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是历史的绝唱、民族的乡愁。对于文物大省来说，保有量大、保护率低，低级别文物的命运与捉襟见肘的文保工作，成了横亘在眼前的现实难题。理论上的有效保护难以全面覆盖，远景中的高效保护难以快速达到，这都倒逼地方部门创新管理思维、探究精准路径。

　　有数据说，安徽省现有国家历史文化名城5座、历史文化名镇8个、历史文化名村19个，省级历史文化名城9座、历史文化名镇12个、历史文化名村25个。根据安徽新规，有能力的单位或个人可以采用认保、认养、认租、认购等方式，参与历史建筑的原址保护;而历史建筑亦可根据自身特点，开展多种形式的利用，比如纪念馆、展览馆、博物馆，以及文化创意产业、地方文化研究等场所。简言之，只要能原址保护，市场化的手段、产业化的运作，都可以在合法合规的情形下开展。

　　事实上，在共享经济年代，以众筹思维解决公共管理资源掣肘、能效不足的问题，确实是个好主意。某种意义上说，与其放任历史建筑在岁月洗礼中“雨打风吹去”，倒不如从狭隘的敝帚自珍格局中走出来，以群策群力的方式呵护好文化遗存。无独有偶的是，今年3月11日，山西省政府亦印发了《山西省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利用“文明守望工程”实施方案》。截至4月底，已有42家民营企业和个人报名参与认领认养文物。

　　社会力量参与“文物认养”，这固然是一桩公益事件，但如何保障“认养”的初衷不至于跑偏呢?常识告诉我们，公益“认养”有两个需要警惕的结果：一是认而不养，徒有形式。比如植树节“认养”的小树苗，不少地方挂个牌子、交点钱就了事——死活不论，壮瘦不管。二是“认”来发财，暗度陈仓。资本与文保勾兑，圈地成私家别院。此类前车之鉴，并不鲜见。于此而言，厘清“文物认养”的权责边界，是需要公众参与并讨论的大事，在没有共识之前，恐怕不能简单一纸协议了事。

　　“文物认养”当有两个前提：一是保护为先、商业为后;二是“认养”不仅要有规矩，还要有“禁区”。一句话，新时期的基层文物保护工作，既要脑洞大开创意无限，又要秉持原则恪守底线，有所为有所不为。(邓海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