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具有一定的实验写作意味，作者以类似寓言的笔调，通过“我”与“折光镜”之间的虚拟对话，来探讨当前中国当代艺术的可能性及其诸多问题，其中有赞颂、激励，当然也有着眼现实而发出的批评的声音。文中，作者提醒我们一直需要思考并探讨这样的命题，那就是—既往艺术的知识经验或经典艺术的范式，是如何通过新艺术家们的实践，来传达新的、别样的价值观并继而影响这个时代的文化?也许这篇文章是一个偶然，但或许类似的写作和思考方式会续引出一些关于艺术、人文思考的新端绪。

　　2012年的某一时刻，我在一个时空暧昧莫名的美术馆中闲逛。人造暖风与这个时代所能提供的一切庸常一样，无孔不入。空旷的展厅也没有任何实物作品，除了一件会说话、能交流的折光镜。似乎也不需要实体作品，人脑可以任意回放喜好的资讯信息。折光镜无保留地记录并反射着批评家成分暧昧的口辞、唾液、命名的心机与虚妄、资本血迹，它有着貌似学术的冷逸外观和类硅胶的质感，这些恰到好处地暴露了它被命名为艺术的原因，当然，也包含了孱弱、矛盾、名利场、艺术作品的语言逻辑与娱乐本质。于是，对话由此展开。

　　折光镜：你好!欢迎来到美术馆。请原谅，我观察你好久了。你似乎与其它来到美术馆的人不一样!我看到你时而神采奕奕，时而灰暗沮丧—为什么呢，是不是末日与来日之交的时刻让好大喜功的人类空前焦虑?

　　我：的确，如你所见。2012年，你懂的。人类文明从未变得如此自我忧患，人类边建立边摧毁，一边痴心信奉、不遗余力地探求科学，一边求助于宗教、文学、艺术等进行自我治疗和救赎，他们喜好粉饰却又喜欢将所谓追求本真之词挂在嘴边，他们做着周而复始的事情却喜欢为自己的工作冠名为“发展”。果真如此吗?艺术?我们今天所言的艺术只是由其中一部分人的视听虚妄发展而来，它天然不派生意义。它既不是必须也不是瘟疫，既不高尚也不低微，它就如一种微生物，存在于人类文明的肌体。如果有幸，当我们在2013年的阳光里醒来，我们似乎有理由庆幸、相信并期待，一种新的、复合的、具有未来性的价值观将在“末日”之后，牵动人类继续潜行。那些曾经的虚妄自大伴随着与之并行的慎微恐惧，将继续成为人类的常态。但同时，有一点可以肯定，人性之恶并不妨碍既有美德的辐射力。

　　折光镜：艺术家天然敏感，嗯，如果他们碰巧生活在当代中国……这是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我记得你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三十余年中国当代艺术历程和情结指向有一个很精辟的总结：“80年代的寻根情结，90年代的展览情结，新千年以后的市场情结。”而今，或许可以加上一个“末世情结”。今天来看，“当代艺术”及其现象已与当初这个概念的所指想去甚远，其内部也早已分化，再将其作为一个整体的对象进行评论研究已毫无新意，更毫无意义。许多打着“当代艺术”幌子的实践、展览和据此展开的具有利益共谋关系的批评话语，是一种典型的挂羊头卖狗肉行为，其盗世欺名之心昭然。

　　我：是的，所以我一再申明，有一个新的词汇或许可以取代“当代艺术”：“时代中的、运动中的新艺术。”新艺术的形式可以汲取任何既往艺术形式中的能量资源，但语言应该是新的。它因应答有针对性的问题而应该有自己的“艺术文体”。新艺术貌似与青年有着必然的、非此不可的联系，其实不尽然。青年未必就是艺术天然的黄金期，现在各种艺术展和评比瞄准年轻力量，更多是揠苗助长意义上的一种压宝行为。在诸多美术馆和画廊中，我们常常能见到这样的作品，它们看似都很大师、很有范儿，对空间的调度、画面效果、强调材料物性本身的表达元素等等，似乎都做的很像那么回事，但绝大多数缺少一种逆流而上的方向感，缺少独自叩门的机智与胆识，也缺少与这个时代所能提供的想象和社会性资源之间的“自由出入”关系，无论从经验到形式，还是从表达的动机、手法和对“眼与心”的有效性，它们都太像我们已知的艺术，些许新奇、些许刺激，却仅此而已。笔者一直觉得，年轻与激情未必就是成就艺术的唯一条件，即便如此，它也不是年轻人的专有名词。相对于生理意义上的“青年”，宽容兼听的时代氛围、理想主义风气、敢于质疑传统价值观等因素，更是产生伟大艺术的先决条件。因此，谁能说中年的、老年的艺术家和艺术行为就不能呈现积极的、睿智的、年轻态的艺术呢?许多衰年变法的艺术家的经验告诉我们，有时甚至非此不可。当一件作品给我们的印象是，它已经自给自足，已经从真正的现实和无选择性的被影响里解放出来，自身已经包含方法启示，或作品存在所需要的一切之时，那它就已经有了最大的说服力。它就能够吸引阅读者，并可以使后者信服于被所转述的形象。也只有在这样的层面上，意义的休止才可能促进产生新的价值观。

　　折光镜：或许我可以再补充一下。2000年以后，在各种出新的点子式艺术或极近效果之能事的绘画之后，那种源自某种阅读期待的艺术历险中的激动，已经逐渐消退了。那种将昙花一现视作当代特色的说法，促使艺术家尤其是青年艺术家们在短时间内生产了许多如你上文所说的琳琅满目的艺术品，但在总体的方法和品质上看，它们几乎没什么本质上的差异性，就好比眼花缭乱的演出，每个节目都似乎很精彩，但看完之后，没有什么能长久地停留于内心并产生震动。利益驱动下的展览操作，大多缺乏当代艺术的史学敏感，既无倾心新可能性之心，也无推动发现新力量之力。每一种语言形式所能达到的边界，都有貌似必须的理论像八爪鱼一样将其牢牢拴住，想象力，以及由此漫漶的思辨或禅修变成了向隅而坐的潜行和不讨好的行为。而，漂亮的、注重外部的、陷于视觉刺激的绘画或艺术是便捷的成功王道。然而，我耳边响起另一个声音，秘鲁作家略萨在那本《给青年小说家的信》的薄薄小册子中，语重心长却不无忧虑地说道：“……有时这些名和利会顽固地躲避那些最应该受之无愧的人，而偏偏纠缠和降临到受之有愧的人身上。”毫无疑问，展览制度的双刃剑机制，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艺术所必须面对的问题。你这里说到青年艺术现象，似乎不得不提到中国的学院教育。市场化明朗化以后的中国艺术和艺术教育，不是一个利弊得失二元论论调就概括得了的。许多美院毕业生一边骂着传统学院的体制之弊，一边以所学技艺或由此打开的视野进行着林林种种的掘墓式创造。这固然是艺术的革命，但此种行径多少有点吃奶骂娘的意思。因为我一直坚信一种反作用力的必要性，就如同人类生活也要感恩于垃圾。一种去除蒙昧的过程既可以是前瞻的、跳跃的、思想家式的，也可以是以传统的、缓慢的、不那么前卫的经典方式或技艺形式。知识占有的方式多种多样，但只要渐渐为其找到方向性，它就可能成为艺术表达的助力。

　　我：是的。艺术学子人数的空前增多，加之资本和西方资讯的涌入，全局上看，中国当代艺术必然会经历从虚假繁荣到乱局的危机，事实上就是如此。也许“热闹”一词比“繁荣”更准确些。国内当代艺术的热闹表象，曾伴随着金融危机的泡沫而一度跌入拍卖数字低谷，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就比如适度患感冒反而有利于身体健康。乱局之后的痛定思痛，加之艺术本身的自律和校正功能，会逐渐迫使新艺术及其从业人员重新思考艺术的方向和位置关系，从这一点看，这未尝不是一个拨乱反正的契机。不是吗?

　　折光镜：尽管作为被冠名的“艺术品”，但我对艺术依然持一种悲观主义态度，尤其在处处、时时被资本挟持的当代。在尊重名利逻辑的同时，我们也会发现，艺术中某些严肃的、需要时间检验的标准也因不合时宜的量化而失效。这或许是个时代病。当艺术家脱掉工作服，或无须穿着工作服而以雇佣枪手工人的形式进行艺术生产，当他们从幕后走向前台，像一个个社会活动家或演说家那样进行角色扮演时，艺术就失却了它与生俱来的神秘性，变成轰轰烈烈的、泥沙俱下的现实世界的一部分。这就是标榜当代的艺术方式或被时代所选择的唯一的成功模式么?显然不是。细究起来，其主要原因或许是，在此种艺术的创新机制受到这个短平快的时代特质的鼓舞和激励之同时，也到达了艺术的美国模式的瓶颈。我期待有一天，美国式价值观受到普遍质疑，届时一定是个艺术的多极化时代。那么，我们是不是一直需要思考并探讨这样的命题，既往艺术的知识经验或经典艺术的范式，是如何通过新艺术家们的实践，传达新鲜的、别样的价值观并继而影响这个时代的文化?

　　我：我们一起期待那个时代的到来。最主要的，是抵制庸俗的艺术生产。每个时代的艺术都有大量庸俗的艺术，也都有激反庸俗的大师。在1967年《巴黎评论》的访谈中，俄裔美籍作家纳博科夫不止一次提到“庸俗”(poshlost)这个字眼儿。在他看来，“庸俗最大的温床之一要数艺术展会，所谓的雕塑家们在那里以拆卸旧车零件所用的工具制造出一堆不锈钢曲轴蠢物，禅学立体声，聚苯乙烯臭鸟，现成物品艺术，比如公共厕所、炮弹、装在罐头里的球。我们在艺术展上欣赏所谓的抽象艺术家们创作的厕所墙纸上的图案，欣赏弗洛伊德超现实主义，欣赏露水般的点点污渍，以及罗夏墨迹—所有这一切都跟半个世纪前学术性的《九月之晨》和《佛罗伦萨的卖花女》一样老掉牙。”

　　折光镜：要我说，艺术这个生活方式也并非完全无害。与文学一样，由于艺术是内心对生活现状不满的一种结果，因此也就成为抱怨、宣泄乃至诘难不满的根源。因为，凡是通过阅读体验到伟大艺术中的生活的人，回归到现实生活中时，面对生活的种种形而下和平凡低俗，会变得极其敏感，因为他通过作品中的美妙想象已经明白：现实世界和它所喻指的生活，比起艺术家的创造不知要庸俗多少。优秀的艺术鼓励这种对现实世界的焦虑或质疑，因为后者恰恰是艺术获得力量、实现有效性的前提。这种具有问题倾向的艺术表达在特定的环境里也可能转化或扩大化为对强权、政治、制度或者既定信仰的反抗精神。这些—不妨再强调一次—使分化了阵营之后的当代艺术(笔者将其中的一支称为“时代中的、行进或运动中的新艺术”)，呈现出针刺般的智慧和文化上的必要性。

　　我：当我们的艺术家不再仅仅以身体词汇、感官至上的理由和元素中去发现题材，不再盲从和从众，也不再仅仅将庸俗社会学理论或经验，将现实毫无方法转换地形象化为蹩脚的视觉，我们的艺术或许会产生一种独特性。同时，请我们的批评家能不再以代际或成见去划分艺术家的创作，不再西方理论满天飞，不再盲目掉书袋，而是尝试从艺术内部的机制和语言贡献出发，去研究艺术及艺术现象，这样，我们的艺术生态或许会变得别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