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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俊川 :古籍版本鉴定的“两条路线”

2018-02-28 08:50:13 来源: 古籍 作者:艾俊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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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一本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书,《天演论》一纸风行,在十九、二十世纪相交的短短几年里,有多个版本流传。严复和严译的研究者对《天演论》早期版本多有论述,但似乎只有古籍研究者耿心先生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版本。 在《文献》1996年第2期《清末民初<天演论>版本及其时代特征》一文中,耿心指出,《天演…

  作为一本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书,《天演论》一纸风行,在十九、二十世纪相交的短短几年里,有多个版本流传。严复和严译的研究者对《天演论》早期版本多有论述,但似乎只有古籍研究者耿心先生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版本。

  在《文献》1996年第2期《清末民初<天演论>版本及其时代特征》一文中,耿心指出,《天演论》的光绪辛丑(二十七年,1901)富文书局石印本有一个清末雕版影刻本,“它保留了富文书局石印本的封面原署和卷末原署,版面有多处断版痕迹。”

  此本所以有趣,在于人们常用石印的办法来影印刻本,它却反其道而行之,用雕版的办法影刻了石印本,而且十分忠实,全书无一字增删,字体惟妙惟肖,连封面“光绪辛丑仲春富文书局石印”和卷末“后学庐江吴保初、门人南昌熊师复覆校上石”字样都照刻下来。由于书中没有再版信息,人们只有认真观察版面特征,比如“断版痕迹”,才能看出它是刻本而非“石印”,否则不易想到摆在面前的居然是一部“负责任的盗版书”。

  《天演论》是重要著作,用雕版翻刻石印本也是出版史上的少见现象,但本文打算把这些话题暂且放下。拈出这个例子,只是想作为版本学课堂上的一个顽劣学童,向先生提一个问题:对这类版本,该用什么办法鉴定?问题的背景,是当前古籍版本鉴定存在的“两条路线”之争。

  版本鉴定的内容,可参见书目卡片上的版本项:出版时间、出版人、出版地和印刷方式。含有上述完整出版信息的古籍不多,在保留至今的早期古籍中可以说很少;由于翻刻,古书的版本信息还往往失真。因此,鉴定就是要通过对古书的研究,获取出版信息,确认它的版本。而采用何种方法来完成任务,学者们的主张并不一致,甚至严重对立。

  在版本鉴定初兴的清代中期,孙从添(1702-1772)撰《藏书纪要》,即提出收藏古书必须“眼力精熟,考究确切”,要诀在一个“看”字:“凡收藏者须看其板之古今、纸之新旧好歹、卷数之全与缺,不可轻率。”凭眼力观察的方法一直在藏书家和贩书者中应用,也被人称为“观风望气”法。到现代,古籍版本学发展为独立学科,仍有学者坚持这一方法。如黄永年先生于2005年出版《古籍版本学》,主张建立版本鉴定方法和版本史相结合的学科体系。他提出的版本鉴定主要方法可概括为“三看”,即看字体、看版式、看纸张。该书248页,有214页在结合版刻史讲解各时期、各类型古籍的字体、版式、纸张特点,可见他对眼力观察的重视。

  也有版本学家不赞成此法。李致忠先生于2001年出版《古籍版本知识500问》,提出中国古书版本学要“以考证为自身的主要方法”,反对“把丰富的考证内容简单化为版本鉴定。而在版本鉴定中再进一步简单化为眼别真赝,凭直观的纸墨行款而加以鉴别”,并将偏重眼力观察的方法斥为“不良风气”、“误入歧途”。虽然李先生声明他的实际主张“是提倡人们掌握直观鉴定版本的技能,反对将其说神说玄并当作主要的或惟一的鉴定方法”,但他在500问答中只设计了一个与此有关的问题,即“依据版印的风格特点初步鉴定版本”。1:500,先生不愿多讲,学生们又如何“掌握直观鉴定版本的技能”呢?

  从两种鉴定方法在各自书中所占篇幅比例,能看出双方观点分歧之大。究其原因,应在于双方虽然都承认版本学的研究对象是古书,但主要应该针对古书实物,还是古书内容,大家认识不同,于是出现了两条研究路径。究竟哪一条路好走,要看谁更能为准确鉴定提供依据。

  从中国古籍的实际情况看,把古书作为实物来研究、重视眼力的鉴定方法,更为实用、有效。

  不像现代图书有标准版权页,古籍大多没有明确的出版信息。对这类书,考据也难有用武之地。有些书带有出版信息,如牌记、封面、刻书序跋等,但又受到翻刻的严重干扰,而翻刻是中国古代商业出版的基本生态。历代书坊都奉行拿来主义,只要看到某本书畅销,毫不客气,先翻印了再说,以至于重要版本都有不止一个翻刻本,到近代又出现影印本。如果这些翻刻、翻印本没有注明自身的出版信息,则所有内容都来自原本,此时出版信息再多,又能解决什么问题?白纸黑字,在文史考证中往往是真相之本,在版本鉴定中却可能成为错误之源。上述《天演论》算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如果不看字体、版式、墨色等实物特征,只相信文字,准会把这个不知何时谁氏的刻本当成“光绪辛丑富文书局石印本”,那就应了“一着不慎,满盘皆输”的老话了。

  在实践中,版本鉴定者相当大的精力都用来排除翻刻、翻印干扰。过去要区别原刻本与翻刻本、活字本与雕版翻刻本;今天在这些任务之外,还要区分古籍原本及其影印本。在此过程中,主要还得靠眼力、靠“观风望气”解决问题。这似乎有些“玄”、有些“神”,其实自有道理。书籍作为手工业产品,其字体、版式、纸张、墨色,都是印刷技术的产物。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印刷技术有差异,其印成品就会体现出这种差异。例如同为刻本,书写者的书法风格不同,刻出的字风格(模样)也会不同,这是“看字体”受到重视的原因。再如两个本子有原、翻刻关系,翻刻本必不能所有文字、图案与原本完全一致;又如雕版与石印是截然不同的技术,前者为凸版印刷,后者为平版印刷。版本鉴定所观望的“风气”,其实是反映在纸面上的印刷技术特征的痕迹,鉴定者利用这些痕迹,来判断书籍印制使用了何种、何时的技术,推断它的出版印刷情况。从这点看,版本鉴定所用的直接观察方法,更接近于技术,而非学问。

  强调考据,其实是版本鉴定从技术向学问升华的努力。清人洪亮吉(1746-1809)曾把藏书家分为五等:考订家、校雠家、收藏家、鉴赏家、掠贩家,其掠贩家的代表形象是:“眼别真赝,心识古今。闽本蜀本一不得欺,宋椠元椠见而即识。”版本学家对此评骘自然心领神会,人往高处走,谁不愿意脱离掠贩家队伍,加入考订家行列呢?而且版本学对考据也有迫切需求:依靠眼力只能对版本判断个大概,不可能达到绝对准确的程度,更不要说再高明的鉴定家也有走眼的时候。要使鉴定更精更准,只能借助于严谨细密的学术考据。版本鉴定无疑需要走 “术”与“学”相互融合、提高学术含量的道路。直接观察与文字考证,应相辅相成,而不是互相排斥。但无论如何,前者都是基础。如果还未对一本书进行仔细的直接观察,就试图通过文字内容来判定其版本,那会是一个充满风险的行动。

(责任编辑:洪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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