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剧题材是中国艺术家热衷表现的对象。中国画画家们，喜欢将传统戏剧的“写意”与中国画“以形写神”的特点联系起来，图像的意境似乎较容易被呈现。油画家选择戏剧题材，更多是在寻找“民族”的符号，企图改变这一“舶来”画种的图像身份。钱流先生“百家金陵”金奖作品—《昆曲遗韵》，同样选择了戏剧图像，所不同的是，作品表征的戏剧内容似乎超越了简单的身份定位，画面因此多了一些值得探寻的神秘。

　　《昆曲遗韵》是一幅大尺度的油画作品(220cm×200cm)，画面所呈现的“戏剧”内容，并没有戏剧的故事性，更像是戏剧人物的肖像。在偌大的画面上，涉及戏剧元素的只有一位静思中的女主角，没有道具，也没有场景，衬托人物的背景来自石窟壁画的视像，隐约中仿佛让你想起西域克孜尔石窟的魏晋壁画造像—仕女?佛像?鞍马?山水?……画家将这位若有所思的戏剧人物置于一个斑驳的壁画图像之中，这样处理，除了服务于色调与视觉的统一性之外，是否还有更多的寓意?

　　毫无疑问，钱流先生选择戏剧题材不排除像很多油画家一样，也有通过题材的置换来探寻油画的民族品质。戏剧作为民族的符号最具中国情结，作为视觉对象的戏剧素材，其人物与场景造型、色彩的表达以及意趣的呈现，都是东方的，中国的。用油画表现中国戏剧题材是中国艺术家的优势资源，似乎更容易显现作品的“中国”身份，也最为世界其他民族所认同。

　　然而，仅仅停留在题材的置换还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化探索之路，成功的创作更要寻找语言的个性化、意趣的本土化，要真正形成属于本民族的风格、艺术家自己的风格!钱流先生的戏剧题材或许让我们看到了这种希望。

　　语言的个性化，是钱流先生着力思考的一个问题。钱流先生上世纪80年代便开始尝试从学院的写实语言向着个性化的装饰趣味与简化手法转变。他喜欢用大的秃笔，借取中国画“写意”的方式，表现微妙的形与色，这一时期的少数民族题材创作最能体现这一追求。其造型的质朴与色彩的单纯，更贴近民间的趣味，个性化语言逐渐形成。这一审美的转向，源于艺术家观念使然，毫无疑问它折射出钱流先生在油画语言运用上的探索—有意揉进民间元素。这一探索大约持续十余年之久，之后钱先生开始涉及戏剧题材，其语言方式也有了微妙的变化—平面化空间、简洁而装饰的造型、单纯而灰暗的色调、斑驳而古旧的视觉肌理……油画语言更为个性化，也更为成熟，美学趣味趋于深沉。

　　意趣的本土化，反映在戏剧题材特有的时空跨越上。戏剧中人物的时空错位，演绎出特有的趣味感：演员属于当下，扮演的却是过去!似真如梦，画家在这一追逐中营造出一种境界。钱流先生并未就此收场，这也是他的妙笔所在—在戏剧人物背后，设置石窟壁画的造型，这既贴合了画面复原“历史”的需要，同时在意趣上多了一层本土化的因素，且造型、色彩与戏剧人物又是那么的完美统一，画面的趣味被延展!进一步说，作品中戏剧人物的静思似乎还有着更多被猜度的指向，尤其是基于那斑驳的古旧壁画所带来的思考，画面有着更多超越时空的观念，观念中裹挟的是画家对生活体验的真情。

　　面对《昆曲遗韵》，我们在享有画家给我们提供的审美愉悦的同时，或许还会对其意趣的表达怀着探索的渴望。但决不会再去喋喋不休地讨论所谓“油画民族化”的话题，因为钱流先生的作品已经给出了我们所需要的答案—油画民族化就是中国油画家在作品中的真情流露与观念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