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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昌专稿】谁培养了中国博物馆的“童年期”?

2018-07-27 17:57:52 来源: 雅昌艺术网专稿 作者:陈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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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前一阶段,面对学术界“中国文明到底够不够五千年”的疑问,开展了十余年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成果公布,以丰富的考古资料实证了中华大地五千年文明。58年,放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来说,似乎短到可以忽略不计,但对于中国早期博物馆的发展而言,从1847年到190…

  前一阶段,面对学术界“中国文明到底够不够五千年”的疑问,开展了十余年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成果公布,以丰富的考古资料实证了中华大地五千年文明。58年,放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来说,似乎短到可以忽略不计,但对于中国早期博物馆的发展而言,从1847年到1905年的58年,却是一个不得不提的阶段,因为在这个阶段,中国博物馆完成了从无到有的质变。

       由上海科技馆、上海博物馆、上海市历史博物馆(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三馆联合举办的“世纪典藏——上海博物溯源”特展正于上海市历史博物馆火热开展中,展览展出了原亚洲文会上海博物院旧藏的自然史和人类学、考古学、艺术类藏品及相关展品共百余件,讲述着一段中国早期博物馆的重要发展过程。而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有三批中国人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他们从看到想,从想到做,跨出了中国早期博物馆发展的重要一步。

“世纪典藏——上海博物溯源”特展现场

  第一批人:看炫奇珍稀之景

  1847年春天,居住在厦门、因为会英文而负责给洋商作翻译的林鍼应邀赴美国教授中文,在美国的某一天,他偶然走进了一个地方。那里灯火通明,彩焕云霄,屋子里摆满了天底下珍贵而稀奇的东西,供人参观,楼上还悬挂着灯,通过机械、光影等原理,使得展出效果更富变化。

  林鍼对这个陌生的地方印象极为深刻,回国之后,他立马将在美国的所见所闻记录在著作《西海纪游草》中。那时候的他或许根本不知道这个地方由谁创建、为何创建,他只知道,这个地方叫“博古院”,而中国没有。

  这个“博古院”,便是当时西方的博物馆。

  “博物”和“收藏”的传统,在我国都由来已久,但融合二者的博物馆,却迟迟没有产生。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天朝大国”的美梦转瞬间化为泡影,中国人开启了和外国人频繁的交往过程。除了林则徐、魏源等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外,还有一些读书人开始正式走出国门,到欧美、日本等地游历,成为第一批亲眼见到“博物馆”这种陌生场所的中国人。

  林鍼便是这批人中的典型代表,他是近代第一个亲身接触西方博物馆并留下文字记录的中国人。之后,因为各种原因游历海外的郭连城、斌椿、张德彝、王韬等人也分别在自己的著作中留下了关于“古玩库”、“博览院”、“博古院”、“生灵苑”、“画阁”等的记录。

  郭连城在意大利逛了若干个博物馆,其中一个博物馆,占地面积不清楚,只知道是当地国王建造,屋子里排列着稀奇古怪的东西,还有玻璃屋子几十间,里面收藏着古时候各国供奉的神像,屋外有白石、古铜雕塑成的古代帝王、名人、功臣像。第二层楼,是各种生物标本,大到犀牛、大象,小到虱子、虫蚁,此外还有珊瑚、珠玉等放置在桌上。再上一层,则有古人的各种用器,比如服饰、琴瑟等。因此郭连成在记载中借用他人的评价,将其称为“一部百读不厌之格致经”,并感叹如果不在院中住个一二十天,难以看遍其中的藏品,可见藏品之丰富。

  如果说郭连城逛的是历史类博物馆,那斌椿逛的“生灵苑”则更像现在的动物园和自然类博物馆。他在英国所见的生灵苑里,有老虎、豹子、狮子、大象等,还有各种没听过、没见过的鸟和鱼类。法国的生灵苑则有点不同,是在屋子里收藏着数千种奇怪的石头,还有各种鸟兽的骨头,其中有一间还收藏着人骨。

  斌椿

  这批人中,志刚的“逛馆”经历应该算是最特别的,同治七年(1868年),他和孙家榖等一行人游历了美国、英国、法国、俄国等众多西方国家,除了其他人也见过的的珍禽异兽、画作雕塑以外,在英国的“蜡像堂”中,他还见到了自己的偶像林则徐。虽然没见过真人,但志刚一向对林则徐很是崇拜。那件蜡像身高不高,但外貌俊朗,穿着中式服装,志刚看完仍忍不住感到惋惜:“可惜蜡像不能说话,不能和他讨教治国安邦之策。”

  而同治九年(1870年),在俄国的博物馆里,志刚还亲眼见到了木乃伊:“博物馆中物类甚多,未能悉数。见有二千年前干瘪僵尸,柩如圭形,询为埃及回国人,灌油柩中而封之,则久而不化。”

  志刚《初使泰西记》

  在这段记载中,志刚使用了“博物馆”一词,但总体而言这阶段,国内对于博物馆的称呼还没有统一的定论。而国外对于博物馆与动物园、植物园也那么清楚的划分,可以统称为博物院。

  这些人,是第一批亲眼见到西方“博物馆”这种陌生场所的中国人,他们的记录,虽然谈不上思想深刻,大多停留在描述层面——“炫、奇、珍、稀”,也并没有因此反思我国在这一领域的缺失,但对于中国早期博物馆发展历程而言,已经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第二批人:想悦心开智之策

  19世纪后期,陆续开始有境外来华人士在中国创办博物馆,多为境外来华传教士、从事文化活动的知识分子等,比如1868年,法国传教士韩伯禄在上海创建“徐家汇博物院”;1874年,英国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在上海创建亚洲文会博物院。

  徐家汇博物院以收藏中国动植物标本为主旨,最开始命名为自然历史博物院,1883年改名为徐家汇博物院,每日午后准许参观,不收费。1930年迁移至位于震旦大学的新址,又改名为震旦博物院。院中的藏品多为动植物标本,同时征集中国文物。“除原有的动植物标本外,又增设古物部,包括铜器、兵器、货币、玉器、陶器等,共三千五百件。另有研究室、试验室、图书室、摄影室、植物园。”“每年来院研究的各国科学家很多,该院还经常选择标本中有特色者,分寄世界各处,以供专家考定。”(王宏钧主编《中国博物馆学基础》)

  徐家汇博物院

  亚洲文会博物院成立于1874年,由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创建,藏品类别与徐家汇博物院相似,也多为自然历史标本(尤其是鸟类及昆虫类),以及中国文物古董及民俗艺术品,其中生物标本20328件,历史文物及艺术品6663件,藏品外均设置有玻璃罩,参观者不能擅自触碰。除了免费向公众开放,还设置有免费讲解,1940年,该博物院的参观人数已经达到65049人。

  亚洲文会老大楼

“世纪典藏——上海博物溯源”特展现场

  在这种背景下,国内由于各种原因出国、接触国外博物馆的人也越来越多,他们逐渐认识到发展博物馆事业的重要性,到了戊戌变法前后,主张设立博物馆的舆论更为强烈。

  这批人中的代表人物康有为、郑观应、梁启超等人作为维新派,开始将博物馆作为新政的一项内容加以鼓吹,明确提出要在中国办博物馆。

  康有为

  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把博物馆及动物园、音乐院等公共设施规划进乌托邦般美好的“太平世”,在《实理公法全书》中强调博物馆不仅可以“悦民心”,而且可以“开民智”。郑观应则甚至在其《盛世危言》“考试”篇中主张将创办博物院与铁路、轮车、矿物之事等一起,作为考试出题的内容之一。

  1893年成立的上海强学会分会也在《上海强学会章程》中明确规定,学会成立之后,要办四项大事业:“一、译制图书,二、刊布报纸,三、开大书藏,四、开博物院。”

  “文字明其义,有不能明者,非图谱不显;图谱明其体,有不能明者,非器物不显。”他们认为,博物馆可以其馆藏实物辅助教育,因此,博物馆藏品应该容纳古今中外,包括兵农工商各种新器,电学、化学等学科各种机器、各种矿质及动植物。可见他们主张建立的博物院,也并非局限于历史类博物院。正如上海博物馆馆长杨志刚在首届“艺术与科学”研讨会上的发言:“我国早期博物馆发生、发展的特点之一,是高度关注博物学的传播与普及、重视动植物、昆虫、矿物标本、科学仪器以及人类学、民俗学藏品的收集和展陈。”

  维新派的主张曾得到光绪帝的支持,1898年夏,光绪帝批准康有为所上《请励工艺奖创新折》,里面包含建立博物馆的建议,其后,总理衙门颁布了奖励民办博物馆、鼓励民间捐助政府办博物院的具体办法。可惜维新运动很快便失败了,维新派的美好愿景也瞬间破灭,但相比于第一批见识到西方博物馆的中国人,他们已经有了从“看”到“想”的进步,并且他们的主张,对于之后的实干派来说,也存在重要的理论意义。

  第三批人:办独立自主之馆

  将前人的经验、理论付诸实践的第三批中国人,多为境外游历官绅、留学生及本土金石学者,但这时候的境外游历官绅,和第一批走出国门的游历者已经有了很大差别,他们在看西方博物馆的过程中,开始反思、呼吁并加入博物馆传播队伍,并在二十世纪初取代境外来华人士成为传播主体。这批人中的代表人物,叫做张謇。

  张謇

  张謇(1853——1926),字季直,号啬庵,江苏南通人。32岁(1885年)应顺天乡试中举,41岁(1894年)恩科会试中一甲一名进士。同时,他也是近代著名的大实业家,创办企业的同时,也重视教育事业,并创办了我国最早的师范学校——私立通州师范。

  通州师范学校校门

  他赞同维新派提出办博物院的想法,也受到维新派“广见闻”、“开风气”、“启心思”理论的影响。1903年,张謇游历日本参观大阪博览会,博览会上的所见所闻,给他提供了创办博物馆的宝贵经验。

  1905年,张謇两次上书清政府,撰写了《上南皮相国请京师建立帝国博览馆议》、《上学部请设博览馆议》,建议在京师建立合博物、图书二馆为一体的博览馆,进而推行到地方。他从古代收藏传统谈起,认为私人收藏有所局限,设立博览馆正可以打破这种局限,同时还通过对比中西方现状,阐明教育是造成中西方差距的一大原因,而建立博览馆,正可以辅助教育。

  可惜,清廷无视了他的建议,于是,他决定凭借自己的力量在家乡南通创办博物馆。历经9年岁月,到1914年,南通博物苑已经初具规模,藏品分天然(即自然)、历史、美术、教育四个部门,所列藏品2973号,每号一至若干件。

  南通博物苑中馆

  根据《南通博物苑品目》,下册为历史、美术、教育三部,共1103号,历史部包括金、玉石、陶瓷、拓本、军器、刑具等,美术部包括书画、雕刻、漆塑、缂丝等,教育类包括科举、私塾、学校三类。上册则为天产(自然)部,录藏品包括动物、植物、矿物三类,共1870号,占了总藏品数量的62.9%,可见张謇对于普及自然科学知识的重视。

  这种重视从一件小事中可见一斑:1924年,南通在濠河上建了一座西被闸,将长江引入濠河,河中出现了许多怪虫,市民惊恐不已。博物苑派人取样研究,确定这种虫是无毒的“禾虫”,平时蛰伏河底,因江潮入河冲击才大量出现。研究结果见报后,平息了社会上的恐慌和猜测。这也正契合了他的初衷:办博物馆是为了教育(“设苑为教育也”)。

  他认为,老师上博物课程,仅仅依靠一些动植物的图像,不足以引起学生的兴趣,国文、历史等课程仅仅依靠书面讲解,不足以看透事物,要想让民众增长知识,必须先有能参观实物的场所。这便是建造博物馆的意义——“导公益于文明,广知识于世界”。

  关于博物馆的选址、筹建、藏品的征集、展陈、人才的选用等各方面,张謇也都有着系统性的看法。南通博物苑苑长杜嘉乐在首届“艺术与科学”研讨会上发表了主题为《南通博物苑初创时期的理论、实践及传承》的演讲,其中便深入阐释了张謇的建馆理论。

南通博物苑苑长 杜嘉乐

  在场地选择方面,他认为一是要便于交通,二是要便于开拓,为之后扩建留余地。

  在藏品征集方面,他率先拿出自己的旧藏,还恳请友人捐赠,并向社会大众征集,丰富馆藏资源。他主张藏品应“纵之千载,远之异国者,而昭然近列于耳目之前”,因而馆内的自然标本搜罗遍及五大洲许多国家,如日本的三叶虫、南洋群岛的猩猩、俄罗斯的斑鼠、非洲的鸵鸟等等。对于征集来的藏品,他还主张要分门别类,做好每件藏品的鉴定、著录,并亲自参与考证工作。

  在人事选择方面,张謇自任苑总理,具体负责人孙钺是通师的学生,既懂经史,又懂自然科学,还通日文,此外只有会计兼庶务一人,苑丁七八人。他深知当时博物馆还是一个新鲜事物,国内欠缺这方面的人才,因而主张聘请国外专家为顾问。而对于国内人才,他则主张“不拘爵位,博选名流以任之。”“胜斯任者,非博物好古丹青不渝之君子,又能精勤细事富有美术之兴趣者,莫克当此。”

  在陈列展览方面,他认为一定要有科学性、规划性。天然藏品要按地区为次序陈列,历史、美术要按时代为次序陈列,其目的是为了“觇古今之变迁,验文明之进退,秉微知巨,亦可见矣。”他还主张陈列室内要多安窗户,通光去湿;文物橱架不可以太高、太狭窄,要便于布展,也便于打扫;室外应栽种花木、点缀竹石以美化环境。  

  另外,他还认为应配备讲解员,帮助引导参观,而且要求讲解员中必须有两三个精通东西洋语言文字,方便外宾来参观和咨询。

  南通博物苑

  张謇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的实践,对于我国近代博物馆事业具有重要的意义。和前人相比,他已经从思想层面跨越到行动层面,他的很多理论,也突破零散描述的局限,变得更为系统化,在现在看来,依旧具有鲜活的生命力。

  在张謇之后,越来越多的国人开始投身于博物馆知识传播及建设,随着二十世纪初大量留学生的学成归来,逐渐形成了一个学兼中西的留学知识群,他们成为当时博物馆知识传播的中流砥柱,而本土的金石学者也依靠深厚的金石学功底和本土地缘优势成为引领传统学术融入博物馆的主体力量,比如1911年在北京琉璃厂海王村开办陶斋博物馆的端方。

  端方

  结语:在前不久召开的首届“艺术与科学”学术研讨会上,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关强在发言中称:“截止到2017年,全国登记注册博物馆达到5136家,是1949年的230多倍,是改革开放之前的14倍。”

  从1家到5136家,如果自1868年法国传教士韩德在上海创建“徐家汇博物院”算起,历经了149年,如果自1905年中国人张謇创办南通博物苑算起,则仅仅经历了112年。这一百多年的岁月里,我国博物馆事业发展速度之快,对比从亲身接触西方博物馆到中国人独立建成第一家博物馆的这58年,不禁令人感叹。

(责任编辑:陈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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