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卫的《花样年华》，改编自刘以鬯的中篇小说《对倒》。迄今港台拍得最好的几部上海电影，除了王家卫这部，还有侯孝贤的《海上花》、关锦鹏的《阮玲玉》、《红玫瑰与白玫瑰》。香港文学和电影是上海现代主义在1949年后的继承者，除了白先勇的《金大班的最后一夜》，台湾与此传统无缘，直到杨德昌的《独立时代》，台湾由乡土文学直接切入了后现代主义，就像80年代后期格非、马原等人的先锋小说，直接由乡村叙事切入现代主义。上海的现代主义孕育于纯都市生活，它不是由文本的叙事技术绕过日常性切入的，因此台湾和大陆80年代的先锋文学，没有日常性经验的支撑的，它实质上是前现代的乡村经验与先锋叙事技术的结合，但香港70年代的都市丛林以及上海的移民人群维持了上海三、四十年代现代主义的延续性。上海的现代主义文学和电影，以一种日常性的都市主义气质摄人心魄，它几乎无需欧洲现代主义以意识流、超现实主义和达达主义的形式主义凸显语言身份。

　　1949年前后上海、香港的现代主义，其实质是一种现实感的都市主义，王家卫的《花样年华》，从内容上说是一种现实主义。现实主义可分两种，即戏剧性的现实主义和日常性的现实主义，前者指作品要靠波澜起伏的历史变动和戏剧化的人生变故来支撑叙事的激情，后者则是故事中的人表面的生活平淡无奇，内心的情愫虽波澜起伏，但人际处在一种若有若无的暧昧性，就如《花样年华》，男女处在一种道德化的暗示及冲动，但最后什么也未发生，大家带着惆怅没入都市孑然孤独的人流中。虽然形式上吸收了MTV的影像叙事，但叙事内容是现实主义的，一切遵从现实中多数人的日常性，内心涌动而包裹在都市的日常仪式中。但这似乎是20世纪上海、香港的现代主义的魅力，不借助先锋派的形式主义，而是表现为一种精神特质上时髦而保守的都市主义，其真正的根基在于影片中说纯正上海话的房东太太及其保姆，大家在一个楼里亲如一家，一起打麻将，吃彼此做的拿手点心，互赠礼物，嘘寒问暖，搬离后的回访，它是一种保守的现代主义，不是波德莱尔式的颓废和波西米亚，但这个石库门结构中亦藏身于黑道、共产国际和革命者，后者最终毁掉了上海、香港保守的现代主义之黄金岁月，这个梦到周星驰的《逃学威龙》彻底破碎，王家卫、关锦鹏们作为上海裔的香港移民二代还执着于一种影像记忆的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