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拍品《行书康熙临米芾书》

　　近年来，清代皇帝御笔书法行情不断走高，在拍场时有涌现，但鱼龙混杂赝品充斥的现象也非常突出。在2016春拍上，某拍卖公司就上拍了一件康熙《行书临米芾书》，并以632.5万元的高价成交。但对比首都博物馆藏的真迹康熙《临米芾书》，就显得漏洞百出拙劣无比了，真伪有天壤之别。

　　清代帝王的书法热

　　在清代12个帝王中，擅长书法的有康熙、乾隆、嘉庆、道光等，但若论书法功力最高、对传统学习最深者，当非康熙帝莫属。在这几位擅长书法的清帝中，康熙和乾隆以行书见长，而嘉庆和道光则以楷书出众。清代皇帝对书法的学习源自于顺治帝福临，但由于其在位时间短，留下的书法不多，目前看到的顺治书法主要以欧体为面貌，书法属于清秀爽利一路，初具一定水准。

　　从康熙帝开始，才真正开启了清代皇家对书画的全面学习和传承，一方面得益于康熙在位61年，同时更源于康熙个人对书法的热衷。

　　据记载，康熙把书法作为日课，每日都临习1000字以上，常年坚持不懈，书法俨然成了他的一大个人爱好。“听政之暇，无间寒暑，唯有读书写字而已。” 当时詹事府的詹事沈荃以善书著称，康熙帝便经常召他至懋勤殿切磋书法，并令他写大字、小字、草书《千字文》和《百家姓》进呈，以便于摹写。

　　康熙16年，随着平定三藩战事出现转机，康熙帝对治理国家有了新的想法。在崇尚理学的同时，公开提出“修举文教”，以文学和书法来塑造自己的儒雅之气，于是命翰林官将“所作诗赋词章及真行草书”不时呈上来，以便研修。康熙帝还下谕大学士明珠：“朕不时观书习字，近侍内并无博学善书者，以致讲论不能应对。今欲于翰林内选择博学善书者二员，常侍左右，讲究文义。”经反复酝酿，最终选定张英、高士奇两人入值南书房，陪侍左右，修习书法。为方便自己不时宣召，还下令在皇城内拨给房屋居住。

　　康熙学习书法涉猎广泛，除对米芾、赵孟頫两家临习较多外，受书法老师沈荃的影响，推崇董其昌书法。河北省博物馆藏的《行书五言诗轴》，端庄而不失灵动;上海博物馆藏的《行书五言诗》，明显是董其昌书风;首都博物馆藏的《临米芾书》，则各种书体兼有，属于康熙自己的意临。综合康熙书法看，基本以行书或行楷为主，总体上追求端庄秀美，并不以险峻示人，即便是临米芾书，也不是夸张的倚侧，而是以平正为主，这跟康熙的书法审美有很大关系。

　　假御笔频现拍场

　　再看拍品《行书临米芾书》，用笔过分张扬，虽然有康熙帝书法惯用的长竖的笔法，但因过分雄强，而少了几分秀气。真迹《康熙临米芾书》，其实是有董其昌书风的影子的，像“分”字和“桐”字，明显是董其昌的书法用笔。拍品圆笔过多，而真迹运用了过多的方笔，两者在用笔上差异还是很大的。拍品有过多颜真卿书体的痕迹，而康熙本人的真迹或临摹古人书法，都没有太多颜体的风格，这一点相当明显。

　　最露马脚的是，拍品《行书临米芾书》的落款“临米芾”三字，明显是另一人所写，与正文书风不符。首都博物馆藏的真迹《康熙临米芾书》，卷尾的“临米芾”三字，与正文书风统一，协调自然;而拍品则落款与正文完全不搭调，显得突兀生硬。仔细查看，“临米芾”的“芾”字，末一笔中竖还出现了拙劣的补笔，这就更令人匪夷所思了。而康熙的书法，都是一气呵成的，从来没有补笔出现，拍品落款“临米芾”的“芾”字由于最后一笔没有写好，又补了一笔，反而弄巧成拙。

　　尤为可笑的是，为了证明拍品来历可靠，还煞有介事地弄了方恭亲王的鉴藏印，拍卖公司在展览说明上还写着曾“参加2015年某私人美术馆《康雍乾宫廷艺术大展》”，这就令人非常蹊跷了。之前大肆宣传炒作一番，但马上就放到拍场上，自己不要了甩给别人，对这种换手伎俩要小心警惕。可见，对古书画还是要更多关注书画本身的真假，不要被不靠谱的著录、宣传所迷惑。

　　近年拍场上的假康熙御笔，主要有康熙临米芾书、康熙临董其昌书、康熙临赵孟頫书等，尤以康熙临米芾书最多，但大多是不靠谱的赝品。除此以外，大字匾额也不在少数。

　　由于市场对皇帝御笔书法的热衷，导致近几年国内拍场上的康熙御笔屡出高价，如《赋政于外》1242万元，《雨后见桃花诗》621万元，《临米芾五言诗》460万元，《行书孟浩然诗》460万元，《行书临董其昌》402.5万元，《克昌厥后》345万元，《行书杜甫诗句》333.5万元，《行书椒园》299万元等，但这些高价拍品中究竟有几多真迹，实在令人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