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创作中，毛笔无疑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书家必定要选择适合自己的好笔来挥洒。不称意的笔就如弯曲的筷子、腐朽的竹篙，费力不讨好，这也是米芾的体会与告诫。

　　书家碰到不称意的毛笔必换之为快，这往往能在历史中找到许多生动的记载。鲜于枢在其所书《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款文中抱怨毛笔质量低劣，以致换了三次笔才写完这首诗。其跋文曰：“右少陵《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玉成先生使书，三易笔竟此纸，海岳公有云，今世所传颠素草书狂怪怒张，无‘二王’法度皆伪书。”鲜于枢对器材十分讲究，在其《赠笔工范君用册》中提出“百工之技，唯制笔难得其人”。他还分析其原因在于制笔要求通晓书法，而书法太难通。他在文中还批评了制笔因为贪利而失败的现象，告诫范君用不要重蹈覆辙。

　　更为糟糕的情形发生在王宠书《王昌龄诗》的时候，为了写完这件作品他竟然换了八次毛笔。明嘉靖五年(1526年)，王宠应朋友之请，书写王昌龄诗十二首。所用的纸为吴中新制的蓝色粉笺纸，此种纸极易损坏毛笔，以致他八易其笔才写完此卷。由此可想见纸笔不合给书家带来痛苦与无奈，亦见书家对笔极高的要求和敏感。由于频繁更换毛笔，此卷后半部分明显比前面字形大了许多，其章法的整体性受到了一定的破坏。王宠在此卷尾跋道：“年甫简持此卷索书，乃吴中新制粉纸，善毁笔，凡易八笔，方得终卷，中山之毫秃尽矣，勿怪余书不工也，当罪诸纸人，王宠识。时丙戌十月既望。”言外之意，我书法不佳的原因在于纸张太差了。

　　为了适应新的情形，书家不但要择笔，还要参与制造毛笔或改善毛笔。张芝习书勤苦，家中的帛必先书而做衣。他以帛习字，取其篇幅宽大，行笔使于驰纵。可是未煮练之帛为生帛，比之简牍，吸墨既快又多，故他改良毛笔的蓄墨量，使之适应于缣帛，且能连绵而书，墨不枯竭。张芝改良毛笔使用生帛无疑促进了章草转变为今草的进程。其一，绢帛面积大，提供了多行并列书写的可能性，这自然要求书家关注行与行之间的章法关系，章法必定影响到单字的结构与用笔问题。其二，改良的毛笔蓄墨多，绢帛吸墨较快，这必然影响到行笔速度与书写的连贯性，从而使字字独立、结构端庄的章草慢慢演变为连绵飞动的今草。

　　就书家而言，笔不佳亦不利，久之易坏手法，以致形成不良的手势与笔性，后患无穷。纸墨不佳，亦有此弊端。元末孔齐在《至正直记》中说：“笔不好则坏手法，久而习定，则书法手势俱废，不如前日矣。……此吾亲受此患。向者在家，有荆溪墨、钱塘笔，作字临帖，间有可取处。及避地鄞县，吴越阻隔，凡有以钱塘信物至，则邏者必夺之，更锻炼以狱，或有至死者。所以就本处买羊毫苘麻丝所造杂用笔，井市卖具胶墨，所以作字皆废。”由此足见差笔劣纸的危害之大。笔者亦有同感，以前多在生宣上练所谓的“控制力与功力”，以至于碰到好纸反而不习惯使用，并形成了许多不良的用笔习惯。当然，史载颜真卿以黄泥练字，怀素年轻时用芭蕉叶及木板练字，是出于受经济条件限制，当不在本文分析之列。

　　按常理而言，书家必择笔;然而，历史上也有不择笔而佳的现象。据史载，褚遂良非精墨佳笔不下笔，而欧阳询、虞世南、裴行俭等书家不择笔且能随心所欲。尤其书写行草书时，不择笔的现象更为多见。究其原因，书家灵感涌现，激情四射，偶然欲书，不择纸笔，这是“无意于佳乃佳”的心理现象。周星莲主张“废纸败笔，随意挥洒，往往得心应手。一遇精纸佳笔，整襟危坐，公然作书，反不免思遏手蒙。所以然者，一则破空横行，孤行己意，不期工而自工也;一则刻意求工，局于成见，不期拙而自拙也”。笔墨精良固然能激发创作欲望，然而精纸佳笔也可能因主体过于在意而适得其反。废笔败笔，任性挥洒，不期佳反而达到了佳境。

　　不过，书家不择笔不是通理。陈槱认为“余谓工不利器而能善事者，理所不然，不择而佳，要非通论”。可见，“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是理所当然的，而不择器材只是特殊现象，而非普遍规律。

　　必须交代清楚的是，书家不择笔并非不择优劣，而是不择新旧。佳笔即使用秃了旧了，仍具有尖齐健圆的优点，依然能得心应手;劣笔即使新的也不能称心如意。所以王右军父子非宣城陈氏笔不书，韦诞喜用张芝笔，东坡喜用杭州陈奕笔，指的就是这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