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们提到“改变”的时候，想到的会是什么?是彻头彻尾的颠覆，还是固执己见的粉饰?是人生不可重复的逆转，还是适者生存的妥协?不管人们想到的是什么，“改变”自身带来的变动和震荡是不可回避的，这种动荡感或许是短暂的，但也可能伴随接下来的各个阶段。在传统认知中，很难将“改变”与“可持续”两个词联系在一起，前者的不稳定性与后者的一致性看似互不兼容，甚至针锋相对，但在事实上，这两个概念是彼此存在的充分必要条件：“可持续”的一致性只有在符合时代、社会的渐变条件时才能发挥最大的功用;“改变”的变动性只有在以“可持续性”为前提和目的条件下才能真正的发挥监督、警醒、促进的作用。

　　2012年8月15日，北京德国文化中心·歌德学院(中国)联合北京伊比利亚当代艺术中心、海因里希·伯尔基金会、德国联邦文化基金会，共同举办“改变的力量!美学与可持续的探索”展览，试图从能源、生物资源、社会资源等多个层面提供一种全新的“可持续”内涵，并通过文化、艺术、科学等手段使大众可以直观地体验“可持续”的概念，思考在当下这一变动的社会中，人们应如何应对各种危机，如何利用“改变的力量”实现长期的、富有建设性的可持续性生活。

　　“可持续”发展问题一直是全球各个国家和区域共同面对的战略问题。从国家和区域的立场上看，“可持续”不仅是增强实力的重要措施，同时“可持续”的关注焦点也反映出国家或地区的核心价值观。从社会个体层面上，“可持续”不仅关乎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同时又需要依靠个体的力量进行推行和实践，因此，无论是科学界，还是文化、教育、艺术领域都对“可持续”保持密切的关注，并以各自不同的方式配合、干预各项“可持续”措施。

　　在这样的背景下，艺术家的个人创作活动与方式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区别于以往创作的独立性，在关于可持续、环境、能源、资源、城市生活等话题上，更多的艺术家选择了与社区、地区合作的方式，共同完成创作。除了改变创作的方式，在创作目的上，艺术家个性化的私密表达也逐渐被集体成员的共同诉求取代，并用温和的话语方式消解尖锐的冲突。约瑟夫·博伊斯的作品《7000 棵橡树》可谓是这种双重转向的经典之作，大地艺术代表人物罗伯特·史密斯的《螺旋防波堤》也反映出艺术家在社会问题山的某种自觉性和敏锐性。

　　相较于前辈艺术家，当代艺术家关注的问题更加具体化和生活化，他们通常会选择用冷静客观的态度观察、呈现已经发生的或已经造成一定影响和伤害的事件，用最朴实和简单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沉思与反省，同时引起人们的关注与思考。例如艺术家拉维·阿加瓦尔的作品《你可曾见过河畔的花》、詹尼弗·阿罗拉与吉勒莫·卡萨迪利亚的影像作品《在议》、柯内莉亚·黑塞-霍内格的作品《半翅目—变异世界的图像》、伦佐·马滕斯的影像作品《插曲三·享受贫困》等都表达了艺术家对现实和事实的哀悼与反思，这些真实存在的事实为“可持续”发展敲响了警钟。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艺术家创造性的为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勾画蓝图，作品不仅具有创造性还带有很强的实验性，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类作品可以归为艺术家利用个体行为为可持续发展出谋划策，利用个人力量改变现状。奥拉维尔·埃利亚松的项目计划《小太阳》为新能源的利用与发展提供了具有可行性的方案;克里斯蒂安·库茨设计的《风力?简单!》与《脚踏动力洗衣机》同样涉及能源的使用和分配问题;而松坂爱友美的《我的循环》则对人们未来可能的生活方式进行了探讨。

　　尽管当代艺术家的态度变得温和，但这并不代表艺术家主动去除了自身的反叛性与前卫性。从展览中可以看到，艺术家的创作更多的由“表现”转为“记录”，记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是不以结果为导向的漫长进程，它表面上似乎不带有任何主观的情绪和判断，但在其内部，它的每一步发展和每一种变化都会引起人们的关注，并时刻提醒人们回想创作的初衷，并对比过去、当下与未来。

　　意大利导演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在《云上的日子》中曾讲过一个“等待灵魂”的故事，当下的社会就像一台不分昼夜运转的巨大机器，仿佛故事中连夜赶路的印第安人，而生活在其中的我们是否能够意识到如果我们走的太快，我们的灵魂将会跟不上我们的步伐，从而使每个人变成“行尸走肉”。有时当我们按照所谓持续的状态一直向前时，应该多回头看看方向是否正确。改变与可持续从来都不是相悖的概念，改变是为了更好的持续。