高等艺术学院了，我妈妈，那个小孩是我我4岁的时候。我父亲很得意，就用油画画出我们全家福。但是我父亲最后选择的是敦煌，所以我在这里回顾一下，我父亲就是老前辈一辈子献身给我们国家，献身给我们传统文化，后来他去世了，病的时候到了北京，他说，我在北京，因为后来****同志、****同志去参观，他都陪同。他到年龄退了以后，****同志说让常老到北京来渡过晚年吧，结果让他到北京来，他摔了一跤，生命力就差远了。

　　后来病的时候他说，我在北京是做客人，我一辈子还是在敦煌，将来我要走了，我不在了也要回到敦煌，所以后来敦煌研究院他是第一任，第二任是段文杰，第三任是樊锦诗，第四任现在是王旭东，他们在敦煌的精神叫“莫高窟精神”，就是永久为了事业要保存，所以我父亲说了这句话以后，他去世了以后还是回到莫高窟，敦煌研究院给他立了碑，而且是给他题了一个“敦煌守护神”，是赵朴初给他写的，他去世了以后给他把灵骨移到敦煌的时候，我跟我弟弟，我弟弟现在也去世了常嘉陵，我就跟着我弟弟一块回了老家，就是敦煌。

常书鸿故居

　　敦煌现在成立了一个常书鸿故居，这个就是我们原来住的地方，我去按照我的印象恢复了，土炕，然后有一个小炉子，生了火可以烧水，通过炉子把土炕烧温了，就是这么一个给整理好了，恢复了它，现在作为常书鸿故居。我父亲后来终身就为了敦煌的保护，敦煌的艺术的研究临摹，他亲自到那里去，这个就是简单的介绍一下我父亲的事。

　　刚去的时候，他已经不是研究敦煌艺术了，他为了保护，修理防沙等等都亲自弄，完了他得出一个结论，我们要不断地种树、绿化，环境改变，现在绿化带已经延伸不少了，他抽空就要画画，年纪大了，白头发了，他还在继续的奋斗，后来他在故居里头，把他画的原来的油画，他说他是杭州人，我们都是杭州人，他说我的娃儿要委屈了，我的油画要回到家乡，回到浙江，所以浙江博物馆收藏的。

　　完了以后就留了一些复制品搁在故居，这也是他的一句话，人生是战斗的连接，每当一个困难被克服，另一个困难便会出现，人生是困难的反复，但我绝不后退，我的青春不会再来，但不论有多大的困难，我一定要战斗到最后。

　　这是我父亲一辈子的信仰，一辈子所进行的。我现在一晃，比他当年写这个时候还要老，我现在都87，走向88了，但是我现在该做的，心情很放松，面对现实，我父亲有一句很重要的话，就是生命不息。所以生命不息，跋涉不止。这个思路这个信仰一辈子，所以我说对年轻人来说，你们的时代没法跟过去比，所以现在看来，现在这个条件，现在中央的政策，十九大提出来要发展，要实现我们中国的梦，与时代各方面。

　　谈到这里，我就讲跟林徽因的关系，为什么我跟景泰蓝的关系，就是刚才讲的那些，先生按照她的思路搞设计，把敦煌的图案运用到现在的工艺美术品上，而且工艺美术品最主要最直接的就是景泰蓝，就因为这个关系，我现在跟珐琅厂一代一代的，虽然他们都很年轻，我也老了，但是我依然能够做到的尽量做，把敦煌的图案运用到现在景泰蓝的开发、延伸，变成文创，跟现代的生活所需结合起来。

　　你看我们景泰蓝这几年发展的多好，发展的方方面面，在衣总的努力下，在钟大师的努力下，现在景泰蓝不仅是一个御用的简单的装饰品，故宫的那种形式，它又在发展，甚至于在雁栖湖的建筑上也开始用上，所以这里就要有年轻一代一代的去传承，但是必须不能忘记我们传统文化的文脉，文脉不能丢，不能随便用电脑一弄，这是敦煌的，那是新疆的，这是我们传统的东西，这一套要好好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