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一直坐在浦江饭店的阳台上，看上海的屋顶。一色的清水红瓦，被岁月托在那里，一托便是几十年。旧是旧了，偏是这旧，像似显影水一般的，让上海的老房子褪去了早先的繁华，一点一点露出了真迹。

　　先跳出来的总是房顶上的老虎天窗，屋顶的瓦片一张一张地叠在那里，工笔的绵密里，也还是有留白，很大的一块。

　　房子自然是旧了，可它的好看就在“旧”字里面。

　　窗台上种了月季，明媚的样子。月季好养，不娇贵，如同小市民的日子。早上晾出去的衣衫，飘荡在微风里，有点风情，有点期待。

　　阿忠说，他的童年，家住曹家渡，常去三观堂桥看苏州河。其实，河的两边也没有什么风景，只是一些硕大无边的厂房，钢架混凝土，红砖砌成的烟囱。那时光，苏州河水还是清亮亮的，厂房的倒影在水面上晃动。这一晃，竟也过去了四十年。

　　虽然上海的格局依稀保留着城堡时代的痕迹，但人类不朽的发明和工业材料的翻新，几乎已经很难定义它的独一无二了。人们依赖城市，迷恋城市，大都会成为时代生活的主要布景，成为现代事件最集中的历史舞台。

　　四十年后的阿忠，一路寻找，越过了几重山几重水，再看山再看水，山已不是山，水亦不是水。还是站在桥上，还是苏州河岸边的烟囱、钢架、机器和厂房，一缕一缕的烟雾中，阿忠将内心的思考、压抑、忧郁、童年记忆中的浪漫，倾泻在色彩和画布上，于是诞生了《逝去的风景》。那些断面的、局部的、被特写或者被变形了的色块和线条，是一部启示录，里面潜伏着画家很烫的一颗心和很纯净的一颗灵魂，与都市迅速消退的工业文化遗迹做了一场情感的告别。画面中的漫长和孤独，令人想起德国作家托马斯·曼的小说《威尼斯之死》。

　　阿忠说，威尼斯已经很老了，运河边上的房舍也已斑驳，脚下的大理石和引桥的台阶留下了历史的印痕。河道狭窄，并不清澈的河水，悄无声息地流淌着，充满了灵气。许多年前，阿忠看过一部电影：《威尼斯面包师的儿子》，情节早已模糊，但镜头中的威尼斯却深深地印在脑子里——晨曦中的桥埠，老墙，窗台，窗台上的黄玫瑰，拜占庭式的拱门，装饰艺术的线条，或蓝绿，或黄棕，与灰墙形成强烈的对比，很有油画的调子。小船过来，分割了门和窗子的倒影。这时的阿忠，却要想起江南水乡的黛瓦粉墙，青石板小巷，悠悠河道中的乌篷船和船夫的毡帽。这样境界的两两相望，便使得他的威尼斯里有了江南的秀色，他的江南水乡里，则有了威尼斯的颜色。

　　渡轮。站在甲板上，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天空，譬如中国画的大泼墨，这一笔，那一笔，五彩斑斓，亦有工笔的线条勾勒，颇有乾隆年间钱大昕的意味，楷法写枝干，行草写花叶。

　　阿忠恍惚起来，以为是在上海，海鸥饭店的窗前，也是这样的图案——轮船，烟囱，屋顶，天际线，拖长的汽笛里，有跌宕萧索的深挚。

　　坐有轨电车,去王宫附近的一个浴场。路灯亮了起来，雨很细,很密,悄无声息，是上海春天毛毛雨的样子。蜿蜒的轨道，爬行在鹅卵石路上，譬如两条游走的水蛇。想起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乘2路有轨电车去八仙桥，去有外廊的金陵路的光景。

　　进得罗马式的大型公共浴场,满眼都是石头，石头的柱子，石头天穹，石头的雕塑，石头的镂花护窗，一种大教堂的恢宏壮观和庄严神圣。

　　著名画家安格尔在87岁的时候画了他一生中最著名的作品《土尔其浴室》——成千上万的男女,在撒满鲜花的浴池里杯盏交错,尽情享乐。他和毕加索一样，老得抽不动烟了，但始终顽强地保持着抽烟的欲望。

　　浴场中间，一个巨型的石头圣坛上,铺开波斯线毯,躺在温暖的石头上，阅读帕慕克的《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阿忠的心灵有深深的隐疼——我们的文化和文明，在我们急于画虎类犬地模仿西方城市时突然毁灭了。自觉为知识分子的阿忠感到内疚、失落、无奈，还有愤怒。

　　暮色笼罩了蓝色的清真寺，鸟儿飞过，不着痕迹。

　　曾经，一个冬日，在日本伊豆，川端康城写作《伊豆舞女》的地方，同行者沉沉睡去，阿忠独自一人来到温泉浴场，鱼儿一般，潜入池中。他在等待。大约一支雪茄的功夫，玻璃幕墙外，露出了天光⋯⋯晨曦，淡淡的雾气里，房子出来了，海湾出来了⋯⋯那是浮世绘的构图。他无语。他被美震慑。

　　本雅明说，外人看一座城市，感兴趣的是异国情调或美景。而对一个把故乡当异乡、对异乡深怀乡愁的人来说，却始终掺杂着参差对照的回忆。这种回忆，有一种优美的忧伤的气质。

　　这样的气质，日后，落在了画布上，成就了阿忠的欧洲印象系列。

　　那天，在阿忠的画室，一幅未完成的油画，极简主义，只有两种颜色，白色和蓝色。

　　阿忠说，这是希腊。

　　希腊是上帝随意撒出去的一把珍珠。

　　那里有世界上最美的日落，最壮阔的海景，其中的一座小岛——圣托里尼岛，是希腊的文明发源地，疑似柏拉图笔下神奇古国亚特兰提斯。

　　白色的船，白色的帆，白色的细浪，白色的海鸟，白色的村落，一条白色的小船游过，划出一道白色的水际线——蓝色的天，蓝色的海，蓝色的桌子，蓝色的床——希腊把全世界的蓝色和白色全用完了。

　　在希腊，人们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做艺术家，要么骑着驴在港口和村落间游荡、坐船去火山岛闲转、在爱琴海边吃烤肉、在伊亚看落日，然后把自己的灵魂染成白色或者蓝色。阿忠是那种不放下也自在的人。天上人间，他都能兼顾。梦醒转来，梵高的激情，修拉的点彩，克利的冷毅，莫迪利亚尼的简洁，以及吴昌硕的金石味、文人气，融合成阿忠特有的中西艺术道行。

　　19世纪后期，写实主义注重素描、结构、触觉，印象派倾向于色彩、气氛、视觉和意念。阿忠的取向，着意于氛围、气息、空气的流动、光线的关系。他的欧洲印象系列，改变了建筑外墙的颜色，拆散了建筑的物理结构，把色彩的表现空间压缩到极致，将具象打碎，用自己的审美趣味和心念做了色彩和线条的重新拼贴组合。巴黎的街灯，威尼斯的窗子，希腊的城墙，安特卫普的街道，每一个细节里，读得出普鲁斯特、雨果、狄更斯，或者米开朗琪罗、高更、塞尚⋯⋯是寓含江南水墨、东方禅意的十四行诗，工整和规矩中，营造出收敛的浪漫。

　　阿忠说，艺术家应该是一个熔炉，具有高温，冶炼古今中外一切可用之材，烧制出自我的有色合金。

　　1979年，在“上海十二人画展”上，阿忠遇见诗人、画家芦芒。他对阿忠道：“不要再去写生了。你现在需要的是心中的感受，画出你心中的感受。”

　　一席话，一扇天窗。柳暗花明。所谓心悟万物。

　　六祖慧能在菩提树下为“风动”还是“幡动”问题争辩。六祖慧能说，不是风动，也不是幡动，是心动。

　　心，是感悟，是境界。架上绘画的题材，一代一代，亘古不变，不同的是，大师们用心灵点燃了艺术，涅槃出各自的风骨和精神。

　　岁月无边。

　　守候架上几十年，那根搁置画布的横档上，积满了厚厚的油彩。阿忠有慧根，有悟性，他从大师手中借得一根火柴，划亮了堆积在桌上的器皿，从此，光不动，树不动，山不动，物物不动，而一颗艺术的心灵却在物体中流动，嫁接出互为对话、映衬、补充的两种绘画语言——油画和国画。

　　点染春衫无限度。

　　阿忠一手油画，一手水彩，形成了迷人的混血气质。他的荷花系列是南朝的乐府，小令，清新、伶俐、委婉，又如宋人长短句，几根线条、三二墨块、一团朦胧。一副落款为《凌波仙子》荷莲，一枝花梗从画的左侧斜探出来，几乎横穿过整幅画面，直达画的右上方，加上荷花的重量，整幅画向右倾，笔力扛鼎，出奇制胜，隐约间，又找得到油画的技法。

　　西班牙画家米罗，也画过一张水墨，窄窄的一条，像中国的手卷，点缀着浓淡不同的墨点，不经意间，自有一种醉人的情趣。黄阿忠的企图心，大约是要在东、西两界之间穿越。

　　画室里总找得到好茶。阿忠抿了一口桂花龙井，领我在八仙桌前坐下，从书堆里抽出一本他的水墨画册，自己则坐在棋盘前。无人对弈，就一个人，静静的在那里，点一支烟，比缓慢还缓慢，一口一口，吞云吐雾，自得其乐，自我享受，一派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名士做派。

　　坐在阿忠的对面，埋首于画册。前几页，全是山水，孤舟，小溪，村落，田地，树林，远山，天际，惜墨如金的一点鹅黄，一点翠绿，有似曾相似的感觉。待翻倒后面的莲荷，豁然开朗。却原来，阿忠在纸笔砚墨之间，追求的是一种埋金埋沙的泰然，怡然和安静。

　　一位女子进来，五官匀称，在水池里捧出一碟鲜果，摆在桌上，殷勤周到。

　　“红袖添香了?”我问。

　　阿忠圆圆的脸笑成一个弥勒佛。

　　于是打趣说要庆贺。

　　女子倒也大方，没有忸怩，去酒柜取酒。酒吧台上，一捧风干的莲，硕大的叶子，遮天蔽日，红尘积淀下的妩媚，经历了四季，俨然已是不见岁月的没骨莲了——那是阿忠喜欢的化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