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明春拍将于6月21日举槌(6月19-20日预展)，古代、近现代、当代书画精品将悉数亮相，其中近现代名家星光熠熠，佳作频现。

　　谢稚柳 《红荷》 设色纸本 镜片 (此为封面拍品)68.5×79.5 cm

　　展览：“巨匠的足音·百卷樓藏名家書畫精品展”，时间：2007年12月，地点：黑龙江日报美术馆，举办方：黑龙江日报报业集团;

　　出版：一、《巨匠的足音·百卷樓藏名家書畫精品集》P43;

　　二、《荣宝斋》2007年第六期，P25中国美术出版总社，2007年6月;

　　三、《新加坡秋斋藏画(卷二)》P246，新华美术中心，2010年4月。

　　来源：香港苏富比1991年5月春季拍卖会，166号拍品。

　　谢稚柳早年倾心于陈洪绶画风，后又直溯宋元。本幅写墨叶朱荷，背景薄染花青，一片氤氲湿润，笼罩画面，极得清逸气息。选用罗纹笺作画，是很少见于谢稚柳作品的，但表现效果甚佳。工写结合，工笔写荷花，写尽怒放之态，写意画荷叶，写出荷叶残破之态。本作未署年款，从落款书体及画风来看，应是七十年代中后期的作品。

齐白石《荷塘鸳鸯》设色纸本 镜片103×34 cm

　　是图《荷花鸳鸯》是白石老人笔下常见的题材，一是寓意喜庆美满，二是齐白石曾赋过一句：“老年心肠，不厌荷香。最怕牛羊，最喜鸳鸯。” 只此一句便可略见白石老人的心态。

　　衰年变法之后，白石老人的画风渐脱八大冷逸一路，转而自成“红花墨叶”一派，是图即是典型。

吴昌硕《富贵寿石》设色纸本 立轴 142×78 cm (此为封底拍品)

　　徐邦达题边跋：吴昌硕本名俊卿，亦作俊，至民国初方以字行。此轴作於清光绪二十六年庚子，时年五十有七，故题名犹书俊卿。昌硕自称五十始作画，则与金冬心可以媲美，其花卉设色浓厚、淋漓尽致，耄年更甚。此图在周甲前，略为淡冶。余尤喜之，识者韙非妄言。丙子(1996)冬，东海徐邦达记。钤印：徐邦达印、孚尹

　　孙宝几题籤条：吴昌硕墨宝。松风阁主藏，孙公宝几题。钤印：孙宝几

　　鉴藏印：萧平审定

　　此幅为吴昌硕典型的大写意花卉，取法金石，笔力老辣，构图新颖，用色明艳，写出红花怒放姿态，画风浑厚古拙。吴作画较治印、书法晚，此作成于1900年，画作比之晚年“略为淡冶”(徐邦达语)。此外，徐邦达也在边跋里提到此作落款“吴俊卿”的缘由。其时仍身處晚清，尚未署後來為人熟知的“昌硕”二字。

吴湖帆《行书五言》洒金笺本 对联 51×14 cm×2

　　集句诗，就是从已有的诗篇中，分别选取现成的诗句，再巧妙集合而成的新诗。几乎是从有诗词歌赋开始，集句诗就已经存在了，但一直到两宋才算发展到成熟状态。王安石、苏东坡等人皆是个中好手。而发展到民国时，集句诗的创作依然活跃。吴湖帆便是其中一位佼佼者。他的《佞宋词痕》一书传诵至今，影响颇深。此作中，上联“只共梅花語”(辛弃疾《卜祘子·修竹翠罗寒》)，下联“閒蕩木蘭舟”(晏几道《生查子·长恨涉江遥》)读来自然贯通，可见吳湖帆在集句诗一路造诣颇深。

　　杨善深《香山红叶》设色纸本 镜片31×60 cm

　　说明：上款人“奇俊”即刘奇俊，新加坡著名艺评家，李曼峰、吴山明、杨善深的艺术评语多摘自刘先生的评语。

　　继承岭南画派“中西融合”的创新传统，画家不断突破，尝试加入新的元素。构图饱满且几何分区明显，色块鲜明对比强烈，层层渲染所凸显的厚重感，竟如油画一般立体，却仍旧保留国画的悠远意境。此幅创作于1971年，正值画家游历世界十多个国家，震惊于异域明艳色彩，从而诉诸笔端。

　　唐云《庭院深深蹴踘忙》 设色纸本 镜框 31×38 cm

　　画面里，三四个孩童，正各自沉浸在踢毽子的世界里，瞧那一位青衣的孩子，毽子经他用力一踢，直往外飞了出去。而红衣的那位，正聚精会神地准备着接下来的一脚。还有一位特别的，弓着身子，看着怕是在捡踢掉了的毽子。而中间拿着拨鼓的黄衣孩童，似乎是这一群孩子里最小的一位，依偎在家长的怀里，眼馋地看着大家嬉戏。整幅画作寥寥几笔，颇为写意有趣，而落款处的“唐云高兴”四字，更令我们想见唐云老先生的音容笑貌。

　　潘天寿《陶然》设色纸本

　　一把方壶，两个茶杯，几片墨叶衬着一朵红花，好一幅悠悠然让人倍感闲适的清供小品。画的用笔并不多，壶与杯寥寥几笔便得稚拙天趣。“花下对饮，斟茶作酒。”可以想见，潘老此时的心情亦是“陶然”的。1958年7月，潘天寿接受苏联艺术科学院名誉院士的称号。12月，作品参展了莫斯科举行的“社会主义国家造型艺术展览会”。1959年，又应邀参加苏联举办的“我们同时代人”展览。我们或许可以推测，这幅《陶然》应该就创作于这一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