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ight Pillars of Lanting” refers to the eight best calligraphic works. They are the “Lanting Poems Calligraphic Model” by Yu Shinan of the Tang Dynasty, “Lanting Poems Calligraphic Model” by Zhu Suiliang of the Tang Dynasty, “Lanting Poems Calligraphic Model” by Feng Chengsu of the Tang Dynasty, Nei Fu Gou’s Fill-ins to the “Lanting Poems in the Hand of Liu Gongquan of the Tang Dynasty”, “Lanting Poems” in the hand of Liu Gongquan engraved by Xi Hong Tang of the Qing Dynasty, “Yu Minzhong’s Additions to the ‘Lanting Poems’ in the hand of Liu Gongquan engraved by Xi Hong Tang, “Dong Qichang’s Imitation of Liu Gongquan’s work “Lanting Poem” and Emperor Qian Long’s imitation of “Dong Qichang’s Imitation of Liu Gongquan’s work ‘Lanting Poem’. These works were copied in the Yuan Ming Yuan during the years of Emperor Qian Long. They were destroyed by the British-French Army in 1860. The remains were moved to Zhongshan Park in 1917. The article introduces the ink editions collected by the Palace Museum.

　　《兰亭序》—在宋人桑世昌集《兰亭考》卷一《兰亭修禊序》下注云：“晋人谓之《临河序》，唐人称《兰亭诗序》或云《兰亭记》，欧公(欧阳修)云《修禊序》，蔡君谟(襄)云《曲水序》，东坡(苏轼)云《兰亭文》,山谷(黄庭坚)云《禊饮序》，通古今雅俗所称俱云《兰亭》,至高宗皇帝(赵构)所御宸翰题曰《禊帖》。

　　东晋穆帝永和九年(353年)三月三日，王羲之与谢安、孙统、孙绰等文士名流及亲友四十一人，在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的兰亭溪畔集会“修禊”(一种古代民间习俗，于农历二月上旬的巳日(三国魏以后始固定为三月初三)到水边嬉戏，以祓除不祥。古人临水修禊不只在春季三月举行，亦有行于秋季七月者，但以春禊为常规习俗，此习俗流传千年)。与会者借着天朗气清，畅叙幽怀，饮酒赋诗，好不惬意，他们借景抒情，成为文学史上一次有名的盛会。事后人们将诗篇汇编成集，称《兰亭集诗》，王羲之于当时酒酣之际“挥毫制序，兴乐而书。用蚕茧纸、鼠须笔，遒媚劲健，绝代更无，凡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①。此称《兰亭序》。序中记叙了兰亭周围山水之美和聚会的欢乐盛况，抒发了文人的思想、情感。序文情景交融，言简意赅。

　　王羲之的《兰亭序》以其妍美流便的风神，被后世视为行书的典范和楷模。成为中国书法史上影响最大、流传最广的法书名迹，被历代书法家所推重，但遗憾的是这件杰作真迹未传下来。传说唐太宗李世民生前非常酷爱王羲之书法，竭天下之力搜之，但《兰亭序》却为王羲之的七世孙智永禅师(名法极，活动于陈、隋间，在山阴永欣寺为僧，人称“永禅师”)所秘藏，秘不示人。太宗派心腹大臣监察御史肖翼诈取而归，并命直弘文馆拓书人“赵模、韩道政、冯承素、诸葛贞”等摹拓数本，以赐皇太子、诸王、近臣，以广布扬。有关萧翼赚《兰亭》的故事最早记载见于唐代何延之《兰亭记》，元、明、清的画家绘“萧翼赚兰亭”的也不少，所根据的材料无非是何延之《兰亭记》，和所谓传阎立本的《萧翼赚兰亭图》②，不过有的参以己意，画面有所变化而已。摹本从此散落人间，摹本或传世或刻石，面目各异。《兰亭序》原本传说与太宗随葬昭陵，致使真迹永远佚失。唐初，临摹《兰亭序》风行, 摹刻本种类繁多, 现在人们见到的则大多是传世的唐以后辗转勾摹本或临写本, 而在众多临摹本中，尤以冯承素摹本最为精美。它体现了王羲之书法遒媚多姿，神情骨秀的艺术风神。不管是间架结构，还是行笔的踪迹、墨彩的浓淡，十分清楚，极为自然生动，为接近原迹的唐摹本，具有一定的“存真”性。符合古人所谓“下真迹一等”的评价。古人云：“摹书得在位置，失在神气”，此本却是自然浑成，有血有肉，不失神气。启功先生也曾经高度评价了冯摹神龙本《兰亭帖》在书法史上的特有价值：“在流传后世的各种刻本、摹本中，(神龙本)最忠于王羲之的真迹”③。

　　王羲之的书法不仅在唐代受到帝王的推崇，在宋元明清也是一样，特别是清代的乾隆皇帝，对王羲之的推崇实不亚于唐太宗，而且极端欣赏《兰亭序》。并于清朝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在北京城西北，号称“万园之园”的圆明园开始大规模扩建营造时，修建了一个重檐八角攒尖的亭子，亭中石碑上刻上了“兰亭修禊图和清乾隆皇帝的题诗”，并将历代书法家摹写的王羲之《兰亭序》及柳公权的《兰亭诗》等八种本子摹勒于石柱上，之后人们就把这个亭子称为“兰亭八柱亭”，“兰亭八柱”由此得名。1860年，英、法联军劫掠了圆明园中的珍宝，并纵火焚烧，“兰亭八柱亭”也没有逃脱厄运。1917年国家将被烧毁的兰亭碑及碑亭石柱移到现在的中山公园内，到1971年初，又重新用原来的石柱在中山公园唐花坞西边修复了碑亭，兰亭碑仍放置于亭中。随着时间的流逝，八根石柱上的字迹都已风化，不可辨认，所幸尚有拓本和摹本流传于世，其初拓本合册及八种墨迹本今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究竟“兰亭八柱”是指哪八柱呢?

　　第一柱：唐虞世南临《兰亭序帖》

　　第二柱：唐褚遂良摹《兰亭序帖》

　　第三柱：唐冯承素摹《兰亭序帖》

　　第四柱：唐柳公权书《兰亭诗》

　　第五柱：清内府钩填戏鸿堂刻柳公权书《兰亭诗》

　　第六柱：清于敏中补戏鸿堂刻柳公权《兰亭诗》阙笔

　　第七柱：明董其昌临柳公权书《兰亭诗》

　　第八柱：清乾隆临董其昌《临柳公权书兰亭诗》

　　历朝历代有关临摹《兰亭》的本子不下数百种，为什么把以上八种作为一个完整的系列，并摹刻上石，想必有其原因，下面让我们再仔细分析、研究一下这些书法作品。此八件书法作品为清宫旧藏，虽流传有序，但多年来也存有一些波折，如(第七柱：明董其昌临柳公权书《兰亭诗》后面详说)。它们为统一装裱形式手卷(一种伏案观赏，高在一尺左右，长度可根据书写内容多少，延长接纸，章法上较疏朗的一种艺术形式)。织锦包首，包首内有清董诰((1740-1818年)“字西京，号蔗林，一号柘林，浙江富阳人。邦达子，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传胪，官大学士，谥文恭。工诗古文词，书法宗二王，山水禀承家学，雅秀绝尘，晚宗宋、元，有大、小董之称”)恭绘墨笔画山水、人物图。乾隆皇帝分别行书题签“兰亭八柱第一至第八”及题记数段。现将此八件清宫藏书法作品集中做一展示，以给读者提供全方面的了解。

　　一、唐虞世南临《兰亭序帖》

　　纸本，行书，纵24.8、横57.7厘米。

　　虞世南(558-638年)，字伯施，浙江余姚人。初仕陈、隋，入唐为秦王府参军、弘文馆学士，授秘书监，封永兴县子，人称“虞秘监”、“虞永兴”。书承王羲之七世孙僧智永传授，凝重安详，圆融遒健。

　　此帖是由元代张金界奴进呈给元文宗的，本幅前拼纸上有元内府“天历之宝”朱文大玺，明、清以来，故称它为“天历兰亭”，或称它为“兰亭张金界奴本”。卷后明董其昌在题跋中认为“似永兴(虞世南)所临”，清梁清标在卷首题签也称“唐虞世南临禊帖”。而从一些字的笔划看，多有明显勾笔、填凑、描补痕迹，且墨色入纸浮浅，纸上又带有油、蜡。经屡次的装裱冲洗，墨色脱落较严重，所幸笔划未损，字形俱在，从中还可以看到笔势、结体和章法等许多书法特点，据专家考证，此本当属唐代辗转翻摹之古本。后世改称为虞世南摹本。

　　卷后有宋代魏昌、杨益，明代宋濂、董其昌、张弼、朱之蕃、陈继儒，清乾隆皇帝等题跋及观款17则，钤印104方 。曾经南宋高宗内府，元天历内府，明杨明时、吴廷、董其昌、茅止生、杨宛、冯铨，清梁清标、高士奇、安岐、乾隆内府等收藏。

　　着录于明董其昌《画禅室随笔》、张丑《真迹日录》《南阳法书表》、汪ﾒﾛ玉《珊瑚网书录》，清吴升《大观录》、安岐《墨绿汇观》、阮元《石渠随笔》等书。

　　二、唐褚遂良摹《兰亭序帖》

　　纸本，行书，纵24、横88.5厘米。

　　褚遂良(596-658年或659年)，字登善，浙江杭州人，一作河南登封人。贞观中被魏征推荐侍书，为唐太宗鉴定二王故帖。褚早年向史陵学书，甚得欧阳洵、虞世南器重。后习右军法，笔致端劲清拔，雍容柔婉，运以分隶遗法，异乎寻常蹊径。

　　此卷根据卷前明项元汴题签“褚摹王羲之兰亭帖”，定为褚摹兰亭序，卷后有米芾七言题诗，亦称“米芾诗题本”。清王澍《竹云题跋》又称：“此本笔力纵横排ﾘｴ，有不可控勒之势，与寻常褚本不同，疑是米老(芾)所作，托诸褚公以传者”。古今人亦有持此说者。据徐邦达先生考证，米芾诗后苏耆、范仲淹、王尧臣、刘泾、巨济五家题记及钤印均伪，应是南宋末年所临。以后接纸上的元、明诸家题识虽真，然而也不是原配，疑别处移来(古书画伪讹考辨)。此作品所用的楮皮纸也是宋以后才普遍开始普遍使用的纸质，种种迹象印证，此卷为北宋摹本。又有人认为是以临为主的临摹结合体，出自米芾同时代人所作。尽管说法不同、看法不一 ，但作为一件古代书法作品来说，其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还是不可低估的。它娴熟的技法，流美的笔划，洒脱的风神，毫无规矩于形似的模拟之痕，亦具一定功力，动人魂魄。

　　卷后有元代龚开、罗源、万申、杨载、白ﾖp、张翥，明代陈敬宗、卞永誉、卞岩等题跋和观款17则，钤印215方。曾经北宋滕中，南宋绍兴内府，元赵孟，明浦江郑氏、项元汴，清卞永誉、安岐、乾隆内府等收藏。

　　着录于清顾复《平生壮观》、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吴升《大观录》、安岐《墨缘汇观》、阮元《石渠随笔》等书。

　　三、唐冯承素摹《兰亭序帖》

　　纸本，行书，纵24.5、横69.9厘米。

　　冯承素，唐太宗时人。为将士郎，直弘文馆。唐太宗曾出王羲之《乐毅论》真迹、令冯摹以赐诸臣。冯又与赵模、诸葛贞、韩道政、汤普澈等人奉旨勾摹王羲之《兰亭序》数本，太宗以赐皇太子诸王。时评其书“笔势精妙，萧散朴拙”。

　　前隔水有“唐摹兰亭”四字标题，引首乾隆题“晋唐心印”四字，此卷首有唐中宗李显神龙年号小印,故称“神龙本”。因元代郭天锡跋云：“此定是唐太宗朝供奉拓书人直弘文馆冯承素等奉圣旨于《兰亭》真迹上于双钩所摹”，明项元汴题记：“唐中宗朝冯承素奉勒摹晋右军将军王羲之兰亭禊帖”，遂定为冯承素摹本，后来沿袭此说至今。

　　在流传至今的临摹本中，此本最为精美，因其表现原作笔墨最为真切，他将若干有“破锋”(岁、群等字)、“断笔”(仰、可等字)、“贼毫”(之足旁)的字均摹写得很细腻，改写的字迹也显现出先后书写的层次。用笔俯仰反复，笔锋尖端锐利，既保留了原迹勾摹的痕迹，又显露出自由临写的特点，如此高超的水平，是任何摹本所达不到的。确如郭天锡所评“字法秀逸，墨彩艳发”、“毫转折，纤微备尽”。因此，历代评论家均认为其表现原作笔墨最为真切。

　　本卷后纸有宋许将、王安礼、李之仪、仇伯玉，元赵孟、郭天锡、鲜于枢、邓文原、吴彦辉、王守诚，明李廷相、项元汴、文嘉等题跋和观款24则，钤印180余方。但题跋只有第三跋纸上的元郭天锡、鲜于枢、邓文原，第四跋纸上的明李廷相、文嘉、项元汴的跋才是本帖原题。此帖曾经南宋高宗、理宗内府、驸马都尉杨镇，元郭天锡，明内府、王济、项元汴，清陈定、季寓庸、乾隆内府等收藏。

　　着录于明汪ﾒﾛ玉《珊瑚网书录》、吴其贞《书画记》，清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书考》、顾复《平生壮观》、吴升《大观录》、阮元《石渠随笔》等书。

　　四、唐柳公权书《兰亭诗》

　　绢本，行书，纵26.5、横365.3厘米。

　　柳公权(778-865年)，字诚悬，陕西耀县人。唐宪宗元和初年进士，拜侍书学士，历中书舍人、谏议大夫、太子少师，封河东郡公。书法学颜出欧，正楷最佳，遒媚劲健，端庄缜密，自立法门，世称“柳体”与颜真卿书并有“颜筋柳骨”之称。

　　此诗是在兰亭集会时王羲之与朋友、子侄所赋，共三十七首，其中十一人有两首，十五人有一首。诗分四言、五言，王羲之本人也有四言、五言各一首。其中另有王羲之五言诗四首(按当时统一要求)未收入兰亭诗集中。陆柬之(生卒年不详，江苏吴县人，虞世南之甥，早年学乃舅，后上溯二王，能得王、虞神气)曾书王羲之五言诗全文一卷(后添款)④，今已不明去向。

　　本幅卷前引首乾隆皇帝行书题“笔谏遗型”四字。此卷被称为柳公权所书，是仅凭卷后一段伪宋代黄伯思题跋。此卷书法风格与柳书不符，笔法僵硬粗糙，结体漂浮不稳;诗文也有不通处，如“伊昔夫子”误写“伊昔先子”;在避讳方面只避唐讳，而宋讳如“玄”、“朗”等字多不避……。据考证，此书为唐中期书手所为。

　　卷后有宋邢天宠、杨希甫、习之、蔡襄(后添)、李处益、孙大年、黄伯思(伪)、宋适，金代王万庆，明代王世贞(两段)、莫是龙、文嘉、张凤翼，清代高士奇、王鸿绪等 17 则题跋和观款。钤印80余方。曾经南宋绍兴内府，元乔篑成、柯九四，明王世贞，清高士奇、乾隆、嘉庆内府等收藏。

　　着录于宋米芾《宝章待访录》、明詹景凤《东图玄览》、张丑《清河书画舫》、《清河见闻表》、汪ﾒﾛ玉《珊瑚网书录》，清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书考》、吴升《大观录》、高士奇《江村消夏录》、《江村书画目》、阮元《石渠随笔》等书。

　　五、清内府钩填戏鸿堂刻柳公权书《兰亭诗》

　　纸本，行书，纵29、横600厘米。

　　“戏鸿堂法帖”为历代丛帖，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癸卯董其昌所辑，新都吴桢镌刻，此帖取材自晋、唐、元书家名迹。柳公权书《兰亭诗》虽被刻入《戏鸿堂》，但从万历三十一年到乾隆四十四年，时间过去大约已有一百七十多年，避免不了石刻上文字的磨损、风化，再加上当时刻工在镌刻时，刻工欠佳，又多有残缺笔划，乾隆皇帝曾跋云“刻工未必能知字，片石居然有断章”, 因此乾隆戊戌(四十三年，1778年)敕命鸿胪寺序班常福钩填戏鸿堂刻柳公权书《兰亭诗》卷，为重新摹刻上石做准备，以增禊帖之胜。此本就是人们常说的清内府钩填本，后来书者(常福)很少被人提及，在摹勒上石时，也没有再刻上名款，大概因为常福只是一个清代无名小官罢了。序班，主要职能是在朝廷里举行典礼时，掌管殿廷文武百官之班位，品级从九品。史书上对他也没有详细记载。如果人们只见拓本，未见过墨迹者，书者是谁恐怕就很难得知了。

　　本幅书诗三十七首，只有王涣之五言诗缺少最后一句“玄契齐古今”。基本上是按原刻的行文钩填(柳本就缺此句)，并把刻石上破损处的字用细笔勾勒出轮廓范围，有的是半个字，有的是一个字，还有的是半行或一行，从这些勾勒用笔中可知，此“戏鸿堂法帖”的刻石到乾隆时已损坏严重，每首诗的诗文几乎都不完全。读者可以与第六柱仔细对照一下，残缺与完整的不同就可一目了然。这里还是要提一下书者，他在整个行笔过程中始终一丝不苟，在平缓的笔划中杂以快疾，墨色也较均匀，字的飞白表现得很逼真，可见书写时是倾注了极大的精力，然而对皇帝的指令也是不敢怠慢的。

　　卷前引首乾隆皇帝行书“真面可追”四字，题记一则，钤印33方。曾经乾隆、嘉庆内府等收藏。

　　六、清于敏中补戏鸿堂刻柳公权《兰亭诗》阙笔

　　纸本，行书，纵28.7、横688.2厘米。

　　于敏中(1714-1779年)，字叔子，一字重棠，号耐圃，江苏金坛人。乾隆年间进士，授修撰，历官文华殿大学士、文渊阁领阁事。资性过人，才识勤练，久直枢近，益熟习掌故，卒谥文襄。有《临清纪略》。

　　他擅长书法，尤工楷书和行书，其书法风格乃是透过学习赵孟与董其昌而上溯至二王，是经常为乾隆皇帝捉刀的大臣之一，曾负责为皇帝拟定诏书。

　　“戏鸿堂法帖”所刻柳公权兰亭诗多有阙笔不全，乾隆四十三年命于敏中就刻本漫漶阙划处，因其偏旁补成全字，并仿董其昌临本(兰亭八柱之七)书之，原刻本及董书所无之阙字、阙句，则仍按其旧。目的是既要重新摹刻上石，又要保留原来的书法风貌，“俾还旧观”。本幅正是于敏中奉敕摹补柳公权书兰亭诗阙笔卷。其原诗用较大字书写，遇有某首诗有补阙的字、原刻的别字、错字，诗后则小字注明，如：王彬之四言诗“丹崖竦立，葩藻映林，渌水扬波，载浮载沉”后注：按此诗崖字、扬字原刻有阙笔今补;王羲之五言诗“……大矣造化功，万殊莫不均，……”后注：按此诗“功”字原刻作“切”，今从董临本改。有的地方，董临本没有的或阙损严重的，于敏中就其具体情况，也有补添上的。如:在郗ｾ 、虞悦、孙嗣的三首五言诗后，注：按郗ｾ 、虞悦、孙嗣三诗董临本所无，而原刻有之，今仍为临补;王徽之五言诗“先师有冥藏，安用羁世罗，未若保冲真，齐契箕山河”后注：后阙二句，董临本无，而原刻有之，亦为临补……。由于是皇帝之命，不敢草率行事，书写起来格外仔细认真，结字严整，布白均匀，墨之浓淡恰到好处。但是三十七首诗中，也同样与内府钩填本一样缺少王涣之五言诗最后一句“玄契齐古今”，除此之外，它呈现出的是兰亭诗墨迹的全貌。

　　本幅卷前有乾隆皇帝及于敏中自题各一则，钤印61方。曾经乾隆、嘉庆内府收藏。

　　七、明董其昌临柳公权书《兰亭诗》

　　纸本、行书，纵27.2、横1070.5厘米。

　　董其昌(1555-1637年)，字玄宰，号思白、香光居士，上海松江人。官至南京礼部尚书，谥文敏。为明代最负盛名的书画家，对后世产生很大影响。富收藏、精鉴定及书画理论，能诗文，着有《容台集》、《画禅室随笔》等。

　　据卷前引首及前隔水乾隆皇帝题跋可知，此卷在进入乾隆内府之前曾被分割成两卷，其一卷：从“王献之四言诗并序到孙兴公(孙绰)五言诗序(后附有高士奇、陈元龙、张照三跋)。”另一卷：从王羲之书“仰眺望天际到董其昌自跋”，实际上是四言诗和五言诗之间断开，究竟为何原因，大概不外乎几种可能，其一，战乱失散;其二，财产分割;其三，作伪者为了提高价值，蒙骗一些不知内情之人，把本来是完整的一件作品分割为二，利用前半段或后半段的董其昌的真迹，配上仿董字的另一段并添上假款，以冒充董其昌一完整的手卷。这种做法很常见，就是现在也杜绝不了。幸运的是这两卷后来又先后回到清内府，装裱成此卷，得以破镜重圆，使之恢复旧观，再现原貌。此卷董其昌书于万历四十六年戊午，时年六十四岁。

　　柳公权书《兰亭诗》原为三十七首，此本缺少郗ｾ 、虞悦、孙嗣五言诗各一首、王微之五言诗“先师有冥藏，安用羁世罗，未若保冲真，齐契箕山河”缺后两句、桓伟五言诗首句“主人虽无怀，应物寄有尚。宣尼遨沂津，ﾟo然神心王。数子各言志，曾生发奇唱。今我欢斯游，愠情亦畅”缺首句、 王涣之五言诗“去来悠悠子，披褐良足钦。超迹ｲ 读往，玄契齐古今”缺末句。曹茂之诗缺诗之标名，个别处还有漏字。乾隆皇帝在卷后题跋中也提到缺字、缺句处，他曾以明代冯惟讷“(1512—1572年)‘字汝言，号少洲，山东临朐人。嘉靖年间进士，官至江西左布政使，以光禄卿的身份离职。擅长诗文，曾纂集书籍多种，着有《冯光禄集》’”所编《诗纪》校之。《诗纪》共156卷，前集10卷,录先秦古逸诗;正集130卷,录汉至隋代诗歌;外集4卷,录古小说、笔记中所传仙鬼之诗;别集12卷,选录前人对古诗的评论。它收罗宏富，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专门搜辑古诗的总集。但不知为什么乾隆皇帝没有校出(提到)此本所缺少的三首诗(郗ｾ 、虞悦、孙嗣)。漏字阙句都能一一校对出来，而整首的诗篇遗漏竟无察觉，真是不得其解。查阅冯惟讷《诗纪》的多种版本，每种版本里的三十七首兰亭诗，都是完整的。这也许是皇帝日理万机，为大清国操劳过渡，一时疏忽而已罢了。此卷在书写诗文上尽管董其昌有点疏漏，但是就其书法艺术水平来说并不逊色。

　　此卷虽名为临写，但从严格意义上讲董其昌并没有完全按照临写的常规，字数、行数统一格式，这也许是导致阙字、漏句的原因所在吧，要是真正的对临，一对一，以上情况自然就能避免。而实际上他确实是以己意运笔挥洒，转折灵变、活泼，字与字、行与行之间表现出了映带关系和顾盼姿态。自首迄末，无一懈笔，精神完足，勃勃如生。在点画的肥瘦、牵丝的联系上，都能使观赏者产生振奋之感。董氏的书法一贯是注重师法古人，讲究摹古，但不为陈法所拘，既有颜真卿的遒劲，又兼二王的秀丽、苏米的粗犷，自成一格。在兼法各家的基础上，他以逸韵俊秀的书法驰名四方，享誉晚明书坛。到清代，康熙、乾隆二帝，及张照、刘墉等，尤为欣赏董其昌的书法，均以“董书”为楷模，风流遐迩，绵延不绝。

　　卷后有明鸥天老渔，清高士奇、陈元龙、张照及乾隆皇帝题跋6则。钤印80余方。曾经清高士奇、张照、乾隆内府等收藏。

　　着录于清高士奇《江村书画目》、张照《天瓶斋书画题跋》等书。

　　八、清御(乾隆)临董其昌《临柳公权书兰亭诗》

　　纸本，行书，纵27.8、横1144.5厘米。

　　弘历( 1711-1799年)姓爱新觉罗，号长春居士，世宗第四子。初封和硕宝亲王，雍正十三年(1735年)即皇帝位，是为清高宗，年号乾隆，在位六十年。他有高深的文化素养，熟读经、史、诸子等书，通晓满、蒙、汉文，擅属文、喜赋诗词，能绘画，尤勤于临池，怡情翰墨，一生不辍。他遍临诸家法帖，最欣赏元代赵孟端丽圆润的书法，并极力仿效，成为朝廷内外一时书法风尚。

　　乾隆皇帝临此本不止一卷，似乎对此情有独钟，平生一书再书，现保存下来在清宫里只此一件。他每次临写就其阙字、阙句处，都与冯惟讷《诗纪》详细校对，用董其昌的书法笔意补全(董本临柳兰亭诗有遗阙，见第七柱)，而此临本书法最使乾隆皇帝得意，不胜欣喜，正如跋中所云：“再临此卷，觉前者所摹尚不出范围，兹乃得运转自如，亦足以验今昔之诣力矣”。

　　从第四柱到第七柱，帖首第一行都以“王献之四言诗并序”开始，永和九年(353年)兰亭集会时，王献之只有十岁，还属于幼童，当然不可能会做诗，在诸多长辈面前也许不敢作诗。而诸人之诗又无王献之名字，乾隆认为柳公权临池时是偶误，董其昌临仿时亦未深考，造成如此墨迹和拓本上的误写和误刻，为了辨正，此本乾隆皇帝删掉了第一行“王献之四言诗并序”八个字。乾隆在跋董其昌临柳公权书《兰亭诗》(第七柱)中，已经发现了董的缺漏，本卷一一补全，如“未若保冲真，齐契箕山河”、“主人虽无怀”、“玄契齐古今”、“曹茂之诗之标名”及“湍”、“沉”、“游”、“明”、“难”等，但依然缺少郗ｾ 、虞悦、孙嗣五言诗各一首。

　　其书法圆润遒媚，以赵字为主，结字丰满，运笔纯熟圆润中有生稚，规整中见消散。很是用心之作。由于乾隆皇帝一生“遍赐题榜”、“遍跋古代法书名画”，使人们不免产生了反感，觉得其书法全都“俗不可耐”。近代马宗霍《 岳楼笔谈》曾论乾隆书法曰：“高宗席父祖之余烈，天下晏安，因得栖情翰墨，纵意游览，每至一处，必作诗纪胜，御书刻石。其书圆润秀发，盖仿松雪，惟千字一律，略无变化，虽饶承平之象，终少雄武之风”。而此件书作也不免多一些柔媚平稳的用笔，缺少一些挺峭劲利的风姿。

　　卷前引首乾隆皇帝行书自题“进参坚 异”四字，卷后自题一则，钤印37方。

　　以上兰亭八种，风采各异，足饱眼福，洵属珍贵。它们在清宫中得到了乾隆皇帝的重视，且使皇帝爱不释手，常常展卷鉴阅，真如拱璧，每件作品都经过反复题诗、批注、考证、着录。使其成为清宫留存下来既有墨迹又有拓本的一套完整的书法艺术珍品，一向为鉴藏家所珍视。今天有幸展现在眼前实属不易。特别是“五、六、八”三柱多年来未曾与广大读者见过面，一直完好地收藏在清宫内，若不见墨迹，谁知笔墨之妙。这虽然仅是清宫收藏的八件书法作品，但表现出来的却是一部二王书法发展的传法简史，时至今日仍不失为学习书法的良好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