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性”显然是20世纪初特定历史时期、特定文化背景下的新概念，也是民族文化在西方文化冲击下表现出的一种无奈。“绘画有民族性而无时代性”，是黄宾虹对中国画发展方向的认识和主张，对于民族性的解释，黄宾虹说：“国画民族性，非笔墨之中无所见。”“尝悟笔墨精神千古不变;章法面目，刻刻翻新。”“屡变者体貌，不变者精神。精神所到，气韵以生。”这里的笔墨显然无关乎方法和技巧，而黄宾虹所称的笔墨精神更着重精神二字，是以文人画主体意识为中心，笔墨所呈现的审美特质和精神象征以及以写意为主的表达方式，并将其视为民族性、中国画学不变的根本。

　　黄宾虹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更着眼于内部的推动和外部的兼收并蓄，对于全盘否定传统文化的新文化运动，他在给弟子及友人的书信中多少还是表达了他的不满。“自欧风东渐，三仓文字，经传诵习，常图废弃，而通俗之文，仅识教科书与广告画耳。空疏无术者又以推倒古人，自己独造为能，种种荒谬风气流行，而古法荡尽矣。”可见他的绘画民族性的主张出自对传统文化的忧患意识。黄宾虹对传统文化的熟谙和对画学理论的融会贯通，使他有足够的把握和自信立足于本土文化，坚信传统画学有足够的创造空间。正是他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底再加上敏锐的艺术洞察力，才确立了他对绘画民族性这一主张。

　　对待西方文化，他始终持一种比照、参考和研究的态度，反对将西方文化入主中国文化。黄宾虹在给傅雷的信中曾道：“仿古之画即将推翻(应该是指四王及其追随者)，而折衷一派不东不西(这里应该是指改良派)，国画灵魂早已飞入九天云外，非又大魄力者拯救疾苦。”“历史沿革，古既难废，时习之以为新者，皆中国古人所唾弃。”针对当时改良派的主张，黄宾虹极力提倡绘画民族性，反对中国画走西方化的道路，他称欧美之画是“以艺为画”，中国之画是“以道为画”，并说：“中国非无艺事之画，自来重道轻艺，……”尽管黄宾虹表现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绝对自信和坚守，但他并不拒绝研究新事物、接受新事物。首先他的内美理论与西方现代派艺术不谋而合，他又把传统画学中的以形写神、遗貌取神的精神与西方抽象绘画相对应。尽管没有明确的证据证明他在自己的绘画中融入了西方绘画的元素，但从他晚年的多幅作品里，看到了隐现于幽黑的、层层积染的笔墨间的斑驳色彩，这种不具备任何形象、也不附着于任何物象的色彩，似乎只能在西方印象派绘画中才能看到。那么，这里便有一个极有意思的现象，否定中国文人画传统的改良派拿来的却是西方旧有的写实传统，而坚持中国传统画学的黄宾虹，所看重的却是西方新兴的现代派艺术。

　　针对那些急于改变中国画现状，而对传统弃置不顾，一味求变的人的一种心理，黄宾虹说：“故言笔墨者，舍置理法，必邻于妄，拘守理法，又近乎迂;宁迂毋妄。庶可以论画史变迁已。”黄宾虹一生致力于传统画学的研究，他对传统画学的责任意识及对中国画未来发展的谨慎态度，使他在守常与达变，继承和发展的关系上立足于绘画民族性这个不变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