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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千之路:从摹古到开新

2018-01-31 16:53:03 来源: 中国美术报作者:张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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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月16日至3月4日,由中国国家博物馆、四川博物院和荣宝斋联合主办的“张大千艺术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行,共展出张大千作品132件(套),以“集古得新”“临摹敦煌”“大风堂收藏”“大千师友&r…

  1月16日至3月4日,由中国国家博物馆、四川博物院和荣宝斋联合主办的“张大千艺术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行,共展出张大千作品132件(套),以“集古得新”“临摹敦煌”“大风堂收藏”“大千师友”“大千用印”五个单元,系统展示了张大千一生的创作历程。

  张大千 自画像 1945年 四川博物院藏

  “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这是汉高祖刘邦的《大风歌》。20世纪中国画坛的艺术巨匠张大千既取其意,又撷明末清初画家张大风之名,将画堂命名为“大风堂”,他的阅历与胆识、勤勉与才情也可从中窥其一二。

  中国国家博物馆举行的“张大千艺术展”让这个寒风中的北京又“热”了一把。张大千这个名字,一出场便带有某种传奇色彩,官方和民间都流传着他诸多故事,拍卖场上也是屡战屡胜的“大赢家”。徐悲鸿说他是“五百年来第一人”;也有人讲,读懂了张大千,就读懂了半部中国美术史。但同时,他的成就又伴随着巨大的争议,时至今日,对他的讨论仍在继续。

  张大千存世作品有3万多幅,要从中选取132件展出,这样一个精彩的张大千,展览要从哪儿切入呢?四川博物院首席专家魏学峰告诉记者,展览选取了张大千艺术生涯的一个片段,主要集中在20世纪20至40年代的作品,即早期、中期临摹历代名家和临摹敦煌壁画时期的作品,这其实也是一代大师的求索之路。

  展厅入口,是张大千绘制于1945年的自画像,醒目的大胡子和细长的眉眼已经成为他的符号,看着橱窗外穿梭的观众,仿佛在诉说着那一段段过往旧事。那一层层清逸笔墨、一枚枚玲珑玉印、一幅幅金碧巨制将观众带入一个非凡的大千世界。对笔者来说,看展的过程也是重走了一遍张大千的求索之路。或许,他也曾在无数日夜看着先贤的大作苦苦寻求革新之法。

  展览似乎回答了一个问题:张大千是如何成为张大千的?

  临摹大师  真假难辨

  张大千原名张正权,1899年出生于四川省内江县的一个盐商家庭。他于擅长刺绣的母亲身边和二哥张善孖画案边长大,深受他们的影响。18岁暑假回家路上,张大千被土匪劫持,竟被迫当了一百天山寨“师爷”,却在此开启了作诗的启蒙。不久与二哥东渡扶桑,正式学画,张大千的天分开始显露,他临摹的名家作品《峻山高士》在日本博物馆展出时,日本人还以为是中国古代名画。

  未婚妻病逝后,张大千投身松江禅定寺,禅寺住持赐法号大千。却终因年少看不破红尘,临剃度时不辞而别,只带走了大千的名号。从此,大千这个气象不凡的法名,代替了他的本名,伴随了他传奇的一生。

  那时才21岁的张大千,并不知道脚下的路会将他带向何方。

  为了继续学习书画,张大千重返上海。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滩名家云集,他最终拜在前清名士曾熙与李瑞清的门下。二人也是著名的鉴赏家,并与上海藏家狄平子、庞莱臣等人交往颇深,加之张大千本人亦热衷收藏书画名迹,因此他得以开阔眼界,长期近距离领会古代绘画中的奥妙。

  其早期作品以模仿石涛为门径,遍学王蒙、盛懋、吴镇、唐寅、仇英、徐渭、陈淳、陈洪绶、董其昌、弘仁、髡残、八大山人、梅清、任伯年等人。在追摹前人作品时,真正做到了学古、融古、化古。凭借超强的记忆力和天才的灵气,他临摹石涛画作时,气韵意境都惟妙惟肖,甚至到了以假乱真的地步。

  美术大家黄宾虹可以说是最早被张大千画技蒙骗的人物之一。黄宾虹有一次在城隍庙古玩街看到一幅石涛山水长卷,觉得跟几天前在李瑞清家里所见真迹不相上下,甚至在技法上还略胜一筹,于是花一百元买下,直奔李瑞清家,请其观赏。不料站在一旁的张大千发现那正是自己仿制的作品,便向他说明个中原委,黄宾虹在惊讶之余,对张大千的才能大加赞赏。

  画家叶浅予曾说张大千是所有中国画家中最勤奋的,把很多古人的画都临过十多遍。“他是身上拔一根毫毛,要变石涛就变石涛,要变八大就变八大,要变唐伯虎就变唐伯虎。”台湾书画鉴赏家、史论家傅申说。

  张大千身兼书画家、鉴赏家、收藏家和作伪高手等多重身份,其书画收藏与创作有着紧密的联系。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张大千以唐寅、陈洪绶、石涛和八大山人等明清画家的作品为主要收藏对象。40年代之后,则尤其关注五代宋元名迹,收藏了包括董源《潇湘图》、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赵佶《祥龙石图》、王居正《纺车图》、王蒙《夏日山居图》等诸多名作。他自身的创作也明显受到这些藏品的影响,开始出现新的面貌。张大千与一般收藏家、鉴赏家的不同之处正在于,他不仅要了解古代书画的风格特征和传承源流,更要扩展自身的视野,扩大师承的对象,使历代名家、名作能为其创作所用。因此,要研究张大千的艺术源流和风格变化,就不能不研究他的收藏。观众也能在此次展览的“大风堂收藏”单元一览他收藏的陈洪绶《右军笼鹅图》、石涛《长安雪霁图》等重要的古代绘画藏品。

  

展出的石涛作品引起观众围观

  为从前人的作品中得到真传,张大千收藏古代真迹常常一掷千金。张大千的女儿张心庆曾说:“父亲特别喜欢古代艺术大家,如石涛、朱耷、唐伯虎、郑板桥等人的作品。只要是真迹,就不惜重金收藏,为此宁可不吃不喝,甚至搭上了安家置地的本钱。买来后就不断地钻研、临摹。”张大千拥有的石涛真迹最多。他曾对友人说,“收藏石涛真迹最多时约五百幅”。这些收藏作品此次也在展览中与观众见面,它们似乎见证了张大千伏案临摹的日日夜夜。

  在上海打响名号后,张大千来到北平。展览现场有一幅张大千1936年所绘的5米多的长卷《华山云海图》,这幅作品至今被荣宝斋珍藏。这幅作品仿佛为我们再造了一个古朴雅致的世界,而其诞生的年代,正是张大千创作的高峰期,他不仅在当时的画坛上享有“南张北溥”的美誉,还是当时北平画界的领军人物。据荣宝斋副总经理、荣宝斋出版社社长唐辉介绍,这幅作品他是用中国传统的青绿山水画法所作,而且是用金碧青绿山水,所用的颜色都是传统的矿物颜色,历经百年颜色仍非常鲜艳。这种大的青绿山水是中国古代传统山水画的一种,据说这种绘画技法到了张大千那个年代几乎已经失传。张大千在临摹历代大家的基础上,通过对自然山水的真实体验,揣摩古法,复原了这种传统技法。

  青城山顶  自我超越

  正当张大千技法不断纯熟,要大展宏图的时候,现实的环境让他的命运发生了重大的逆转。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沦陷。当时正租住在颐和园内的张大千被日本人困在了听鹂馆。日本人除了想利用他粉饰“东亚共荣”外,还想侵占张大千收藏的古画。几经辗转,张大千和他的24箱收藏最终逃离了北平,回到四川。这一年,张大千39岁,在生死相逼的日子里,他画了一幅自画像,题有诗句:画图留与后人看。

  1938年底,张大千带领全家人来到了道教圣地青城山,他们寄居在山顶幽静的上清宫。隐居青城山的两年,是张大千人生中很安静、平稳的一段日子。虽然受抗战的影响,日子比较清苦,但他在这儿潜心整理自己的画作,创作了近千幅作品。张大千这一时期创作的山水作品,都是水墨与青绿山水相融合,笔墨厚重,抓住了蜀中山水的特征。在他的心目中,幽幽青城山一直是家乡美丽自然风光的典范,他将山野中这种葱茏青翠的独特气象挥洒在了画纸上,到了青城山以后,他感觉到自然的这种青色,远远比他看到的那种画卷上的东西更美。张大千的青绿山水画,不断超越过去临摹仿古的束缚。

  然而,进入壮年时期的张大千却感到了一丝山穷水尽的落寞,从走上绘画之路开始,他就处于一个中国社会与文化激烈变革的时代,画坛上关于中国画绘画改良的论战未曾停歇。但对中国美术史有很深研究的张大千,没有发表任何文章加入到这场论战中,他当时是想以一个艺术家的艺术实践来证明这一切。

  面壁敦煌  三年得法

  此次展览的亮点之一,就是张大千在20世纪40年代所临摹的敦煌壁画作品。游走在此单元,那些细腻、精确的线条,看起来飘逸、轻松,但想象一下当时敦煌石窟的环境,每下一笔都是眼力、耐力的较量。

  1941年,张大千一行人踏上了西去敦煌的漫漫长路,此去敦煌,他希望能为自己的艺术找到一个新的面貌,打开新的路径。为成此行,他变卖家产,甚至债台高筑。

  张大千在莫高窟看到了真正的中古时代的壁画,那些金碧辉煌的色彩、规模宏大的场面和栩栩如生的人物彻底征服了他,他终于找到了挣脱传统藩篱,实现自我突破的法门。原计划两三个月的行程,没想到一待就是两年零七个月。

  从此之后,张大千就在敦煌过起了苦行僧般的生活,用他自己的话说叫做“面壁”。按照他的愿望,他要把每一个洞窟的壁画都临摹下来。

  展厅现场

  那时,清晨入洞,直到夕阳西下才离开,成了张大千每日的状态,不修边幅,乃至蓬头垢面,就是他当时的写照。近三年的工作,不仅极其艰苦,而且花费惊人。

  敦煌地处大漠,缺食少穿,冬天滴水成冰,还常有兵匪骚扰。洞内光线暗淡,“白天八九点钟,敦煌的太阳射进洞里,一到午后,太阳往南走光线就暗了”,张大千要一手秉烛或提灯,一手拿笔,往往需反复观看多次才能画上一笔。87岁高龄的原中央工艺美院院长常沙娜在展览开幕式中追忆了父亲常书鸿与张大千先生在敦煌的往事:“当时张大千先生鼓励父亲,让他要在这里长期保护和研究敦煌石窟,说‘我走了但你要一直在这里,这会是一场终生的无期徒刑’。”当时敦煌条件艰辛,张大千甚至给其父亲留了一张“找蘑菇”的藏宝图。

  此次展出的临摹作品中,不乏超大尺幅的作品,最大的一幅《临晚唐劳度叉斗圣变》长9.25米、宽3.45米,需要用一整面墙展示。为了完成这些尺幅巨大的作品,张大千专程从塔尔寺请来五个喇嘛,这些喇嘛掌握一种缝制画布的特殊技艺。敦煌千佛洞的壁画高数丈,张大千带去的纸根本不够长。缝布会有针眼,画布缝紧后针孔更明显,但塔尔寺的喇嘛却能缝得天衣无缝。这些画布缝好后,加上一层用羊毛熬成的胶和生熟石膏,干后再用光滑的鹅卵石打磨,正面反面涂很多次,制成后不仅光滑,下笔不涩,用墨不渗,也利于保存。石青、石绿等颜料都是由昂贵的绿松石研磨而成的。临摹期间,仅颜料就用了千百斤,为此张大千卖掉不少珍藏的古字画和自己的作品,还向人举债5000两黄金,直到20年后才还清。

  1943年10月,张大千用20余头骆驼载着临摹的276幅壁画离开敦煌,这些作品涉及佛像、菩萨像、佛本生故事、说法图、经变图、供养人像、藻井装饰图案等多种题材。回到四川,张大千完成了20万字的学术著作《敦煌石室记》。在敦煌期间,张大千为敦煌石窟编号,共编309窟,是第一位完成这一工作的中国人。

  回到重庆后,张大千便开始展出自己的敦煌临摹作品,陈寅恪评价他“虽是临摹之本,兼有创造之功”。在张大千的呼吁和于右任倡议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于1943年成立。

  临摹敦煌的经历,使得张大千的艺术创作产生了极大的转变,人物形象更加饱满生动,线条流畅而富于变化,赋色浓艳又不失端庄。作品带有了更多职业画家工细、富丽的风貌,与单纯的文人画风拉开了距离。这些作品分别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展出于兰州、成都、重庆、日本东京、法国巴黎等地,为世人了解敦煌艺术的伟大成就提供了契机。

  后面的事情似乎顺理成章。1949年后,张大千周游欧洲列国,大批敦煌临摹古画,是其在海外一炮打响的最重要武器。而他半生漂泊海外,却始终长髯飘逸,马褂加身,再未归家。

  中国传统的文人绘画、青绿山水、云山画派,敦煌佛教艺术色彩的影响,再加上师法自然的心得,最终使张大千创作出晚年的泼墨、泼彩的青绿山水风格,开拓了中国水墨画的新纪元。经过几年的潜心探索,张大千的画作实现了具象与抽象之间的融合,把古老的中国传统绘画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现代境界。他从先人绘画中找到内变的动力,在求索之路中找到属于中国人的文化自信。

  千秋万岁 寿山冻石章

  正如中国国家博物馆馆长王春法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所说,张大千先生一生有三万多件作品存世,其中以泼墨、泼彩作品最能代表他摹古出新的艺术风格,在中西艺术碰撞融合的语境中,赋予了民族艺术新的时代特征。

(责任编辑:段维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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