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5月，钱锺书、杨绛的女儿钱瑗出生。钱瑗后来成为北京师范大学英语语言文学博士生导师，她治学严谨，深受学生爱戴，开创了英语“文体学”。1997年3月4日病逝。

　　钱瑗在北师大英语系工作，也像杨绛一样，为他人忙得像陀螺，没有自己的时间。1995年春夏，钱瑗开始咳嗽，只当是感冒;当年秋冬腰疼加剧，起不了床，也只当是挤公交闪了腰。直到1996年1月，她连站立行走都已困难，住进北京胸科医院，临走前还轻松地对杨绛说：“妈妈等着我，我很快就回来。”3月，确诊是肺癌晚期。

　　那时钱锺书住在北京医院，钱瑗的医院在西山，两个医院相隔很远。杨绛是又伺候钱锺书，心里又想着女儿。钱瑗瞒着妈妈，只说是骨结核。杨绛明白女儿可能时日无多，但又瞒着钱锺书，说女儿能治愈，一年或八个月就能好。钱瑗借故不让妈妈去看她，怕妈妈劳累，也怕妈妈见到她的惨状伤心。两人好不容易见面，妈妈看着女儿，女儿看着妈妈，一句话都没有。

　　1996年11月3日，医院给钱瑗发了病危通知，钱瑗的第二任丈夫杨伟成告诉了杨绛。8天后，杨绛到北京医院照顾钱锺书，钱锺书忽然对着她背后大叫了七八声“阿圆”，然后对杨绛说：“让小王送阿圆转去。”杨绛问：“回三里河?”钱锺书摇头，杨绛又问：“西石槽?”答：“究竟也不是她的家，叫她回自己的家里去。”杨绛答应转告圆圆后，他才安静。此后，钱锺书不再呼唤阿圆，也绝口不问女儿的病情。

　　杨绛最后一次见女儿是1997年3月3日。第二天下午，钱瑗就在安睡中去世了。杨绛还得到医院看钱锺书，只能在心里为女儿送行。她最大的难题是怎么告诉钱锺书。百般思量，起初继续装作女儿依然安好。过了4个月，见钱锺书身体较好，杨绛才花了一个星期，一点一滴说出来。“圆圆现在没病了”“她没痰了”“她不咳嗽了、能安眠了”，以及她如何比爸爸舒服。其实杨绛第一天说时，钱锺书心里就明白了，但到第七天明说“她已去了”，钱锺书还是体温立即上升。不过，钱锺书从此也就心安了。杨绛问他：“若我聪明点，还能骗你吗?”当时已经不能说话的钱锺书摇头。杨绛又说：“我要写一个女儿，叫她陪着我。”

　　一年后，钱锺书去了。杨绛兑现对钱锺书的话，开始写《我们仨》。在她温润细腻的笔下，女儿活了，与妈妈相依相偎。写到动情处，杨绛的泪水落在纸上，不能自己。2003年，《我们仨》出版，扉页上一句“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叫多少人读之泪下。

　　如今漫长的送别终得团圆，唯愿先生千古，永得安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