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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嘉:“千里江山”掀风波

2018-06-05 09:35:59 来源: 《美术观察》作者:孙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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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千里江山——历代青绿山水画特展”于2017年9月15日至12月14日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展出,人们的眼光多被天才少年王希孟所吸引,这或许不是故宫的初衷,但由此引发的一系列学术讨论与社会关注是难得的收获。本刊“再现场”板块回到事件之…

  “千里江山——历代青绿山水画特展”于2017年9月15日至12月14日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展出,人们的眼光多被天才少年王希孟所吸引,这或许不是故宫的初衷,但由此引发的一系列学术讨论与社会关注是难得的收获。本刊“再现场”板块回到事件之初,梳理风波始末,以期集中呈现该展引出的古今对话与知识生产。

王希孟《千里江山图》(局部)

  一、故宫的初衷

  开展第一天,观众反响极其热烈,出现继故宫展出《清明上河图》后又一次“故宫跑”。展览大热的背后也存在一些问题,包括如何在保证观看质量的前提下,容纳更多观众;多层次的审美需求能否在同一展馆场域中得到满足;传统文物怎样契合现代语境等等。故宫博物院展览部同故宫出版社联合出品的展览特刊《宫·展记:从王希孟到赵孟頫》(2017年9月)意在思考展览本身,呈现展陈设计、策划的过程,讨论博物馆在当代社会的学术定位。其中如《不拘传统,走向未来——朱青生对话谢小凡》一文,中国美术馆谢小凡提出“在什么样的空间中、如何展示《千里江山图》”这一问题,并指出,古人观看长卷是一个徐徐展开的过程,而置于展柜中则缺失了原本的动态性。北京大学朱青生也谈到,如何转换古代观看画作时私密的视觉方式,以适应现代美术馆的展览需求及社会价值,需要学者们的持续关注和讨论。

  展览以《千里江山图》为中心,首次以专题形式对青绿山水画进行梳理,呈现出这一画科的发展进程。故宫博物院余辉曾在接受采访时建议观众先了解中国山水画史——尤其是和王希孟同时期的北宋山水画家及宋徽宗的艺术理念,这样观展会收获更多(《跟着余辉,走近你不知道的“千里江山”》,《中国收藏》杂志2017年第10期)。学者曹星原在《〈千里江山〉代表的是当代传统话语地位》(《美术观察》2017年第11期)一文中指出,该展不似从前较为保守的展览构思,而是将青绿山水以序列形式呈现。当代徐冰的青绿山水装置与古代作品形成了一个对话关系,展览追求的不是对传统技艺的完美复刻,而是让古代自然人文精神进入当代语境。

  2017年11月1日至3日,故宫博物院举办了“《千里江山图》暨青绿山水画国际学术研讨会”。议题除《千里江山图》个案研究外,还有对青绿山水画史的梳理,以及其他青绿山水画家及作品的个案研究。其中青绿山水画史议题的大致脉络如下:早期青绿山水的形成、北宋晚期宫廷青绿山水、元初至明中叶青绿山水的文人画转向,再到晚明董其昌以仿古理念改造青绿山水。研讨会上,敦煌研究院赵声良通过分析唐代敦煌壁画中青绿山水的技法问题,认为其受长安李思训一派影响(《从敦煌壁画看唐代青绿山水》);上海博物馆黄朋提出由贵族趣味转向文人审美的“新青绿”概念,这种变化始于元钱选、赵孟頫(《钱选与元初的青绿山水》);上海博物馆单国霖将文徵明青绿山水创作分为三个阶段并分析各阶段风格,对三幅传为文徵明的青绿山水画进行辨伪考证(《略论文徵明青绿山水画风格》);中央美术学院吴雪杉、中央美术学院邵彦、上海博物馆颜晓军都对有关晚明董其昌的青绿山水问题进行了研究,董其昌是青绿山水画转型过程中的关键人物,他提出的仿古理论和以色笔代墨笔的创作方式影响了晚明至清中期的青绿山水创作。

  此外,故宫博物院主办的《紫禁城》杂志在2017年第9期整期刊登有关青绿山水画的文章,同样注重这一画科的演变过程,并包括对具体创作技法的介绍和分析。

  二、与观众相遇

  不论是从展品还是之后的研讨会、院刊、特刊等,都不难看出故宫的初衷包含了“千里江山图”和“青绿山水画”两个关键词,但显然后者逐渐被前者热度掩盖。展览一经呈现,便在与观众相遇的过程中发生了一定偏离,也生发出新的意义。

  《千里江山图》的备受瞩目是多方面合力的作用。最早将这幅作品引入大众视线的是艺术家陈丹青,在《局部》2015年6月16日第一期节目中,他着重强调“王希孟作画时只有十八岁”,突出“少年画家”这一主题,并认为,成熟年长的大师多做减法,即取舍、概括;而王希孟在做加法,体现出年轻人独有的雄心和细心。

  展览开始之前,媒体也已多次预热,重在挖掘“早逝的少年天才”这一话题。展览结束不久,综艺节目《国家宝藏》播出,2017年12月3日首播介绍的第一件国宝便是《千里江山图》,由明星李晨作为国宝“守护人”并演绎舞台剧。节目反响较好,许多网友表示在收获知识的同时,也增强了民族自豪感。这符合导演于蕾的想法,即专注于情感共鸣,建立人与历史的联系,让观众不被动地接受文物宣传教育。

  但节目为追求效果,以牺牲信息准确性为代价。如舞台剧环节不仅完全搁置王希孟身份的争议问题,且有过度演绎之嫌。另外,公众号“物种日历”在微信文章《〈千里江山图〉是用砗磲粉画的?》(2018年1月4日)中指出,节目将画作中白颜色的原料特指为砗磲,不仅其真实性亟待商榷,还可能会掀起民间藏购砗磲的浪潮。节目一出,立即有许多关于砗磲选购的文章打上了“国家宝藏”、“千里江山图”的标签,全然不顾砗磲科全部种已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列入易危级别。

  三、“千里江山”之谜

  与此同时,《千里江山图》的作者身份和画作真伪问题也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

  故宫博物院余辉曾在多次讲座及《百问千里——王希孟〈千里江山图〉卷问答录》(《中国美术》2017年第5、6期)、《细究王希孟及其〈千里江山图〉》(《故宫博物院院刊》2017年第5期)等文章中,探讨该作的一系列问题。余辉的主要观点包括:王希孟的人生轨迹——入画学、文书库及师从徽宗,均与权臣蔡京的政治仕途有一定联系,并由此延伸至宋代政治生活的很多方面,如神童制度;通过考证取景之源,余辉认为该画为写实山水,画中自然和人文景观与福建仙游、庐山、鄱阳湖、苏州及开封等地有联系,应为作者年少所经之地;该作体现的是徽宗时期“丰亨豫大”的美学观念。

  学界对《千里江山图》作者身份一直存疑。故宫博物院杨新在《关于〈千里江山图〉》(《故宫博物院院刊》1979年第2期)一文中指出:“该画并无作者款印,仅从卷后隔水黄绫上蔡京的题跋中才知道这一巨制的作者叫希孟。清初梁清标的标签及宋荦的《论画绝句》中才提出希孟姓‘王’。”杨新还对宋荦所说的王希孟“未几死,年二十余”提出质疑,但由于尚未找到作者其他生平资料,故暂从旧说。余辉在此基础上,认为希孟姓“王”应有根据,可能为梁清标在修裱藏画时从旧裱旧签上提取到的信息。(《百问千里——王希孟〈千里江山图〉卷问答录》)关于“《千里江山图》是否为写实山水”这一问题,故宫博物院傅熹年的看法与余辉不一致。傅熹年在《王希孟〈千里江山图〉中的北宋建筑》(《故宫博物院院刊》1979年第2期)一文中认为该画“是创作而不是写生,加以当时画家只有18岁,不可能有很多的经历见闻,所以画中所表现的除本人所体验者外,必有相当一部分是从前人作品中吸收过来或受师友启发而来者”。

  引发争议最多的当属学者曹星原的观点,其《王之希孟——〈千里江山图〉的国宝之路》(《宫·展记》特刊2017年9月)一文,在尊重杨新、傅熹年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认为无法确定蔡京、李溥光题跋与画作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得出结论:该作系梁清标将信息不全的佚名画作重新装裱,接上蔡跋、李跋,又请宋荦为其背书,勾勒出少年天才早逝的故事,以此抬高画作身价。在《〈千里江山图〉是梁清标欺君罪证》(《中国美术报》第89期)一文中,曹星原更是进一步通过具体的书法分析,判断蔡跋为“在钻研过蔡京书法基础上完成的”单钩填描,而李跋则是更为低劣的双钩填墨。紧接着,曹星原又发文《欺君升官,打假被打:起底〈千里江山图〉的伪跋》(《中国美术报》第90期),补充指出乾隆题跋被描过,当是乾隆语义双关地对画作真伪进行评价。

  同时,学界也出现了许多不同的声音。在前述的故宫研讨会上,故宫博物院肖燕翼分析了蔡跋、李跋中的可疑之处,但他在提问环节中强调,对画作本身的年代没有疑问(《关于〈千里江山图〉〈江山秋色图〉〈赵孟頫自画像〉的几点讨论》);中国艺术研究院牛克诚将画作放在五代北宋至明清时期积色勾皴体山水画的发展谱系中,通过分析其技法和形式语言,证明该画具有北宋时代特性。(《〈千里江山图〉绘画语言解析——兼论作品时代、作者年龄及图、跋关系》)北京画院吕晓指出,过去曾被忽视的“寿国公图书印”应为金代尚书右丞相高汝砺印,并认为该作只是徽宗指导下希孟的阶段性成果。(《再论〈千里江山图〉》)

  《中国美术报》第89期刊登多篇文章,多角度论述《千里江山图》问题。其中张渝《曹之希孟,我的江山》一文针对蔡跋“以此画进”和李跋“丹青小景”等问题,反驳了曹星原的部分观点,并相信梁清标不会犯下如此欺君重罪;韦宾《〈千里江山图〉研究中的文献问题》一文认为,曹星原文中有些细节经不起推敲,如引用《石渠宝笈》时没有核对文献、对“丹青小景”理解有误等。余辉的《三次装裱五次进宫的〈千里江山图〉卷》回应曹星原此前提出的“蔡京跋系从别处移来”这一问题,认为当是从卷首移到卷尾——“理宗若裁去蔡题,该图等于没有‘户口’了,他不得不采取一个折中的办法:将蔡题移到卷尾,开卷时就不会那么刺目。”接下来,在《〈千里江山图〉是假画?且听画外有音》(《北京青年报》2017年12月1日)一文中,余辉通过分析画作跋文、装裱,考证出该画“前世今生”——从蔡京题跋、高汝砺收藏、宋理宗重裱、李溥光题跋、梁清标收藏重裱并题签、入乾隆《石渠宝笈》初编,再到1923年溥仪将其带出宫,辗转30年后在1953年回到故宫博物院,从而明确《千里江山图》传承有序。

  2018年1月4日,曹星原于微信公众号“星原说”上发表文章——《你的王希孟难道是女身?十问某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对前述问题做出较为全面、直接的回应。文章再次强调,从目前资料看,《千里江山图》的作者不知是谁,蔡京跋、溥光跋皆为造假,且蔡京跋文系全然不懂宫廷规矩的人所编造。曹星原同时发出“十问”,反驳余辉对画上题跋、宣和装、王希孟入职禁中文书库等问题的观点。

  这场争论围绕《千里江山图》作者身份和画作真伪展开。总体来看,余辉等学者认为《千里江山图》为北宋时期青绿山水真迹,作者身份虽有疑问,但在新资料出现之前暂从旧说;曹星原方面则坚决否定以上观点。目前,讨论仍在继续。

  四、结语

  故宫希望呈现学术和科普并重的展览,以《千里江山图》为主角,呈现青绿山水画科在历史中的演变,并与当代的青绿山水装置形成跨越时空的对话关系。今人对青绿山水及中国古代绘画的关注早已不止停留在技法层面,它更是古代精神在当下的发展更新,同时也将影响当代艺术家的创作。在这个过程中,博物馆有帮助文物实现转换的任务,不仅是空间上的转换,更有价值和观念上的转换。学界一方面要在鉴定的基础上开展研究,对画作真伪和作者身份进行讨论,破除艺术品神话,这是一个祛魅的过程。另一方面,艺术史是一部被书写的历史,明确青绿山水画的发展历史及叙述框架,是艺术史研究的应有之义。艺术作品是一个开放的结构,艺术研究需要历史视野和现代视野共同发挥作用,对艺术作品进行永不停歇的欣赏与评判。事实上,一场展览一经呈现出来,便也成为一件等待接受的作品,一个召唤结构,在与不同受众的碰撞中,完成自己的使命。

  注:孙嘉,中国艺术研究院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杨晓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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