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hang Du (about 1830-1904) was a painter from Zhejiang Province during Qing Dynasty. He was not so famous in art history, but modern landscape painting master Huang Binhong showed great interest to his painting stories and mentioned him repeatedly in his works. This paper give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life of Zhang Du with the help of various documents and his extant works.

　　张度，一位湮没不彰的晚清书画家，在多数美术史研究者眼里恐怕也很陌生。翻阅《黄宾虹文集》，却屡屡见到张度(叔宪)这个名字：“清至道咸之间，金石学盛，画亦中兴，何邨叟、翁松禅、赵叔、张叔宪约约数十人，学贵根柢，不为浮薄浅率所囿”①;“清代自四王、八怪，蹈入空疏，法度尽失，道光、咸丰，学者奋发，画如包慎伯、林少穆、赵之谦、张度、郑珊、何绍基、吴荣光、翁松禅，合于正轨”②;“清道咸以来，包安吴、赵叔、张叔宪、翁松禅书名鼎盛，论者各有异同，敝箧有其书，尤酷嗜其画，均从书法中悟出……”③。

　　黄宾虹先生一生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发表过卷帙浩繁的美术理论著述，在美术史研究上往往有独到的见解，以致于当时有人但知其为研究美术史的专家，而竟不知其能画画④。在黄宾虹画学理论中，“道咸画学中兴”是个令人关注的命题，此说发人之未言、启后人之多思，是黄宾虹美术史学上最重要的观点之一。张度作为“道咸画学中兴”的代表画家，黄宾虹屡屡将其与何绍基、包世臣、赵之谦、翁同和这些书画史上鼎鼎大名的人物并列，可见他在黄宾虹眼里的重要地位。

　　查张度资料，仅《寒松阁谈艺琐录》、《韬养斋笔记》等数书有简略记载，也大多辗转传抄，更因其书画作品亦不经见，故知之者甚少。

　　张度(约1830-1904年)⑤，字吉人，号叔宪，又号辟非，晚号辟非老人、抱蜀老人、松隐先生，自署无意识界老衲，浙江长兴雉城人。曾官清兵部主事、湖南候补知府、刑部郎中等职。早年家境尚殷实，祖父在京为官数十年，张度亦随居京中。到其晚年，家道中落，自言贫病交加，但他雅怀高蹈，甘于清贫，究心学问，沉迷书画。他在给二哥的一通信札中写到 “天下事不难办者有钱也，有官即有钱，弟本有官而不赴，何也，志不同也，生平不慕荣利……若肯苟且图就，机不胜数”。虽然当时朝中权贵如张之洞、王文韶都有意提携，他却“斥之”、“讥之”，认为 “当此之际，欲铩羽翮于樊笼，仰鼻息于俗吏，其势实有所不能” ，“科第爵禄乃身外物，俗人趋之若鹜，君子不谈也”⑥。可见其为人之清峻。张度之贫，并非衣食无着、穷困潦倒之贫，其家富收藏，与潘伯寅(祖荫)、陈寿卿(介祺)研究金石之学。他在给二哥信札中就有托其买书以及任熊、任熏书画之事，并称，一年中买书画等的费用要占三分之一。除了不善理财，张度之贫与其酷嗜金石书画有关。

　　张度早岁科举不第，后来欲念已除无心应考，惟寄志学问，专心研究金石书画。据长兴地方史料记载，张度自幼勤学不倦，少年即精于鉴别古今书画，精小学，工书画。初学汉魏等碑帖，继获汉《梁鸿孟光之墓碑》、《抱蜀碑》，临习不已，书艺益精，尤工八分，笔势恣横。所书《公方碑》，淳朴而华茂，拙朴而变化，自成一家。当时京畿仕宦之家，竞相求取张度书画。

　　道咸之际，金石学大兴，特别是包世臣《艺舟双楫》的大力倡导下，上古至秦汉金石文字被引入书法艺术，给书坛带来新的生机，学书者莫不以碑版为宗，涌现出一批独具个性的书法家，张度即是其中的代表。他擅长金石考据，精于篆隶，临写了大量的汉魏碑刻。长兴县档案馆藏有其书于光绪三年册页八开，篆、隶、真、行各体咸备，篆书一开冶石鼓金文于一炉;隶书写汉魏四体，既有临写，又有放笔而拟大意者;真书则出入颜欧之间;行书兼取魏碑笔意，风格多变。湖州市博物馆藏有其“乐与时俱请上雅寿，福随德备动协嘉祥”隶书八言联，取法汉隶，笔势雄阔，真气弥满。另一幅“苍穹本是清气之影，黄庭原非晋贤所书”行书八言联，亦行亦楷，又掺以隶意，直探古法，金石气十足。从作品来看，张度的书法跳脱出古人的拘束，气势开张，笔法雄强多变。

　　据记载，张度“年逾五旬，始从事绘画。山水笔意沉着，设色古厚。所作人物有汉画像意”⑦。现见到张度较早的一件山水画是作于光绪四年(1878年)七月的《溪山胜概》图卷，时年张度48岁。该图“写赠茗笙少司马尊兄先生，时公将归武林”，茗笙即朱智，浙江钱塘人。咸丰辛亥举人。由工部主事入直，官太仆寺卿。从这件作品来看，虽不脱董文敏、王烟客蹊径，也已是画得相当成熟了，决不是初学者之习作，否则也不会郑重其事地“写赠茗笙少司马尊兄先生”了。因此所谓“年逾五旬，始从事绘画”之说并不可信。民国十三年，长兴学者王季欢编辑出版了一本《抱蜀老人山水册》，流传极少，难得一见，幸运的是浙江省图书馆古籍部还保存了一本此书的原版。扉页上有张度姻亲承吉题跋，称“叔宪姻伯精小学，工篆隶，晚年始作画。”想来“年逾五旬，始从事绘画”之说虽有些夸张，作画晚也是事实。该画册收张度临各家山水。分别临清晖阁、黄尊古、湘碧老人、云西老人、黄鹤山樵、江贯道等人，上至宋元，下至清代，各具面貌。虽曰临，实则写其大概。如拟江贯道一页，山头皴法似融合宋元，水阁丛树略具明人规模，笔墨间已然融会贯通。该书上有沈金鉴题跋，称此“山水册页气韵清逸，迥殊凡俗”倒并非客套话，观者自亦同感。

　　张度绘画中虽动辄题临仿某某画或拟某某笔意，笔墨间常常透露出自己的特色。《松风梵钟图轴》自题为师戴熙的作品：“戴文节公画幅身价特高，固是画以人重。度近年来详采其迹，知公有独到处，所以能杰出一时也。如善读书人能得古人之闲者。古人造境入碎处，公独出以雄浑;古人笔致可略处，公益加以精妙。派虽出虞山，不为虞山所限矣。后学张度师其意而揭其法，质之达人然乎?否乎?”此幅设色山水并没有拘泥于戴熙习惯的细碎短促的皴擦用笔，而是取其苍厚古朴之旨趣，笔墨更为雄阔浑厚。《江渚野钓图扇面》以松秀闲淡的笔墨，写芦荡、江岸、水阁、钓舟，一派江南水乡风光，是张度家乡长兴的常见之景。自题仿西庐老人，实去王时敏已远。

　　张度作画较晚，但涉笔即古，特出俗流，除了他对金石书画的长期收藏研究外，主要得益于他深湛的书学功底。此即黄宾虹所谓“古人善书者必善画，以画之墨法通于书法”，“用笔之法，书画既是同源，最高层当以金石文字为根据”⑧。以金石入书法，又以书法之笔法入画法，这是黄宾虹特别推崇张度之处。

　　2005年，黄宾虹先生诞辰140周年和逝世50周年之际，浙江省博物馆举办黄宾虹收藏书画展，该展览中展出了一件黄宾虹收藏的张度山水扇面，证明黄宾虹不但见过张度的书画作品，并对张度作品有一定的了解和研究。通过对包括张度在内的晚清画家的研究，黄宾虹进而提出“道咸画学中兴”的论点。

　　站在美术史的角度来看，道咸直至同光确有一批具有相当水准的画家涌现，除了黄宾虹提到过的，还有戴熙、汤贻汾、程庭骛等等，单就绘画作品本身而言，大多还沿袭前人画风，谈不上有太多的创新，要说“画学中兴”似乎有些勉强。

　　黄宾虹以其深厚的学养，通过对美术史的梳理研究以及自己不断的绘画实践，领悟到，笔墨，尤其用笔在中国画中的重要性。他在与傅雷的通信中对此作了反复讨论。他认为“笔法是骨，墨法肌肉，设色皮肤……墨法尤以笔法为先”，“以古人之精神万世不变，全在用笔之功力……六法言气韵生动，气从力出，笔有力而后能用墨，墨可有韵，有气韵而后生动，学者当尽毕生之力，无一息间断。静观古今名家之优绌，无不由此分。大名家之一笔两笔，中等名家不能动一笔”⑨。在黄宾虹看来，笔法是中国画的灵魂，可以判优劣定雅俗。“用力无法，便是江湖;不明用力之法便是市井”⑩。而中国绘画的用笔，他认为是源自书法。他说“大抵作画当如作书，国画之用笔用墨，皆从书法中来” ，“自画法失传，古人用笔，存于篆隶，故画笔以金石家为上” 。因此他极力推崇清道咸间画家，“盖以画重笔墨，明人太刚，清人太柔，刚柔得中，唯明季及清咸同之间有数十人，知用笔之理，从书法而来，上窥金石之奥得之” 。

　　由于金石学带来的笔墨上的变化，对此深有研究的黄宾虹感受到，中国画有了新的生机，以此开画学中兴之兆端。至于真正中兴则要到此后包括他自己一代人才能实现。他在给鲍君白的信中写道“咸丰、同治金石学盛，高手亦数十人，此中国特彩异光，今尚在含苞蕴异中，放大光明即在时贤不远矣，努力努力” 。以此来理解，张度等人作为画学中兴的先驱似乎更确切。而道咸画学也可视作以后以黄宾虹等人为代表的中兴一代之滥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