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什么时候被视为物?在病房，在大夫的眼里，或许人就是一种生物类型。因为你病了，身体出现故障，运行不正常，需要修理。日常性的“症—疗”表现的就是这种医患关系，而赵舒燕的油画《症—疗》则表现医患关系背后所透露出来的人的问题。那是一位正在接受脊椎牵引治疗的患者，几盏曲臂灯零零落落地立着，室内空无一人。

　　问题并不复杂，患者捆绑着躺在病床上，而大夫走了，治疗由机械实施。在一堆冰冷而生硬的医疗器械中，患者的那一身肉，有温度的东西，也被一身条纹的病人服所包裹，人的所有个性特征，尤其是情感特征都消失了。也许，露出衣服外面的头部与手脚，才显示出这是一位有血有肉的人。在大夫眼里，人的血肉也便是一套特定的组织系统，依照各自的规律行事。人是什么?这个隐藏在大夫眼中的问题，也是当代艺术家所关心的。在人与物之间，似乎存在着一个界限，在赵舒燕看来，是形式么?在形式的范围内，人与物没有根本的区别，区别的只是不同类型的质感，如衣服、铁件与肉体，人，不过是血肉之躯。人的脊梁意味着什么?大夫说那是脊柱，是一连串骨关节，用医学术语，说是由24块椎骨与1块骶骨和1块尾骨，借韧带、关节和椎间盘组成，内有椎管，容纳脊髓，藏有H型灰色神经组织，是许多简单反射的中枢。如果这里出问题，人很容易瘫痪。而且，脊柱又是人站立与活动的主要支持。人躺下了，要做脊椎牵引，被一套预先设定的程序所控制，这行为本身有何象征意义?特别是作为绘画表现的对象，这图像本身又会引发怎样的联想?

　　联想属于在阅读过程中的读者，而制造这联想机会的人，往往是艺术家。当图像越来越多地侵入阅读领域，图像自身的形式就被艺术家处理为可供表述的一种语言。譬如，《症—疗》中铁架子的病床，其形式结构可以转换生成另一种表述方式，即矩形、三角形在空间中因透视引起形变，如门，门上的框，墙上的窗，各种直线或纵或横，包括那些绷直的皮带，以不同角度曲折的灯。整个空间都被直线所分割，那么，这个“直线”的概念就会促成特殊的形式句法，并在表述过程中移位转换、逐层派生。但在图像的整体意义框架下，这些抽象形式又被凝结为与具体的物相关的“词汇”，形式的意义隐匿了，图像的意指出现了。善于摆弄图像的艺术家，往往就利用这种关系将某种意图置入，成为阅读中引发联想的形式契机。还有色彩的形式关系，不仅在于色块的大小配置及其形状，也在于色相、色调与色度间的关系。以蓝灰为基调的画面上，作为互补关系的橙黄色并没有出现在曲臂灯下，而是给予了人的脸及手与足，那是与血有关的肉色;而作为次级色阶被降调处理的，还有偏冷的柠檬黄的床架，面积不大，细细的一条横贯左右，与脚架一起成为斜放的大写的字母A。形式自身可以成为符号化的表述，也可以成为情绪化的表征，比如那低头的曲臂灯，要么四处探寻，要么满脸无奈;要么是一种郁结，要么是一种打开。这些均难以确定，但都具有倾向性。

　　在形式之外，人就不是物了么?应该说，那是魂灵，或精神所在。精神是无形的，却把持着有形之物。在当代社会，人的精神最容易出问题，而在物的范围内，又反映在人的神经系统上。如中枢神经介质的多与少，会引起脑内生物化学过程紊乱，使人精神失常。赵舒燕的《症—疗》介入问题的角度，就选择在这一临界点，通过病房这一特殊的话语情境，表述人的脆弱与无奈，表现那被现代科技所颠倒的人物关系—人成为物，而物却日益智能化。所以，在赵舒燕的笔下，人多是麻木的，有的只是些神经性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