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个美术工作者，就美术方面来谈两个问题。

　　第一是美术作品的出路和解决美术家生活问题：

　　美术家闹穷是大家知道的，而实际上连生活都成问题，没法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都很多，他们羡慕戏剧家、音乐家、作家，有了好戏好音乐满座，有了好书，不怕没有读书的人。可是画家呢?开个展览会也许观众很多，结果却没有人买画，画展能卖几幅，最后是连裱画钱都收不回来。我们提倡繁荣创作，但落得个作品没有出路。譬如一个雕刻家要完成一件作品得花成年累月的时间、精力。收集材料，花钱雇模特儿，在一定的环境下创作，然后翻成石膏像，送到展览会，幸而入选还可展出;闭幕了再搬回家去，就这样一次又一次地展出，一件又一件地搬回来，画家也是一样。出版社好容易愿意出版一幅，稿费八十元，有的还得要作者勤勉地跑，接受意见改了又改，接着等了又等，等候“可用”的消息，有的一等就是半年。国家收购也仅限于很少的数目和个别的作者。因此我们的机关单位，公共场所看不见美术品。政协就四壁皆空，许多美术家提了意见，总算说服了政协，购买一些美术品，但又因为精简节约没得下文。

　　另一方面，我们的轻工业没有和美术配合起来，没有发挥美术家在工艺美术上的潜力。画家不必限于画檀香扇。工艺品的范围大，需要多。陶瓷、漆器、家具、日用品都需要美术家来加工美化。我建议很快地设立一个工艺美术院，可以集中人材，研究改进。如果美术家能够在工艺美术发展中起点作用，既美化了人民的生活，又解决了美术家的生活需要。(附带说明一下，我对工艺美术是门外汉，这也仅是一点外行人的意见。)

　　第二点是美术界的百花齐放问题：

　　首先我感到的是领导部门对教育事业没有全面性的规划。例如原有上海美专、杭州美分院、苏州美专，每个学校都有它的历史。上海的迁到了无锡，杭州的要迁上海，现在无锡的又要迁西安，杭州迁上海的没有迁成，结果上海没有一个美术学校。广东的迁武昌，现在听说又要迁回广东去了。种一颗树吧，今天种这里，明天又拔起来种那里，这样种法是永远种不活的。

　　其次，一个美术学校是培养新生力量的基地，可就没有很好的教学计划，青年们在学习上无所适从。例如过去强调生活，这本来是好的，可是另一方面却不要技术，随便给人扣一顶技术观点的帽子，甚至说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滚出学校去，蒙娜丽莎的微笑也受到了最恶毒的批评。素描练习，变来变去，

　　迄今还没有肯定的方法，追求形式，失去学习素描的真实意义，说印象派是形式主义，过去临摹西洋古典作品也受到批判，可是现在学生又在临摹印象派，事实上印象派的作品是临不得的，要知道培养一株幼苗是多么慎重和细致的工作。

　　最后，对学术的研究领导做得太少，对待美术创作问题上一知半解，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道路看得太狭小。墨西哥世界著名画家西盖罗依斯在座谈会上说得很清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美术创作，随着各民族文化传统的不同，而正在开始;决不是也不可能拿历史上过去的东西，如自然主义或学院派的东西来替代我们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美术。”

　　自然主义和学院派的技法可以给我们作学习上的参考和应用，但是美术上传统的技法很多，不仅限于自然主义和学院派，还有人一面在用印象派的技法，一面却大骂印象派。其实印象派从开始到现在差不多一百年了，它的优点和缺点早有定论;我们直到现在还闹不出个结论来。尤其是以自然主义和学院派替代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美术创作，成为清规戒律。不同于他们的就扣上形式主义的大帽子，一棒打死。出版社和展览会的评选委员们，手里都象拿着一个同样的模子，去套所有的作品;套得上的就要，不合规格的就落选。千篇一律、公式化、概念化的产品就大量出笼，霸占艺坛。学术上的问题不允许主观和粗暴，必须提倡广泛的学术研究，才能达到真正的百花齐放。

　　(本文发表于1957年5月20日《文汇报》。《文汇报》发表时原注“在上海宣传工作会议上的书面发言摘要，题目是编辑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