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在没有电话、网络的时代，除了口信，人们之间的联系只能靠一封封亲笔写下的书札维系。

　　其实，中国早期的书法史几乎都是以书信写就的，西晋陆机的《平复帖》是中国最早的法帖墨迹，被称为“法帖之祖”，它即是陆机写给朋友的一封信;而王羲之、献之父子留下的书迹，不论是墨迹还是刻帖，几乎都是信手所写的书札。书札有别于书法创作，它书写起来更为自然随意，体现了作者最原始而不假修饰的书写习惯与书法面貌，从另一个侧面体现了这些书家的艺术风格。留存于世的这些书札，短小精美，犹如吉光片羽，是中国书法史长河源头最美妙珍贵的曦光。

　　因此，古人传世的书札不仅是宝贵的艺术作品，更是重要的一手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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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代中期，有一群生活在吴门地区(今苏州一带)的文人，他们才华横溢，能书善画，自成一派，被后世称为“吴门画派”。吴门文人彼此关系错综复杂，姻亲、师生、朋友、同僚、父辈世交……构成了一个巨大的朋友圈。他们之间来往密切，留下了许多或有趣、或深情的书信，上至艺术探讨，下至世俗生活。然而，史料记载毕竟有限，这些传世书札正好填补了空缺。比起史料里记载的寥寥数语与民间传说的神奇形象，这些存世书札，还原了那个时代一个个有血有肉、鲜活的吴门艺术家。

　　上海博物馆收藏有大量明代名人信札，尤其是明代吴门地区书画家的信札，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异常精美，以史料价值而论，这些信札的内容上至朝政民生，下至家事儿女，或文章酬唱，或艺苑交游，几乎无所不包。8月3日，由上海博物馆举办的“遗我双鲤鱼——上海博物馆藏明代吴门书画家手札精品展”正式开展。该展览遴选出上博馆藏明代吴门著名书画家手札精品49通，其中许多是首次面世，既富有史料价值，又是精彩的书法作品，全面地还原了当时吴门书画家的点滴生活与艺术创作。

　　此次特展主要分为“现实生活”与“艺术世界”两部分，展出的手札中，记录着艺术家们为自己营造精神桃源的只言片语，记录着他们与各色人等的往来，以及在各种事务之间周旋的冗烦与艰辛。文徵明、唐伯虎、祝枝山等这些性情洒脱的风流才子，不只有翰墨风流和丹青雅尚，也有常人的苦乐与平凡。

　　文徵明，在后人印象中他是诗、文、书、画“四绝”全才。此次展出的《致妻札》是文徵明写给妻子的一封寻常家书，从中就可以看出其不为人熟知的那一面，他在信中不断对妻子絮叨着族中不知何人的出殡事宜，同时叮嘱妻子查看棺椁有没有做好，在银钱上不要与大房计较等琐事。如此细琐而真实的记录，让他的形象顿时生动起来。

　　各种民间传说中为人熟知的“风流才子”唐伯虎，曾因弘治十二年科举案被牵连入狱，而时任翰林的吴宽出于心怀惜才之心，致信当时的浙江布政司左参政欧信，恳请他对唐寅照顾一二。从展出的《吴宽致欧信札》，既可见到当时这段公案的片段，也能感受到吴宽此人的宽厚仁心。

　　不仅如此，我们还能在这些往来书札中，看到这些文人是如何邀约喝茶、赏月、作诗、吃饭的。在《文彭致钱榖札》中，文徵明长子文彭雨中突发雅兴，以新茶邀钱榖前来小坐共赏册页，他在信中说：“雨窗无事，思石翁册叶一看。有兴过我，试惠泉新茶，何如?”尽显文人间的清新小趣味。

　　再看《沈周致祝允明札》中，明四家中的“老大哥”沈周对小辈祝允明的新作赞不绝口，直言可超过唐代的白居易和元稹。不过盛赞之余，提到酬劳却是不甚爽快，饶是沈周也只能用“缠头之赠恐是虚语”结语，报以“呵呵”一笑的态度。

　　吴门文人的形象，文献记载中太过冰冷，民间传说里又过于荒诞，一切都只是道听途说。而在他们的私人书札里，这些屏障通通被打破，一个个鲜活立体的人物，仿佛伸手可触;一段段真实的生活片断，仿佛重现在我们眼前。

《文彭致钱榖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