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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廖:评史金淞台北个展“一切都烟消云散了吗”

2018-05-30 11:44:51 来源: 雅昌艺术网专稿 作者:廖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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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上图:海报 上图:展览现场墙上的海报 “一切坚固的都烟消云散了”——这一句源自马克思《共产党宣言》的语录,撇开原文的语境,就话语本意而言,可能是今天这个大时代的最佳注脚。 烟消云散的旧秩序 曾经的冷战阵营已经分崩离析,今日世界的最大冲突不再源自于政…

上图:海报

上图:展览现场墙上的海报

  “一切坚固的都烟消云散了”——这一句源自马克思《共产党宣言》的语录,撇开原文的语境,就话语本意而言,可能是今天这个大时代的最佳注脚。

  烟消云散的旧秩序

  曾经的冷战阵营已经分崩离析,今日世界的最大冲突不再源自于政治理念,而是来自不同文明之间,由此产生的恐怖主义重新划分了世界格局,也加深着西方保守派与左翼的分裂。

  在技术进步与资本推动之下,新一波全球化浪潮以远胜历次的规模把每个人都席卷其中。资源与商品的重新配置给人们带来更丰富的选择,同时也酿造了文化的单一性。

  后资本主义时期,我们面临的不再是商品缺乏而是商品过剩,新时代的资本重新构建了消费的定义,确保每个人都在工作与消费中投入所有精力,让人们在生产线螺丝钉与剁手党之间不断轮回。

上图:从左至右:主办方台北安卓画廊主李政勇、史金淞、策展人廖廖

  互联网文化让世界变得更加扁平化、民主化,各种APP让我们的生活更加便捷,但是新的规训与异化也由此产生,大机构试图用大数据与算法操纵依附在电子产品背后的个人。每个人也在虚拟空间里重新构建着新的人格与人设。

  互联网传播方式让传统媒体灰飞烟灭,知识的载体由纸本变成了电子版,新的传播方式也改变了传播内容,每个人都被丰富、浅薄、碎片化的信息所淹没,人们的认知与知识结构由此改变。

  我们眼睁睁地目睹着旧日的权力、空间、知识、传媒、资本、体制、技术——那些曾经坚不可摧的东西,在眼前逐一烟消云散,更重要的是这一场剧变并没有伴随着天崩地裂的革命与暴力,却远比以往的暴力革命更加势不可挡。

  《共产党宣言》里的语境与预言都烟消云散,新的洪流把每一个人都裹挟其中的时候,我们如何在崩塌与重建中面对世界,处理自我与时代的关系,这就成为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的问题——史金淞在台北的此次个展《一切坚固的都烟消云散了》中,试图回答这个问题。

  艺术家不仅需要面对,还需要思考以艺术家的身份如何处理这些迫在眉梢的问题。有的艺术家对外部世界的变化无所适从,退缩到内心封闭的精神世界中自建桃花源;有的艺术家以直接对抗的方式来描绘时代的荒诞。世界变得得太快,我们很多人都还停留在那个烟消云散的世界里,这让我们的躲避和对抗都显得有些可笑而无效。很多人对待宏大叙事要么是彻底的回避,要么是彻底的否定,无论回避、否定、戏谑还是对抗,都缺乏一种深入问题本质的探讨。

  而史金淞没有采取一种居高临下的精英姿态来进行批判,也不再以一种集体身份或者意识形态的身份进行对抗,也没有颓丧地躲在封闭的精神世界里享受失败的忧伤感,也不是用象征隐喻来表达社会学意义上的简单影射,而是以“个体身份”去体验时代的变迁,理解社会的变化,不断地尝试用作品来剖析、消解、重建新时代的生产方式、权力结构、知识场域···以此来完成一种“个人的公共性”——这大概也可以表述为史金淞的创作思维与方法论。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史金淞是一个自我放逐的艺术家,他独特的创作方法论把自己放在一个边缘化的位置上,但是只有这样才能从本质上剖析这个时代,而不是被动地成为烟消云散的一部分。

  “偷渡”与艺术品的身份

  从展览的第一个步骤“作品运输”开始,艺术家就提出一个问题:什么是艺术品?

上图:展览的作品全部被当作“日常用品”运输出境,画作成为包裹各种“杂物”的包装纸。

  史金淞把所有作品拆散,画作成为了包装纸,装置作品被拆散为金属碎片、石块、杂物,用快递或随身携带的方式出境,到了台北再把这些按照普通日用品跨境的物件重新装裱、“组合”起来,还原为墙上的作品。

  观众在现场可以看到作为“包装纸”的画作与各种“日常杂物”,再与经过装裱后美轮美奂地挂在墙上的画作与装置形成强烈反差,观众们无法不思考艺术家以“偷渡”的形式提出的命题:艺术品与日常用品之间有什么区别?谁有权力决定一个东西是艺术品还是日常用品——是艺术家的声明?是画廊的展示?是藏家的资金?还是海关的定义?

  “偷渡”的形式不仅是艺术家一个聪明的“点子”,也延续着艺术家更深层的关于艺术体制、权力秩序,乃至文化结构的思考。

  作为人的“偷渡”是放弃原有的身份,逃离原有的权力结构、生产关系,进入新的环境去寻求更大的可能性。人在“偷渡”之后就成了身份不定的难民,而史金淞的物品“偷渡”之后,从日常用品变成艺术品,似乎是一种更为高阶的“进步”。重点在于,史金淞通过物品的“偷渡”,触发我们对于物品的属性、身份的思考。

  位于台北的展览地点让“偷渡”这件事变得更有历史意味,但是当昔日的政治语境烟消云散之后,裹挟在全球化、消费主义、后资本主义、互联网文化与当代艺术体制中的台湾,与大陆、甚至全世界一样,都面临着“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之后的困境。艺术品可以通过“偷渡”来摆脱身份、体制的问题,但是一座城却无法通过“偷渡”来摆脱身份、文化与体制的问题——这是艺术家通过“偷渡”来提出的另一个问题。

  权力与存在

  权力是史金淞作品中常涉及到的主题,作品“糖”就指向了权力之网,史金淞用棉花糖做成“一朵云”,整个空间里弥漫着甜蜜的味道,观众看着“云朵”转眼融化消逝,仿佛目睹围绕着糖构建起来的权力之网的变化、消融。

上图:装置作品《甜蜜生活》

上图:作品《甜蜜生活》,棉花糖制作的“云朵”不断消融,低落在地上的“经文”上,墙上是装在透明玻璃瓶里的各色糖粒。

  15世纪开始的糖的生产、销售与消费构建了最早的世界市场,甘蔗的种植是欧洲人建立殖民地的最重要的驱动力之一,也奠定了早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分配机制。糖的消费也是一种奢侈行为以及身份阶层的象征。

  19世纪之后,糖成为普遍的日常消费品。围绕着糖的生产、运输和销售建立起的权力结构也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而烟消云散——就像展览中的“糖”无论多么闪亮夺目的光彩,都无法躲避最终会融化消逝的结局。新世纪之后,资本把糖与甜味塑造成愉悦、欢欣、甜蜜的时代色彩,糖重新成为了大众消费时代的权力象征。艺术家通过围绕着糖的权力之网与文化象征的变化,揭示生产关系、文化机制的本质。

上图:现场展览图

上图:《1200度》,1200度这个产生了青铜时代的“人类文明的临界点”改变了物质的状态、面貌,物质在原有的文化系统中的意义也被消解。

  作品《灰度》是史金淞向志愿者征集各种蕴含着情感经历或人生故事的物品,比如某件分手后的信物,某个宠物的遗体······然后经过焚烧、研磨,塑造成一块“灰色”的粉状物。史金淞试图在原来由光学与审美决定的色彩体系之外,建立一个由个人情感与经历决定的色彩体系,这一件看起来内敛、感伤的作品,也掩饰不住艺术家习惯挑衅秩序的粗野姿态。

上图:作品《华山计划》,艺术家虚构了一个人在一个空间里独立生活多年留下的各种生活的痕迹。

  《华山计划》是史金淞虚构的一个人在一个空间里留下的生活痕迹,假想他/她在一个房间里独自生活了漫长的时间,然后整个空间里的物品都有了被这个虚构的人磨损的痕迹。这些痕迹反映着使用者的价值观、性情、身体习惯。史金淞在虚构了一个人的同时,也虚构了一套认知体系。

上图:《百衲图》系列用钥匙、钉子、鱼骨……等等日常用品浸泡了墨水、酒、茶之后在纸上拓印留下的痕迹,这些痕迹组成了经典的佛像图、经文,艺术家试图重建一个独特的视觉文化体系。

  史金淞总是试图挑战原有的文化体系,用视觉重建一个独特的体系。《百衲图》系列作品就是试图用钥匙、钉子、鱼骨···各种日常用品浸泡了墨水、酒、茶之后,在纸上留下的痕迹。这些日常用品的痕迹组成了各种经典的佛像图、经文,俗世的日常与经典的佛像相互消解、相互成就。当琐碎的日常品组成了经文、佛像的形态,到底是我们的存在“如梦幻泡影”,还是佛经禅道也要依附着世俗而存在?

上图:作品《金蝉脱壳》呈现了物质消失与重生的临界点。

  《金蝉脱壳》是另一个指向“存在”的作品。艺术家把瓜果、玩具各式杂物放在电解铜溶酸里,物品在被溶解的时候,也留下了一张铜的外壳。作品一方面呈现了物质消失与重生的临界点的边缘状态。另一方面,艺术家用实体消失,面具存留的形式,让我们直视今天的虚拟空间中的内在与表层,实体与面具的关系。

  相比起史金淞其他的“粗糙”的作品,《金蝉脱壳》的小物件有着宋明江南文人的案上文玩的形态气质,但是那些残缺不全的物件并没有传统书房文玩被赋予的种种道德与文化的象征,作品中那些来自日常用品的器物也消除了传统文玩的文化身份与阶层等级的标签。在这个旧时的文化身份与阶层标签都逐渐模糊的时代,我们如何定义个人的存在?这是艺术家抛出的问题。

上图:展览现场

  金融美学:

  《一块钱有多大》这件作品延续了史金淞一以贯之的探索体制本质的创作思路,这一次史金淞把关注点放在金融体制与艺术品“升值”上。史金淞用巧妙的设置与构思创造出一种“金融美学”,作品指向了金融工具的本质、艺术品升值的本质、资本与艺术品的关系。

  史金淞把各国一元硬币经过锻锤延展成扁平状,每枚作价1万人民币+手续费,共发行100枚。艺术家将获得的资金委托专业金融机构进行投资,藏家可以在公开的平台上看到账户总值以及每一枚锻币的最新价格,也可以随时交易。“一块钱有多大”系统以后也可能进行增容,追求投资回报最大化。

  阿多诺认为,艺术品的精华应该在于使用价值,也就是人们对其的欣赏。而文化工业中的艺术产品的价格则是由交换价值来决定的。文化产业导致“交换价值”取代了“使用价值”。甚至把艺术品的唯一价值认定为交换价值,艺术品成为市场秩序中的一个标的物,而不再具有精神性、反抗与批判功能——针对艺术品被商品化、被交换功能所改变,史金淞设计出的了这个“一块钱有多大”的方案,直接把艺术品变成了投资商品,这是对在文化工业中被商品化的艺术品的极大的反讽。

上图:《一块钱有多大》艺术项目的购买合同

  表面上,收藏《一块钱有多大》的锻币是对一件艺术品的投资,但是投入的资金最后却被转到“专业金融人士”手中,艺术品的“升值”最后要依靠金融手段来实现。这是艺术家对“艺术品升值”这件事的本质的怀疑。

  艺术品有投资升值的功能,甚至有作为资产配置的避险功能。但是,一件艺术品需要历经行业内的美术馆、策展人、收藏家、批评家······等等权威人士的评价、肯定,需要经过美术馆收藏、各种展览的曝光、各种批评家的解读与媒体的传播,一件艺术品才会价格与价值的升级。

  史金淞在这个传统的“艺术史”体系之外,生造了另一个决定艺术品的价格与价值的体系。史金淞的这件《一块钱有多大》等于浓缩了以往的一件艺术品需要历经的各种艺术行业权威的判断以及收藏家投资者的运作,历时经年才能达成的效果。史金淞用这个“马上投资,即时升值”的“金融游戏”,直指“艺术品升值”背后的艺术行业的权力结构与运行规则,即所有的艺术品的“升值”都由一群行业权威来认定与推动,这种价值的判断标准是否值得怀疑?在这个意义上,史金淞用一件作品“浓缩”了艺术史赋予艺术品的价值与价格。

  结语

  史金淞与以往或者其他艺术家的最大区别在于,他并不屑于用象征符号来映射现实,也不是简单地用反讽表达不满,也不是与时代共鸣与重奏来表达时代的荒谬。

  他并没有像别的艺术家那样,用反抗既定的秩序来表达自己创作的价值,或者作为艺术家存在的价值,史金淞自己就是反抗本身,他从时间、存在、权力、文化···各个方面来质疑现实。史金淞并不是在简单地用艺术表现现实问题,而是试图构建一个艺术乌托邦,以对抗正在土崩瓦解的旧世界的秩序。这种艺术生产逻辑在博伊斯之后,已经见不到了。

  史金淞台北个展:一切坚固的都烟消云散了

  艺术家:史金淞

  策展人:廖廖

  举办单位:安卓艺术|台北市和平东路一段180号7楼

  展期:2018年4月14日-5月26日

(责任编辑:杨晓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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